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是渴望改變現狀、獲得更高收入的年輕人；另一邊是以快速疊代為核心的團播系統，依靠不斷更新的「面孔」維持新鮮感、熱度和流水。
文丨新京報記者李聰實習生羅麗娟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李立軍
晚上11點，直播間的燈光依然刺眼。
有人打賞了10個小心心，價值1元，點播一支舞。橘子和另外四名女孩隨即跟着音樂扭動。屏幕里，人的臉龐被濾鏡掩蓋，腿則被拉得又直又長。女孩們扭胯，甩髮，指尖划過鎖骨。這是一支已經跳了上百次的舞蹈。
橘子一邊控制表情，一邊盯着屏幕上飄動的彈幕和禮物提示，盤算着今天晚上還需要拉到多少票。
這是團播，由5至8名主播組團直播跳舞。在短視頻平台上，它正在製造「財富神話」與「造星敘事」，一夜暴富的傳聞也在圈內流傳：某頭部公會女主播的榜一大哥為其刷了903個嘉年華，價值大約270萬元；有素人舞蹈博主一晚被打賞破萬；還有選秀節目出身的選手「再就業」……
團播吸引着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招聘話術中，它被包裝成「低門檻、高收入」的偶像工作，相關話題「差點忘了以前是幹嘛的」也衝上熱搜。
但實際上，直播PK、拉票，日均工作時間長達十多個小時，還有一紙難以退出的合作協議。另外，隨着大量機構、公會的湧入，行業不規範也逐步顯現：公司跑路、欠薪、直播擦邊、軟色情內容，以及在未成年直播的底線邊緣試探。
這份工作始於跳舞，卻遠不止跳舞。
小酒維權時收集的資料，統計了各個主播收到的打賞票數。受訪者供圖
批量年輕人進入團播
17歲的小狸，早就被社交媒體上的團播分享帖吸引：「每天跳跳舞、月入上萬」。
去年，她和朋友想打暑期工，從網上聯繫了一位招聘經紀人，對方向她們承諾，「不影響上學」「隨時可停播」，還展示公司「一位16歲女孩月入三萬」的案例。
沒成年、沒經驗，小狸當場簽下厚厚一沓合同，只記得寫着「底薪五千保底加提成」。
被高薪吸引的還有22歲的橘子。去年5月，她辭職回東北老家，面對有限的就業選擇，她看到團播的招聘介紹，「每天直播6小時，底薪6000元，加上提成，月入可達一至兩萬元」。她認為，團播像偶像女團一樣，加上本身喜歡跳舞，便決定嘗試一下。
新京報記者在招聘平台和社交軟件上看到大量關於團播主播的招聘介紹，在非一線城市，保底工資在5000元到8000元，還有20%到30%範圍的提成，一線城市的主播底薪達一萬元以上。
招聘話術大多宣稱只要對互聯網感興趣，工作輕鬆簡單，無需舞蹈才藝，接受小白，免費培訓，部分公司還稱提供住宿。
懷揣着期待，正式開播前，橘子完成了五天培訓，學習七支十幾秒的舞蹈，大多為手勢舞，還自費購買了假髮、服飾、鞋子、假胸等道具。
然而開始直播後，橘子的作息是這樣的：下午1點起床，2點到公司練舞，3點開始化妝、換裝、做造型。直到傍晚5點，直播正式開始。
通常情況下，一場直播為3個小時，每天兩場直播，中間休息一小時。第一個小時跳團舞，第二個小時雙人PK，第三個小時是拉票環節。主持人負責調動情緒，營造氛圍，激發觀眾刷禮物的欲望。主播則需適時撒嬌，一旦有人給自己刷了禮物，主持人會念出對方ID，主播要比心、賣萌。
橘子表示，十幾秒的短舞多為扭胯、扭胸，用手摸頭、摸肩、摸脖子，同時還要學會看鏡頭，眼神要有「勾魂感」。
每天直播都會持續至晚上11點到12點。結束後，團播成員需要和主持人、運營一起復盤當天的直播數據，凌晨1點多橘子才能回家。
到家並不意味着「下班」。直播結束後，主播需要第一時間私信本場刷過禮物的粉絲，發一段話感謝，這種維護關係的方式在業內被稱為「寫作業」。橘子常常要「寫作業」到凌晨5、6點才能入睡。如有新舞蹈需要排練，睡覺的時間還會更短。
