蹤跡
2022年2月28日上午，我行走在四川省成都市的街頭，突然被一批身份不明的人從我身後將我包抄，其中兩人迅速上前挾持住我。他們聲稱是警察，但拒絕出示證件。在用手銬將我背拷之後，他們用我的外衣蒙住我的頭。整個過程彷佛一場隱秘的行動，大街上甚至連路人都沒有反應過來，我已經被一輛黑色汽車帶走。
初步辨認，我前後大概是三輛或四輛車，在開到一個轄區派出所後，我被帶到一條通道底部的羈押室進行審訊。審訊我的人比較龐雜，這很有共產黨人海戰術的特徵。按照慣例，他們問我第一句話是，"是否知道你犯了什麼事"。我說當然知道，同時也告訴他們不用繞彎子，直接點。在一輪訊問後，一份羈押書遞到了我面前，上面列出了我的罪狀："216尋釁滋事案"。
216的意義對我而言很清楚，因為正是兩周前的2月16日，我在國內網絡上粘貼了一篇我的文章：《客觀評價習近平》。
這篇文章最早在國際網絡發佈，在發佈後第二天便有人通過聊天工具對我釣魚。當它出現在內網（幾乎很快就被刪除），立即觸發了網監的警報。這也引發了一串連鎖反應：我的網絡很快被入侵；而大約一星期後，我的身邊開始出現佈控人員；隨後他們切斷了我的家庭網絡，並偽裝為電信人員上門探查。——雖然警察會認為他們的工作很到位，但偽裝者身上那種特異的氣息很容易引起人的警覺。他們走後，我在拆開的路由器中發現了"小部件"，同時發現我所有電子設備的攝像頭和麥克風已經被入侵；此外，他們還在我家周圍留下了一些細小且特別的物理標識。
其實自我發佈文章以來，我的手機就幾乎保持在無卡狀態，同時我對所有賬號採取隨機密碼，並將數據做了編碼和加密。當時正值新冠疫情鼎盛，儘管我輾轉在很多城市之間，但從未安裝"健康碼"。——不過顯然我的工作並不周密，我忽略了那些看似無關痛癢的細節，而這卻正是技術上鎖定一個人的關鍵。然而我也並不意外共產黨會找上我，因為如果有某件事讓最高領導人丟了顏面，下面的人則必然會傾盡全力。
在派出所兩天後，我被轉送到一個郊區"定點羈押"賓館，在那裏進行隔離和審訊。其實在我看來，審訊已經毫無意義，因為整件事是一出"明牌"。但讓我未料到的事，共產黨打的是另一個算盤：他們抓捕了我的母親，抓捕了我的愛人。他們掃蕩了我的家，翻箱倒櫃地進行搜查。他們調出了我的微信和支付寶記錄，同時盤查了我的親人，朋友，工作同事，甚至小學同學。——我知道"禍及家人"是共產黨的慣常做法，而且我的愛人正懷孕在身，這更讓共產黨看到了機會；因為對孕婦和孩子上手段，通常最有威懾效果。不過這般大張旗鼓之下，他們卻不得不接受一個不甚滿意的結果：我獨自部署，獨自完成，獨自挑釁了領袖。
同時我的家人也對警察抓捕我一片困惑，因為我始終是一個獨行者，雖然斷續發佈文章近兩年，但我身邊人一直不曾覺察；在被抓之前，我曾告訴家人我會出事，但沒人把這話當真。因在為生活中，我給人的印象是並不關心政治。
接下來的過程，大體就是國保，檢察院，法院，為了向領袖交差而進行了一系列詭譎而猥瑣的"犯罪事實擬定"流程。在接近兩年的關押後，並在我堅決不認罪的情況下，法院最終以尋釁滋事判處我兩年半徒刑。我並未上訴，因此按照程序，我和一大批已決犯人被運往監獄（行話中稱之為"上山"）。
在關押期間，生活律師告訴我，我已經有了一個女兒。我寫信告訴妻子，我很愧疚，但對這件事卻從未後悔（當然這封信她也從未收到）。而且隨着關押日久，這種態度也變得愈加決絕。我經常問警察（或國保）一句話：你們是不是認為每個中國人都怕死，或許你們應該把槍抵在我頭上。
洄游
其實直到走出監獄的那一刻，我的家人對整個事件也不甚明了，只聽說我批評了領導人；並且儘管警察對他們進行審訊，但從始至終都拒絕告知他們實情。
我的妻子告訴我，家裏都是老人孩子，我被抓後大家手足無措。她和我的父母幾乎同時被帶走拘禁，警察不斷威脅他們要他們交待，但卻又不說明要他們交代什麼。——這讓我很惱怒，共產黨為了迫使我屈服，故意在一個孕婦和兩位年近70的老人身上玩弄手段。而我也能想到，警察在面對婦孺和老人時，向來是十分猙獰的。
妻子還告訴我，一開始有律師朋友打算幫忙，但很快就接到了"相關部門"的警告，讓他們不要插手此事，否則便斷送他們的職業。她當時打聽不到我的消息，也不知道能為我做些什麼，只能整日哭泣，但身邊人告訴她這會傷害未出生的孩子，她才只能去強行抑制悲傷。
