一個英國女子，因為熱愛中國文化，又恰好遇上了與她心心相印的中國男子，於是夫唱婦隨，來到中國，在幾十年的歲月中，綿綿持續地為自己的熱愛竭誠付出，九死不悔，直至奉獻終身。
這女的叫戴乃迭，男的叫楊憲益，兩人都身世不凡。
戴乃迭出生於北京一個英國傳教士的家庭。父親戴樂仁受倫敦傳教會派遣，在中國負責救災援助和庚子賠款的使用工作。這樣的家庭衣食無憂，即便她出生的那年正趕上五四運動激起的動盪浪潮，戴乃迭的童年仍然十分快樂。
戴家在北京抽屜胡同有座玲瓏別致的小四合院，在北戴河海邊還有棟小別墅。這樣的居住條件，夏日可去海灘避暑，冬日能在北海湖面溜冰。一年四季，過年的廟會，元宵的花燈，清明的風箏，端午的艾葉，中秋的傳說，都給戴乃迭留下了難忘的印象。
這天，戴乃迭和姐姐騎着童車在馬路上玩耍，被一群士兵團團圍住。這些士兵出於好奇，向姐妹倆提問、逗樂。因為並無惡意，姐妹倆沒有感覺害怕。但士兵的圍觀卻讓母親塞琳娜深感擔心。
考慮到孩子的安全，戴乃迭7歲時，塞琳娜帶着兒女們返回了英國。
戴乃迭在英國柴郡讀了一年小學，又入一家教會學校做了十年的寄宿生。1937年，18歲的戴乃迭考入了牛津大學，攻讀法國文學，後又轉攻中國語言文學。
當年牛津大學有許多俱樂部性質的協會，導師修文斯介紹她加入了中國協會。一生的姻緣由此而始。在協會中，她結識了後為協會主席的中國留學生楊憲益。楊憲益出身津門富家子弟，父親楊毓璋做過天津中國銀行行長。楊憲益從小便受過良好的教育，他的聰明和幽默，以及渾身洋溢着的中國傳統文化氣息，深深地吸引了戴乃迭，喚醒了她童年時烙印在腦海中的中國情結。當時，楊憲益主持的牛津中國協會，由100多人發展到1000多人，錢鍾書、楊絳、俞大縝、俞大絪等皆是會員。
戴乃迭是協會秘書。與楊憲益交往日多，情感日密。
1940年，楊憲益從牛津大學畢業，哈佛開出高薪誠聘他前往任教，沈從文、吳宓向西南聯大推薦了楊憲益，也發來電報聘請他回國任教。當時中國抗戰正處於最艱困時期，楊憲益放棄優渥條件，毅然選擇了返回祖國。
對於這個決定，戴乃迭表示願意跟隨楊憲益一道回國。楊憲益深受感動，但出於責任，他告訴戴乃迭說：「我們不是去美國，而是到中國內地。那裏烽火連天，吃苦不說，甚至可能危及生命。我是中國人，有責任有義務，我是預備回去受苦的，你願意嗎？」
戴乃迭沒有豪言壯語，也不山盟海誓，只說了一句：「我願意。」
戴乃迭的母親知道後，不斷勸告女兒別去中國，見她執迷不悟甚至把話說絕：「你嫁給一個中國人，最終一定後悔。要是有了孩子，這孩子也會自殺！」但戴乃迭意志已決。
倒是父親戴樂仁開明豁達，對兩個年輕人的結合表示祝福，只是提醒女兒：「先別忙着結婚，可以在中國內地住上幾年，如果覺得受得了那個苦，再結婚不遲。」
此時，楊憲益方面也面臨壓力。當母親見到兒子漂洋過海，身邊帶回的朋友，竟然是金髮碧眼的洋女人時，直接就病倒了。就連親朋好友，也都紛紛表示反對。最終，經多方解釋，楊憲益總算說服了家人。
1941年2月16日，這對異國夫妻在重慶舉行了婚禮，證婚人是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楊憲益的母親身穿旗袍也來到了婚禮現場。教育部次長杭立武是戴乃迭父親庚款基金會的同事，也被邀請。羅家倫為楊憲益和戴乃迭證婚，是有原因的。他聽說楊憲益要到西南聯大任教，便中途攔截，動員這對新人來中大教書。楊憲益母親擔心兒子到昆明後的安全，也希望他們留下。於是夫妻二人留在了重慶，被安排到中大柏溪分校。