不同的公司對「寫作業」的條數、要求不同。小狸所在的女團，粉絲有限，公司要求每天「寫作業」最少50條，並截圖發群里，少一條扣50元。
小酒所在公司組織的公會賽，規定每個主播兩天內要拉到8888票打賞，價值人民幣888元。受訪者供圖
每一分鐘都在競爭
類似的工作流程，在90後團播主播小酒的工作中也幾乎一致。她所在的團隊走「少女風」，開播後，儘管四肢發沉，頭髮被汗浸濕，但她必須維持鏡頭中的「她」：活力十足、笑容甜美，隨時準備對着屏幕里的「大哥」撒嬌求票。
直播間的反饋是實時的。
在PK環節，「誰的數據好，誰就跳舞，沒人刷你的票，你就只能幹站着，看別人一直在跳。」小酒提到，一些新人剛入行時很興奮，但很快會因為長期無人打賞而產生焦慮，團體之間逐漸形成複雜的關係：既是合作同伴，也是競爭對手。
橘子也感嘆，主播間年齡相仿，拉不到票的人容易被認為不敬業、拖後腿，也常有「好事者」向運營打小報告。
在團播這門生意里，上票PK、日榜衝刺、周賽、公會賽等規則複雜的比賽，作為系統性設計的一部分，是驅動一切的機制，目的是激發觀眾的打賞欲望和投票衝動。不到最後，誰也不知道「誰能衝上榜單」。
其中公會賽是經典玩法。小酒所在公司的公會賽是連線多個直播間，或安排所有主播去一個直播間，並規定每個主播兩天內要拉到888元打賞，否則從工資中扣除。「相當於給大哥大姐上強度」，她解釋，就是搞個儀式感，拉高刷票強度，多出一點業績。
運營會要求主播提前聯繫曾經刷過禮物的粉絲，既要傳達參賽的緊張氛圍，也要強調「需要支持」。小酒提到，不少大哥會因為主播要得過多直接「消失」，「留下來」的大哥則會被引導消費更大數額。
小酒的人設是積極向上、渴望舞台的女孩。她被要求用貼合人設的話術與「大哥」溝通，比如：「我真的很想在這次比賽中拿第一，這對我很重要，希望你能來支持我。」同時，話語中還要夾帶情緒施壓：「如果這時候你不上票，那你可能不是真的喜歡我。」
為了引導直播間的大哥大姐上票，主持人也會實時在直播間「設置遊戲」，比如刷到「一千票」讓主播用腿夾爆氣球等一些含有性暗示的內容吸票。若是某一場直播業績不好就需要加班，將原本定好的直播時間拉長。
競爭不僅存在於主播之間，也嵌入觀眾的觀看體驗中。
直播間裏，賬號等級是消費能力的直接標識。某短視頻平台直播間裏，30級用戶通常消費6000元左右。
等級越高，享受的「關注待遇」也越明顯。30級以上的「高等級」用戶一進入直播間，主持人會優先打招呼，主播也會主動互動，彈幕中充斥着「哥你真棒」「我能當你小弟嗎」的捧場語氣。
在橘子看來，大哥們刷票，多數是為了獲得被圍繞、被尊重的感覺。送出一個價值3000元的「嘉年華」後，直播間畫面會被虛擬禮物特效佔滿，主播和主持人齊聲感謝，形成短暫但濃烈的「尊重」。
小酒則認為，有人並不富裕，但渴望被美女關注；有人經濟條件寬裕，更看重「馴化」主播的過程。哪怕只花一毛錢，也可以「點人跳舞」，獲取即刻回應。
「大哥」們也會被「挖牆腳」，主播們會進入其他直播間，給打賞等級較高的用戶發消息，邀請對方來看自己的直播，爭取轉化為粉絲。但橘子表示，這種方式成功率極低。打賞等級高的大哥，會收到很多私信，「他們選都選不過來。」
小酒在某短視頻平台的直播記錄。受訪者供圖
「情感」不明碼卻早已標價
在直播間裏，「情感」從未被明碼標價，卻早已被視作等價交換。主播要拿票，就要「走心」。
「走的是什麼票？」在橘子的公司里，每場直播結束後的復盤會上，主持和運營都會分析，是感情、友誼、欣賞、「土豪」還是圖身材。類型不同，對方所期待的互動內容也有差異。運營人員會提供模板話術，也會在主播應對困難時，直接登錄主播的賬號與粉絲互動。
觀眾的打賞背後，藏着各自不同的動機與期待。
最開始，橘子無法理解「為什麼下播後還要聊天」，她覺得「欣賞就是欣賞」。但運營和主持人很快介入，指出她「懶、不努力」「豁不出去」。主持人曾直接勸她：「你不付出一些東西，人家怎麼願意給你刷錢？」
