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外國人問題」首次進入日本的競選議程，並成為選舉中的焦點議題之一，引發日本國內與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起因是日本在進入選戰階段後，高調主張「限制外國人」的新興右翼民粹主義「參政黨」迅速吸引了選票。這一小黨在6月東京都議會選舉中意外贏得三席，而參議院選舉最新民調顯示，其有望獲得超過10個席位。
這迫使日本其他各黨派紛紛對「外國人問題」做出政策回應。特別是石破茂領導的執政黨自民黨，民調顯示其選情一直低迷，所以石破茂政府必須對日本人普遍關注的「外國人問題」實施有力的舉措，以回應日本公眾對近年來在日外國人數量快速增長的焦慮情緒。7月15日，石破茂政府宣佈設立負責外國人政策的跨部門指揮機構「與外國人有序共生社會推進室」，以應對在日外國勞工和遊客引發的社會問題，該機構人員規模不小，接近80人。自民黨還將「零非法外國人」寫入選舉訴求，提出嚴格駕照轉換、限制購地購房、強化對外國人犯罪的綜合治理等具體措施。
在日本的外國人中，中國人佔比最高。日本政界和社會的上述動向，自然也引發了不少中國人的憂慮：日本會開始「排外」嗎？
一、「外國人」問題的由來
歷史上日本長期奉行「單一民族國家」理念，幾乎不談國內阿伊努少數民族，不談戰後遺留在日本的朝鮮半島、中國大陸居民問題，通過嚴格的移民政策維持人口結構的同質性。然而，隨着出生率持續低迷與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日本勞動人口自1995年見頂後持續下滑，目前每年減少依然超過60萬人。
為緩解勞動力短缺，日本政府逐步放寬對外國勞動力的接納。根據日本法務省數據，截至2024年底，在日外國人數已突破380萬人，同比增長10.5%，占日本總人口約3%。這個數字不包括將國籍轉換為日本的「歸化」人數。外國人中，持相當於美國綠卡的永居資格的人約為91.8萬。從移民來源國看，中國人佔比最高，達到23.2%。
與此同時，在「觀光立國」的戰略下，日本接納外國遊客的規模也持續擴大。日本觀光廳數據顯示，2024年訪日外國人首次突破3687萬人的峰值，2025年上半年已經突破2000萬人。
隨着外國人越來越多，日本民眾對外國人的抱怨也越來越多。從抱怨外國留學生「搶了日本學生的獎學金」，到質疑「非法留日外國人增多」，從批評外國人「吵鬧」「不守序」「犯罪率更高」，到指責政府對外國人「給予過多優待」。不負責任的日本媒體也大量發表對外國人不滿的報道：醫院人滿為患是因為「外國人頻繁就診」，巴士擁擠是因為「外國人行李多」，日本人薪資偏低是因為「外國勞工搶工作」，甚至有觀點認為日本「米荒」是因為「外國人飯量太大」。
客觀來說，外國人的湧入確實給日本社會帶來不少問題。非法滯留、不文明行為、低薪剝削和「實習生失蹤」等負面現象頻頻發生。外國人的投機性購房、租房歧視與社保負擔等問題也持續引發輿論爭議。
同時，熱門景區遊客過度集中，導致垃圾增多，民眾日常生活受阻、租房價格攀升等問題。根據京都市2024年的一項調查，超過七成居民認為「遊客過多已影響正常生活」，出現了所謂「觀光公害」現象。
但另一方面，日本輿論中也存在不符合事實、誇大其詞、以偏概全的情況。如日本社交媒體上流傳着「外國人犯罪率高於日本人犯罪率」的說法，但日本主流大報《每日新聞》報道稱，並沒有相關數據證明上述說法，因犯罪被捕的外國人數量過去15年來也沒有明顯增多趨勢。
還有一些問題其實是由政策自身造成的。如根據規定，持外國駕照者在日本通過10道題目的簡單考試後就能獲得日本駕照，對短期停留的外國旅客也沒有限制，這使得很多外國人在沒有理解日本交規的情況下也能開車上路，從而容易引發交通事故。
二、「排外」大概率不會發生
儘管在日本輿論場中存在「把外國人趕出去」的極端言論，右翼民粹主義「參政黨」獲得不少支持，執政的自民黨也傾向於嚴格管理外國人，但大概率不至發生驅趕外國人的行為。
首先，對待外國人問題日本的政黨間存在明顯分歧。如聯合執政的公明黨主張與外國人共存，注重「共生社會」和「難民保護」，主張均衡的外國人政策。最大的在野黨立憲民主黨也反對排外思潮，強調外國人在日本勞動市場中已不可或缺，應與外國勞動者共生，避免煽動社會偏見。
其次，日本主流媒體對排外言論始終保持警惕與批判態度。如2025年5月大阪一家燒鳥店張貼「禁止中國人入內」告示，事件發生後，日本最大報紙《朝日新聞》迅速採訪法律專家，強調此類行為違反憲法第14條的平等原則，並批評政府在消除種族歧視方面的立法滯後。
第三，經濟發展離不開外國人。外國勞工廣泛活躍在日本製造業、建築業、農業和護理等人手不足的行業。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外國人從業者佔全國建築工人約7%、農林業約5%，在部分地區和行業佔比更高。沒有外國勞動力的補充，日本許多行業的產能與服務功能將難以維持。外國遊客對日本經濟特別是地方經濟的拉動成效顯著。2024年，日本全年旅遊消費額達8.14萬億日元（約合4000億元人民幣），刷新歷史紀錄，占日本GDP的比重接近1%。根據《每日新聞》2025年7月的民調，62%的受訪者認為「外國人對日本經濟不可或缺」。
第四，日本社會對歷史教訓的集體記憶非常深刻。上個世紀30年代，日本曾通過《外國人登錄法》等法律構建種族隔離體系，最終滑向軍國主義深淵。這種歷史記憶使得主流政治精英普遍避免觸碰「驅逐特定族群」的紅線。即便在右翼勢力活躍的當下，自民黨等執政黨的政策討論仍局限於簽證管理、語言能力要求等技術性議題，從未將「外國人」作為整體目標提出排斥性政策。這種社會心態在基層民眾中也廣泛存在，如當右翼團體在埼玉縣組織反庫爾德人示威時，當地居民自發組成人牆進行抵制。
最後，在法律層面，日本憲法第14條明確禁止基於國籍的歧視，《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的簽署也對政府形成約束。如上面提到的大阪燒鳥店歧視事件發生後，運營公司被迫公開道歉並閉店整改，反映出日本法律的強約束與威懾作用。
但必須承認，日本確實面臨矛盾之局：一方面，日本需要外國勞動力來緩解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問題，另一方面，部分民眾對外國人的增加感到不安，擔心社會秩序和文化傳統受到衝擊。如何在二者之間找到平衡，將是日本政府面臨的重要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