戴乃迭和楊憲益
婚後不久，杭立武宴請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同席者有財政部長孔祥熙與夫人宋藹齡、國防部長何應欽夫婦以及美國駐華大使夫婦。楊憲益說，「我們倆是席中唯一的沒有官方身份的人。」席間，杭立武表示希望楊憲益加入國民黨。楊憲益說：「君子不黨，是孔子的話，所以我不加入。」婉拒了杭的邀請。
在中大教書期間，有一次學生問戴乃迭對三青團的看法，戴乃迭直率地說，她不喜歡這類組織，這讓她想到納粹的蓋世太保。這話傳到張沅長（羅家倫內弟）耳中，懷疑戴乃迭有紅色政治色彩。
第二年夏天，學校拒聘戴乃迭。夫妻二人遂應邀去了貴陽師院。不久，戴乃迭有了身孕，因貴陽地處邊遠，醫療條件有限，母親賽琳娜要女兒到成都分娩，並說好到齊魯大學執教，校長是賽琳娜的朋友。等戴乃迭到了成都，齊魯大學校長易人，聘書作廢，戴乃迭於是去了光華大學。42年孩子出生，取名「燁」有光輝燦爛、明盛美茂的意思。楊燁的出生，給小家庭帶來了無限的快樂。那兩年，夫婦倆為了生計，帶着幼小的兒子坐在拉貨的「黃魚車」上，在川黔公路上來回顛簸。直至1943年秋，經盧冀野介紹，來到梁實秋主持的北碚國立編譯館工作，生活才算安定下來。
當時，將英文名著翻譯到中國來，這方面的人才並不缺乏。但主持這項工作的重慶國立編譯館負責人梁實秋，更想讓歐美主流國家認識中國，這就必須物色合適的人選來翻譯中國名著，梁實秋一直為找不到人選而感到犯愁。
經過多方打聽和盧冀野推薦，梁實秋發現楊憲益夫婦是最好的人選，在他的主導下，楊憲益和戴乃迭共同翻譯了史學名著《資治通鑑》。
經過這次翻譯，楊憲益夫妻二人的翻譯大門，從此逐扇打開。二人年復一年，強強聯手，翻遍了中國著名古典文學作品，陸續將它們推向世界，讓更多的外國人認識和了解了中國。
1945年抗戰勝利。10月，大女兒楊熒出生。1946年秋，楊憲益夫婦隨編譯館遷往南京。船過三峽，人無恙，行李船卻不慎側翻，七八箱由倫敦帶到香港，又由香港輾轉帶到重慶的珍貴藏書，全部付之東流。在水上漂泊了17個晝夜之後，終於來到了南京。除了在編譯館工作，楊憲益還在中英文化協會兼差，戴乃迭也在學校兼職教書。他們用積蓄在傅厚崗買了一處房子，生活自此穩定下來。
數年後，風雨蒼黃，雄師過江，南京改天換地，楊憲益轉而為新政權工作。有段時間被任命為市政協副秘書長，工作繁忙。戴乃迭則在南京大學外文系教書，當時正值抗美援朝，學校中的英美籍教師倍感壓力，有的選擇了回國。戴乃迭處境不是很好，但仍積極參加相關活動，與楊憲益一同響應號召，拿出積蓄捐獻了一架飛機。為此還變賣了自己的首飾。
1951年北京發來一紙調令，讓戴乃迭、楊憲益進京參與「毛選」翻譯委員會工作。因楊憲益想去復旦搞學術研究，所以婉言拒絕了。
第二年夏天，北京再次發來調令，作為「政治任務」，要求戴乃迭與楊憲益到北京參加「亞太區域和平會議」，擔任翻譯工作。進京不久，又抽調他們替宋慶齡編輯英文版的《為新中國而奮鬥》。工作完成後，夫婦二人調到外文出版社從事中譯英的翻譯工作。戴乃迭作為外國專家，工資高達同事的五六倍，一家人生活優裕，身心愉悅。