儘管她不希望觀眾刷高額禮物，「但如果完成不了KPI，被罵的人是自己。」以五人團隊為單位的考核體系中，每個月的「上票流水」也即業績被均攤至每個人身上。比如月目標設定20萬元流水，每個主播都需要完成4萬元的打賞。
橘子不得不更加主動。她會查看每個「大哥」的賬號主頁，了解他們的興趣偏好，並據此制定聊天策略，提供所謂的「情緒價值」。比如如果對方主頁有某款手遊，她會表示自己也喜歡打遊戲，邀請對方一起玩，目的是讓對方覺得在網上找到了知音。也因此，曾有一位大哥持續打賞她兩三個月，每天金額在50元至300元不等，發工資那天可能高達800元至1000元。
而聊天也從公開直播間轉向更私密的微信。再接着是語音電話，甚至是語音轟炸。有時她只能關閉消息提醒，但不敢強硬拒絕。不接視頻、不見面，是她的底線。
「能上大票的，都是愛情票。」小酒這樣總結。運營會引導主播跟「大哥」或「大姐」向曖昧的角度聊，同時可以聊很多個。這種感情也是有周期的，可能一個月就消失了，因此需要源源不斷的新「大哥」「大姐」。
小酒曾收到過空降大哥大姐的票，一次就是幾百上千塊，但更多時候，一場直播的打賞就幾塊錢。「不溫不火的狀態是最難受的。」
一些剛入行的團播主播，直播間裏固定的大哥可能只有一兩個。「剛開始對方願意花錢，等關係建立之後，就會提出各種要求。」小酒說，如果拒絕，對方可能幾天不出現、不刷票，用「冷場」來製造情緒壓力。主播一邊擔心，一邊被牽着走，慢慢地，就可能沿着對方的方式互動，甚至突破自己原有的邊界。「久而久之，很容易就墮落了。」
小酒提到，公司明面上禁止主播與粉絲線下見面，但實際管理層對此多持默許態度。若有「大哥」突然不刷票了，運營還會提出「線下吃個飯，叫上主持一起」。「說白了，你只要有能力把人『馴化』成大哥，公司就不會管你用什麼方式。」
團播內還流傳一種玩法叫「接你放學」或者「接你下班」，指的是用戶達到一定打賞金額，主播就可以不參與直播直接下班。這背後往往是更私密的要求，比如視頻聊天、發送私密部位照片或者見面。部分主播會自行處理，若不願接受，公司則提供替代方案。橘子曾在公司群內看到一則信息，其中包含冒充視頻聊天的各項服務報價。
「最容易被替代的零件」
橘子上一份工作在浙江一家外貿公司，她負責根據客戶需求尋找布料。工作內容瑣碎且不可控，有時一整天都找不到合適的布料。月薪四千元，除去日常開銷並不能存下多少錢，疲憊和挫敗讓她決定辭職回老家。
小酒原本在土木行業做文員，月薪五千，常常要跟着項目走。工地駐點偏遠，生活條件有限，加之工資經常因項目款審批周期長而延遲發放。在一期項目結束後，她也辭職了。
她們都希望轉向一個收入更高、更快的行業。
一邊是渴望改變現狀、獲得更高收入的年輕人；另一邊是以快速疊代為核心的團播系統，依靠不斷更新的「面孔」維持新鮮感、熱度和流水。
在負責主播招募的經紀人小黃看來，美顏濾鏡加持後，主播沒有門檻，能扭就行，是流水線上「最容易被替代的零件」。
社交平台上，許多曾做過團播的年輕人分享受騙經歷，譴責諸多團播公會為招人所提出的保底計劃是騙局。
「沒有高保底沒有人願意來，不虛假宣傳很難招到人。」小黃坦言，經紀人的收入來源於底薪和「人頭收入」。他所在的公司，每名經紀人每月平均能招10位主播，每成功簽下一人並完成首月直播，可獲得500元提成。
為了完成招聘指標，一些經紀人常在社交平台發佈大量引流帖，說得天花亂墜。
但小黃透露，保底工資是有條件的，但招聘時往往不會說明。
以他所在的公司為例，主播底薪與顏值掛鈎，底薪的四倍為每月業績考核標準，只有超出規定業績的部分才可獲得提成。另外，若業績不達標、每天直播時長不夠、每個月播不夠26天，底薪都會打七折，同時拿不到任何提成。
至於提成，小黃表示，平台會抽成50%，公司再分走30%，主播僅能獲得剩餘的20%。「真正獲利的是掌握流量分配權的平台和公會。」