我的家人不懂政治，只是隱約勸我別再重蹈覆轍。他們提醒我，事情已經過去，多考慮家庭和孩子。的確，我有了一個女兒，事發前她還未出生，但出獄見到她時已兩歲有餘。——在一切困苦的境遇中，孩子總是人們最大的慰藉，尤其在中國監獄那種暗無天日的環境中。
但我明白，儘管我走了出來，事情卻並沒有一筆揭過；——自我回家後，各個部門的警察便開始頻繁上門，其中有社區警察，行政區警察，戶籍警察等等。他們給我家人打電話詢問情況，或者邀約我見面，有的則會直接上門，借"登記"之名進行騷擾。
顯然我已經被定義為一個不穩定因素，並且經過兩年多的接觸，警察清楚我不太會妥協。我回家後處於深居簡出的狀態，除家人之外，每天面對的都是人工智能，因為這是比某個政黨或意識形態更意義深遠的東西；但警察對科技是無感的，他們只關心我的動向和意圖。
對共產黨來說，過於安靜或過於焦灼的態勢都會讓他們不安；也或許是上級給了太大的壓力，畢竟我的事讓領袖十分丟臉（除了文章之外，還包括在牢獄中的一系列行為）。在一次交流中他們坦誠地告訴我：我是重點人口，必然會受到高度監控。警察曾懷着深意勸誡我："為什麼不好好帶着孩子呢，她應該要上幼兒園了吧"。
警察的話讓我想起，在我帶孩子出門的必經之路上，正好有個幼兒園；孩子總被其中的喧鬧所吸引，但我卻更多地留意到每天早晨那些老師帶着孩子們唱國歌。六一兒童節這天，幼兒園舉行慶祝會，露天的會場拉着一個橫幅，前面的字不清晰，但結尾濃重地寫着"童心向黨"幾個大字。孩子們坐在凳上，一律面朝前方；老師拿着話筒站在橫幅下，不停地向這些幼童宣揚要如何忠於共產黨。——這種氛圍讓我搞不清這節日屬於孩子還是屬於黨；儘管這天風和日麗，但我注意到穹頂上始終有一片烏雲；它在我們周圍投下了一片陰影，這陰影蔓延在整個社會中，甚至裹挾着每一個孩子。
共產黨十分清楚，孩子是每一個父母的命門；從我的事件爆發開始，他們就一直用孩子作為手段。在我被審訊期間，警察和國保刻意將我妻子關押在一個四面柵欄的囚籠，然後拍照給我"欣賞"，他們頗具玩味地告訴我："你老婆肚子裏可有孩子呢"。在檢察院審訊期間，一群女檢察官刻意在各種文書中標示我的孩子，以提醒國保和法院將這個未出生的孩子和案子掛靠起來。而在我回家後，一個善於搞突然襲擊的社區女警察，曾多次帶隊堵在我家門前拍攝。她似乎明白那些黑色的警服可以給孩子帶來心理上的威壓；在最終將我孩子嚇哭後，我和我妻子都憤怒了；但她油滑地說，孩子要做登記，這是政策。
我在牢獄中曾給了警察們一句評價："在婦孺面前，你們是豺狼。在強者面前，你們是鼠輩。"——因為當你對共產黨觀察到細緻入微，會發現他們面對婦女，幼兒和弱者時，所有的暴戾，陰毒，猥瑣，都會肆無忌憚地展現出來。
預表
中國人大多畏懼強權，且視生存為第一要務；但每一個時代和困境下，卻總有人去抗逆強權。誠然，抗逆之下必有折損和犧牲，但他們卻寧願殞命也不屈就。
或者正是因為這些人的信念中多了"自由"二字。我曾寫信給妻子說："願成年人的犧牲，最終換來稚子的笑容。"（當然這封信她也從未收到）。同時我看到幾乎每一個政治犯身上都沒有妥協的一面，大概正是這"自由"二字，在他們的心靈中佔據了太高的權重。
民間有一種老道而世故的說法：共產黨即便專制，總還給你留了吃飯和性交的權利。——但對一些人來說，自由被禁錮，吃飯和性交都是壓抑的。
對共產黨來說，往事不會成為過往，人一旦存在政治問題就會被打上烙印；而同樣地，我被關押判刑後，也不會一笑泯恩仇。在我看來，因政治言論便可以將人入刑，在人類社會中當屬極度荒謬。而我的事件還只是共產黨眾多政治壓迫中的一例。
但對我而言，這卻也是共產黨給予的一筆難得的饋贈。——我經歷了佈控跟蹤，技術手段審訊，看守所關押，檢察院提訊，起訴，法院三次開庭審判；此後更和一百多名犯人一同"上山"，經歷了監獄中的入監隊和勞改隊；我窺見了他們隱秘的手段，看到他們在牢獄中如何對犯人進行"管理"和"勞動改造"；我還看到他們如何收買和威脅律師，以及如何將司法和訴訟作為一種權謀和專制工具；