1957年反右運動，楊憲益平安無事。在外文局，夫婦二人一直都是業務骨幹，受到領導和同事的尊重和禮遇。五六十年代是他們翻譯的黃金時期，夫妻二人中譯英的古代典籍及現代名著，其篇目列表長達數頁；這些譯作都是沒有稿酬和版稅的。
戴乃迭不喜歡政治，但她思想敏銳，性格直率。也因為如此，她在不經意間觸犯了禁忌。1959年彭德懷「出事」，一般群眾毫不知情，戴乃迭從外文報紙上獲悉消息後給領導寫信提意見說：「彭德懷的事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在這兒工作，為什麼沒有人告訴我？」此後個人崇拜日甚，英文版的《中國文學》為了突出政治，刊登了許多對領袖的頌歌，戴乃迭奉命翻譯後，在譯稿上用英文寫道：「childish！」（幼稚！）更為突出的是文革前夕，林彪委託江青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並整理成「紀要」下發。戴乃迭受命翻譯紀要，擬刊登在英文版的《中國文學》上。戴乃迭譯完後用英文寫了一段「批語」，大意是：「這篇『紀要』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中國人可以掘自己的祖墳，可是在中國的對外刊物上掘外國人的祖墳（指『紀要』把西方文藝都打成『資產階級黑線』），這樣的做法在對外宣傳中是非常愚蠢的。」當時的《中國文學》負責人見到批語後大驚失色。將批語壓了下來。
不久，文革烽煙四起。1966年7月，楊憲益因所謂反詩和反動言行，在外文局被揪了出來，成為外文局的「第一罪人」和「牛鬼蛇神」，被掛牌遊街，逼迫他站在三張飯桌疊起來的桌面上接受批鬥。不批鬥時，楊憲益在單位的任務就是掃廁所、拉煤渣。
1968年4月27日，晚飯後楊憲益與戴乃迭像往常一樣舉杯對飲。戴乃迭飲了一杯便先去睡了，楊憲益愁緒深重，借酒澆愁，仍繼續自斟自飲。夜11時，酒喝到一半的楊憲益被傳喚到外文局大樓，在辦公室被宣佈逮捕，並強迫他在「同意」搜查的文件上簽了字。10分鐘後，另有一男一女兩個公安人員進入楊宅，叫醒了戴乃迭，命令她穿衣起床，在搜查了房間後，給她戴上了手銬。戴乃迭問為什麼抓人，答覆是「你自己清楚」。戴乃迭說「我不清楚」。兩個公安叫戴乃迭帶上臉盆、洗漱用品、換洗衣服，然後用吉普車把她送進了北京半步橋監獄。
從此，夫妻二人被關押在同一所監獄，但不允許見面。在被關押的四年中，楊憲益最擔心戴乃迭受不了牢獄之苦而選擇自殺，總是向看守人員打聽戴乃迭的下落，只有得到戴乃迭仍被關押的消息，楊憲益才會放下心來。
在獄中，戴乃迭最擔心的是她的3個孩子。她唯一的讀物是《人民日報》和「小紅書」。後來，也允許她讀美國的左翼刊物。當她看到美國犯人在監獄中可以與家人通信、放風時，戴乃迭十分憤慨，在本子上寫道：「我嫉妒他們！」這下惹惱了看守，看守問她：「你難道不知道他們是法西斯監獄嗎？」戴乃迭回答說：「如果有選擇，我寧願去坐法西斯的監獄，那樣還可以與家人通信。」看守斥罵她思想問題嚴重，必須好好學習。