超時間工作也不會在招聘中被提及。「有主播一天在公司待十五個小時，跳得受不了，吃顆布洛芬繼續跳。」小黃回憶，「不想幹了的人每天都有。」
像小狸一樣簽約的未成年並非個例。小黃提到，前來諮詢團播工作的有不少未成年人，年輕、法律意識不足是她們的共同點。
小狸簽合同時，本想拍照諮詢，卻被經紀人拒絕，說只有簽完字才能拿走合同。她詢問其中違約金的條款，對方說「只要你不違約就沒有違約金」，催促她趕緊簽字。
儘管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網絡直播服務提供者不得為未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提供網絡直播發佈者賬號註冊服務，但多位主播提到，團播由於常常使用公司的賬號，平台並不會對主播是否成年進行進一步審查。
工作的第二個月，小狸沒有收到公司承諾的5000元底薪。這部分錢以遲到、業績未達標等理由被層層扣除。隨後，公司突然解散工作群，她和同事們報警後發現，老闆已經跑路。
「但凡有其他的選擇，都不要做直播」
多位團播主播告訴新京報記者，一旦簽下合作協議，公司多以高額違約金、壓薪、換團、停播等方式設置退出門檻。
入行前，小酒就聽說過團播行業存在高額違約金，但面試時對方表示「合同可以暫時不簽，提離職可以直接走」，她才打消顧慮。然而到月底發工資時，負責人卻以「未簽合同」為由，通知她只能按純提成結算——她工作了38天，到手僅29元。
氣不過的小酒決定維權，但在舉報過程中她發現，根本搞不清自己在為哪個公司打工。她發現同一個地址下，竟掛着多個不同公司的名字；有同事簽訂的合同系已註銷公司，且未加蓋公章。離職後，她與同事一起維權，卻因「不屬於勞動關係」等問題難以維權。
橘子則是通過訴訟才完成離職。
長時間穿着10厘米高跟鞋跳舞，她內側腳骨突出疼痛難耐，晝夜顛倒的作息帶來免疫力下降，她常常心臟抽痛、失眠頻發。另一方面，由於流量不佳，公司將團隊轉入直播尺度更「寬鬆」的平台，主持人與觀眾公然開黃腔，她明顯感到不適，決定離開。
提出解約後，公司向橘子索要20萬元違約金。她回憶，簽約當天倉促，合同沒仔細看也未留底。她花5000元請律師起訴，雙方協商後，最終向公司支付將近1萬元解約。
律師方瀟代理過多起網絡主播合同糾紛案件，在她看來，團播行業不規範現象包括：合同模板來源於網絡，無法很好適用雙方合作模式；合同履行過程中，公司單方制定霸王條款，如不合理扣款、罰款；要求主播進行線下應酬甚至發生不正當關係；存在軍事化管理模式，如毆打、辱罵主播；惡意扣收入、體罰、收走賬號、發佈色情內容導致賬號封禁等。
團播主播在入職時，普遍與傳媒公司簽署的是「合作協議」而非勞動合同，合同中明確雙方為「合作關係」，不構成勞動關係、勞務關係或經紀關係。
但這並不意味着主播失去了法律保護。
方瀟指出，在實際運營中，主播往往受到公司統一安排，接受日常管理，並按公司規則完成直播任務與業績考核。主播直播期間所產生的收益多數進入公司賬戶，再由公司統一分配。從人身依附性和財產控制力來看，公司對主播具有較強的隸屬管理屬性。主播與公司之間有可能構成事實勞動關係。
一旦被認定為勞動關係，主播將依法享有基本的工資、解約保護等權利，原合同中設置的不合理違約金條款也可能被判定無效或被調減。
有人想離開，有人想繼續。
儘管老闆跑路、工資拖欠，小狸被問到是否還會選擇直播這個行業時，依然給出了肯定的回答，只是更傾向於帶貨。
小酒又重新做回文員。與公司仲裁調解結束後，橘子找了一份奶茶店的工作，儘管辛苦，但她覺得未來的路能看得清楚，掙的錢也能看得清楚。
偶爾在社交媒體上刷到有人問要不要去做團播，她會分享自己的經歷，希望能勸阻年輕人不要進入這一行業，「但凡有其他的選擇，都不要做直播。」
（文中受訪者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