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紅樓夢》的譯者，當代中國著名的大翻譯家楊憲益，了解他的人無不敬重他的學識和修養。他與洋夫人戴乃迭珠聯璧合被稱為中國翻譯界泰斗。文革期間楊憲益一家受到迫害，三個孩子因受父母的牽連，過着身無分文且遭人歧視的生活。其獨子更是因迫害導致精神分裂而自焚。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人在北京的楊憲益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譴責當局血腥鎮壓，隨後宣佈退出中國共產黨。
楊憲益是一個才華橫溢性格溫和的天才翻譯家，24歲在英國留學期間翻譯了《離騷》，名噪一時。我們熟知的《楚辭》、《史記》、《資治通鑑》、《魯迅文集》都翻譯自他的筆下，他還是把《史記》推向西方世界的第一人。也是迄今為止，全世界唯二的《紅樓夢》全英譯本的譯者。
人生最大的亮點：公開要求退出中共
1989年春夏之交，由北京青年學生發起的反官倒反腐敗倡民主的愛國運動遭到中共的血腥鎮壓。6月4日凌晨，中共在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一帶開槍屠殺平民和學生。據統計，至少3000多人被殺害，受傷者10倍左右。
1989年6月4日上午，75歲的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在接受英國BBC廣播公司記者採訪時說：
「這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可恥的事！這樣的血腥屠殺過去的任何反動政府都沒有幹過，北洋軍閥、國民黨政府都沒有殺過那麼多手無寸鐵的無辜百姓；甚至連日本侵略者在佔領北京的時候也沒有幹過這種事！很多人都親眼目睹了這場殺戮。見證人看到一個7歲的小女孩在人民大會堂外被槍殺；還看見女學生的眼睛被子彈打穿；有的人被打掉一半臉；學生並非在抵抗，他們只是手挽着手地企圖擋住軍隊的推進，但是士兵就用機槍胡亂掃射。學生走開的時候，軍隊還從後面追着向他們開槍。」
「我譴責戒嚴部隊屠殺北京市民的罪行！中國人民是殺不絕也嚇不倒的！他們可以將我也加在殺害的名單之上，但是他們不能夠殺光我們所有的人！他們不可能摧毀整個的國家！」
將近1989年底，中共宣佈：所有黨員必須重新登記，同時每人要寫一份關於」天安門事件」的自查總結。這是中共慣用的思想監控手法，自所謂延安整風運動開始，這種清黨整人鬧劇就不斷上演。89屠殺之後的整黨風一起，人們自然憶起「反右」和「文革」的光景，無形的屠刀似乎架在了脖子上，為了保命，跟着中共的調子走就成了大趨勢。
楊憲益仍然譴責那些應對這起悲劇事件負責的掌權者，不承認自己有任何過錯。所以他決定不參加「黨員重新登記」。他寫了一個紙條給黨書記說：「我的認識仍然和以前相同，所以我要求退黨。」
一九九九年一月，戴乃迭生前與楊憲益最後一次合影。(雷音攝/網絡圖片)
楊憲益通過BBC電台向全世界譴責中共軍隊的暴行後，戴乃迭整天擔驚受怕度日如年，身體垮了下來。在擔心着楊憲益安危的一場大病後失去了記憶，喪失讀寫能力，再也沒有恢復過來，直到1999年離開人世。而楊憲益在夫人離世後，再也沒有翻譯過任何東西。
2009年11月23日，楊憲益在北京煤炭總醫院逝世，享年95歲。
「白虎星」下凡
近日，網易《雜家Misc》欄目發表了一篇關於楊憲益的文章，描寫了一段楊憲益的神奇身世。
1914年的某個深夜，一個婦女做了個胎夢。沒有任何預兆，老虎跳進了她的肚子。
算命先生說，這既是吉兆，又是凶兆。這個男孩將會孤單地長大，他父親也會因他的誕生而受到威脅。但這個小孩在歷經危險與磨難後，便會取得成功。
這位算命先生的預測挺準確。