剛進獄中的頭年冬天，天氣奇冷，沒有暖氣，窗戶也是破的，戴乃迭的耳朵因此長滿了凍瘡。由於是外國人，她被單獨囚禁，她要求和別人關在一起，遭到拒絕。為防止失去語言能力，她只能自言自語，或背誦唐詩。監獄的牆壁很髒，她用牙刷把牆刷得乾乾淨淨，儘量讓居住環境變得整潔。雖然做了階下囚，戴乃迭仍始終維護自己的尊嚴，禮貌待人，對給她送飯的看守總要道聲謝謝。有次看守送來土豆，問她：「你喜歡吃嗎？」她說喜歡。那人便經常送來土豆。她很感謝這位普通中國人的善良。
1972年五一節前夕，楊憲益獲得釋放。一周之後，戴乃迭也被釋放。回到家中，楊憲益早已經整理好了房間，並特別在餐桌上放了一瓶白蘭地。戴乃迭看見後說：四年沒見，沒想到還沒改變過去頹廢的毛病。楊憲益解釋說，這是支部書記指示這樣做的。
在兩人被關押的四年期間，他們的3個孩子都因父母問題遭到不公待遇，受到社會的歧視，只能在夾縫中求生，提心弔膽地過日子。1969年遠在吉林農村插隊的小女兒楊熾回京過過年，已經無親可探，無家可歸。她先是住同學家，後來想去住在北京的大姑媽楊敏如家，在姑姑家門口徘徊了半天，左思右想不敢進門，怕被人懷疑搞「黑串聯」禍及親戚。在舉目無親的情況下，不得不提着小包到河北滄州去找姐姐楊熒……
隨着夫妻二人的釋放，三個子女的回家，生活又開始恢復正常。然而誰也沒有料到，他們唯一的兒子楊燁卻出了問題。
楊燁就讀於北京工業大學，父母被捕後，他被分配到湖北鄂城一家小農機廠。因長相酷似外國人，處處受人提防，曾被人誣陷偷聽敵台受到審查，鐘錶、被子都被拆開，以搜尋他的特務活動證據。楊燁生性好學，在農機廠工作時，托妹妹楊熾寄來過一箱書籍，其中有一本《摩爾密碼》的小冊子，被搜查人員認為是特務活動的證據。因母親戴乃迭是英國人，楊燁理所當然被懷疑為英國特務，受到眾人辱罵摧殘，導致他精神分裂。這種狀態後來一直影響着他，正常時還好，一受刺激就會復發。
為了讓兒子病情穩定，楊憲益和戴乃迭把他送到英國的姨媽家，試圖通過環境的改變讓兒子恢復正常。不幸的是，楊燁始終不能適應英國的生活，只要在咖啡館之類的公共場所，一見到中國人就會慌忙逃走，深怕被抓回中國，這成了他始終無法擺脫的恐懼。久而久之，他不堪重負，最終選擇了自焚。那天，他把自己反鎖在房中，給自己澆上汽油。從自焚的時間看，他的頭腦應該是清醒的，他選擇在姨媽出門前的幾分鐘點火，以避免燒毀整棟樓房。
他短促的一生，僅僅活了三十八歲。
兒子的死，印證了母親當年的預言，使戴乃迭倍感傷痛。她從此鬱鬱寡歡。為從悲痛中掙脫出來，她一面發瘋似地工作，希望在打字機的嗒嗒聲中忘卻悲傷；一面以煙酒為友，在裊裊的煙霧和微醺的醉意中麻痹自己。
楊憲益深知戴乃迭的痛苦，但他無法化解，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戴乃迭晚年變得痴呆的時候，謝絕一切交遊，朝夕相伴，陪同他的英國妻子，一步步走完悲愴的最後歲月。
1999年1月17日，戴乃迭去世，終年80歲。
這位偉大的女性，為中國服務了一輩子，她在《自傳》中這樣寫道：「我來中國不是為了革命，也不是為了學習中國的經驗，而是出於我對楊憲益的愛，我兒時在北京的美好記憶，以及我對中國古代文化的仰慕之情。」
難怪她的心靈會這樣純美，也難怪畫家趙蘅在懷念她的追思會上說，她的這位舅媽「好看得像一幅畫」。
2021-0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