在關押期間，我經歷了新冠病毒在監區內的集中爆發，同時也看到導致政府放開疫情管控的白紙運動參與者被抓捕與關押；我接觸了形態各異的犯人，有刑事犯，政治犯，職務犯，死囚；有盜竊犯，黑社會，毒販，殺人犯；有基督徒，穆斯林，法輪功，全能神；有新疆人，藏族人，外國人；——其中不乏讓我觸動的案件和讓我耳目一新的交流；我在他們中看見過讓人不齒的怯懦，但也看到過大無畏的勇敢。
國家暴力管制機關（看守所，監獄等）是國家司法制度最直接的折射，而這些機構對內部信息是嚴厲管控的，甚至會脅迫犯人在釋放前簽署"保密協定"；——我在看守所得到了人權就是人均空間1.5平米的說法，也了解到在這種幾乎全封閉的地方，犯人們和警察之間奇妙的共生關係；以及由派出所，看守所，再到監獄，司法系統如何構築了一個暗藏的"罪犯經濟產業鏈"。——人們或許在外面通過宣傳畫冊了解過管制機關內的生態，但這些只能說是宣傳口徑下的浮光掠影；而宣傳與真實的落差，決計會顛覆人們的認知。因為這個司法系統似乎可以無限地向下探底；——最初我認為審訊階段的陰暗便足以驚訝世人；但當我來到看守所，則認為此處才是真正的惡濁之地；而當我到了監獄，才最終發現21世紀仍然可以存在與文明隔絕的集中營。
不過客觀地說，儘管司法系統充斥着荒誕，下作和猥瑣，但其中仍不乏一些具有能力和素質者。其實共產黨最難洗腦的地方還在體制內，雖然與我接觸的人會避免在政治上表態，但其中一些在與我交流時卻毫無避諱。——這在於共產黨的成分其實很複雜，且無論習近平如何強勢地整頓內部，也無法避免其中看法紛紜；而這些看法中，往往反映出體制中各個層面對習近平的真實態度。
在《客觀評價習近平》這篇文章中，我認為習近平終有一個政治大限，也就是第三屆任期之內會出現變數。儘管現在看來時間短促，但我確定這種看法。這並非因為他關押了我，而是他的一系列舉措註定會造成無法善終的結局，而且整個國家從上至下都在呈現這種跡象。
政治是一個宏觀現象，即便政客未必誠實，但其行為必然會延續其自有的邏輯脈絡。習近平現在處於一個關口，他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壓力，面臨着他上台前就着手佈局的宏大但不切實際的構想開始崩解。他的行為影響了共產黨的生態架構，並在內部利益紐帶上製造了割裂。而在外部，特朗普的貿易戰表面上是一種民粹和保護主義的復興，但實際暗藏着中美政客間的協作；因為習近平的倒台能滿足多方的訴求：美國要找回一直以來在中國經濟戰略上的缺失，而國內的謀略家們則意欲對中國的政治資源重新洗牌。——在習的周圍，很多人在等待機會。
對習近平的政治生命而言，白紙運動是一個很重要的信號；雖然從根本上來說，習近平並不害怕民間的運動，但他卻十分害怕高層的權謀。而這場運動正好指示出個人專斷和執拗所必然帶來的惡果；一旦他的政策出現重大失誤，必然有人會在關鍵節點對他發難。究其根本在於，習近平善於集權，但不善於控盤，他的執政方式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一直在累積，而這些積弊會逐步擴展至整個國家層面。——其實這正是專制和民主最根本的區別：民主制度總會在共同理念上一以貫之；但專制之下，一個人的意志真的會改變國運。
接下來，在我闡述自我經歷的同時，也要補充《客觀評價習近平》這篇文章的缺失，這篇文章存在很多疏漏，特別是經濟部分和國際關係部分，尤其是共產黨將會通過怎樣的方式產生變革。
我一直有做記錄的習慣，即便在關押期間也如此。儘管在我被釋放之前，看守所和監獄通過各種或明或暗的手段弄走了我的文字記錄，但他們估計不會料想到我具有超強的記憶力；我記得事件的每一個細節，我記得每一個參與此事的國保和檢察院的人，我記得在關押期間每一個和我鬥爭的警察說了些什麼，我甚至記得法庭上法警的警號，記得在監獄血汗工廠中每一個產品上的型號和標識。——這一篇內容將作為整個故事的序章，因為其中涉及的場景和人物眾多；所以我會分章上傳，最終再編訂成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