楊憲益出身名門望族，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父親曾留日，擔任過天津中國銀行行長，也是中國當年最為傑出的金融家之一。他的家族，與前清官僚、北洋軍閥都有密切關係。小時候穿的絲質黃馬褂是袁世凱所贈，當時只有清王室的王子才能穿。童年享盡榮華富貴，父親的離世卻將他一夜之間帶入沒落清貧的境地。
年輕時的楊憲益（網絡圖片）
1934年，楊憲益登上了去英國的輪船。只用了五個月的時間，楊憲益就學會了希臘文拉丁文，通過了牛津大學的入學考試。
1939年，在牛津大學讀中文的英國女孩戴乃迭向父母宣佈，自己畢業後要回到中國工作生活。戴乃迭愛上的中國男孩，就是楊憲益。此時，他是牛津大學中國學生會的主席，她是學生會的秘書。
兩人的愛情卻遭到了父母的反對。母親是傳教士，在中國生活了30年，她甚至預言說：「如果你嫁給一個中國人，肯定會後悔的。要是你有了孩子，他會自殺的。」
誰能想到，當年戴乃迭母親撂下的氣話，竟一語成讖：若干年後，他們唯一的兒子楊燁，因經受不住文革的迫害而導致精神分裂。送到英國治療時已然病入膏肓。絕望的楊燁點燃了汽油，自焚身亡。
一九四一年二月，楊憲益與戴乃迭新婚照片。（網絡圖片）
文革中楊妻被脫光了衣服進行檢查
雷音所著的《楊憲益傳》一書中披露了楊憲益一家在文革中遭受到的迫害。
68年年初，江青就說過這個話。她說不要相信在這兒給我們工作的外國人。外國人中間有不少是特務，而且有些是潛伏很久的，解放前就到中國來了，假裝給我們工作，實際上是特務。她這個話一說，就開始抓外國特務了。
一天晚上，差不多十一點，一群人包括解放軍在內將楊憲益從家裏拷走「我當時還研究了一下，是那種活手銬，越動越緊的那種。到了樓下，工友看到我還挺驚訝的，看我半夜從樓上下來，戴了個手銬，還穿雙拖鞋，踢里踏拉的下來了。結果，來不及換鞋子，就把我帶走了。」(楊憲益訪談，1994年5月16日)
戴乃迭是從睡夢中被驚醒的。對她的搜查大大嚴於楊憲益。她甚至被脫光了衣服進行檢查，這是對最「危險」敵人的做法。楊憲益在《自傳》中說：
乃迭在我被捕後的同一夜裏被捕。幾個女人甚至脫光了她所有的衣服進行徹底搜身。而對我根本沒有搜查。我想，他們認為她是一個十分狡猾陰險的外國間諜，一定隨身藏着密電碼或者什麼特殊的儀器。她被判單獨監禁，比我嚴厲的多。(楊憲益：《白虎星照命》P237，雷音譯)
戴乃迭被捕的原因是，「戴乃迭用打字機打了一封信，把毛澤東內部發表的詩，還可能有幾句所謂最高指示，沒對外(發表)的，寄到倫敦的進步朋友那裏。這個信被扣了。戴乃迭那時候太崇拜毛主席了。她的主觀願望是宣傳毛澤東思想，可(這邊)扣她泄密。」(鄒霆訪談，1995年12月28日)
現在看來，當時逮捕楊憲益夫婦的最過硬的「罪證」就是戴乃迭的這封信。就這樣，僅憑一封「泄密」信件，僅憑「懷疑」就使楊憲益和戴乃迭雙雙坐了四年牢。
楊憲益和戴乃迭被帶走之後，公安部門緊接着對他們的家進行了徹底的搜查。他們把熟睡中的楊憲益的兩個女兒叫醒，讓她們作為搜查的見證人。搜查完(什麼「罪證」也沒查到)之後，公安局把楊憲益的房子封了起來，只留一間房給他的兩個女兒住。從此，楊憲益一家五口散作五處，楊憲益和戴乃迭被分別關押，三個孩子各自到了湖北、河北和東北，到「廣闊天地」中去「鍛煉」了。楊燁分配到湖北鄂城一個農機廠後，受到嚴重政治迫害，最終導致他神經分裂。
唯一的兒子楊燁因文革迫害而導致自焚身亡（網絡圖片）
楊憲益當然有憂慮和愁苦。他說他最不放心的就是妻子乃迭(他還不知道乃迭也像他一樣被捕)和兩個女兒。看守長微笑着說乃迭很好，他沒有想到，妻子受到的是比他嚴厲的多的「單獨監禁」的「待遇」，而三個孩子因受父母的牽連，過着身無分文且遭人歧視的生活。
楊憲益在自傳中說：如果我在監獄裏知道了這一切，我會憂心的多。可那時我什麼都不知道。因為，即使在那個時候我仍然是太相信黨了。在這種欺騙的話語下，我的擔心大大地消釋了。(楊憲益：《白虎星照命》，237頁，雷音譯)
楊憲益與夫人一生琴瑟和諧（網絡圖片）
阿波羅網白梅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