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報人成舍我與世新2023.10.15| Taiwan History
（一）
結束了長達8年零3個月的厄運，1945年11月20日，《世界日報》、《世界晚報》終於在北平原地復刊，當天成舍我發表《我們這一時代的報人》長文，深情地回顧了《世界日報》和他本人的辦報經歷：
「我們真不幸，做了這一時代的報人！在艱苦奮鬥中，萬千同樣的報人中，單就我自己說，三十多年的報人生活，本身坐牢不下二十次，報館封門也不下十餘次。……世界日報的生命中斷，一個純粹的民營的報紙，竟如此犧牲。實則此種艱辛險惡的遭遇，在這一時代的中國報業，也可算司空見慣，極其平凡。做一個報人，不能依循軌範，求本身正常的發展。人與報均朝不保夕，未知命在何時，我們真不幸，做了這一時代的報人！
「但從另一角度看，我們也真太幸運了，做了這一時代的報人！……過去凡是我們所反對的，幾無一不徹底消滅。這不是我們若干報人的力量，而是我們忠誠篤實反映輿論的結果。……打倒我們的，只有我們自己；只有我們自己，變成了時代和民眾的渣滓。我們向正義之路前進，我們有無限的光明。我們太幸運，做了這一時代的報人！」
成舍我是大時代的產兒，正當五四浪潮澎湃之際，他白天在北大國文系聽課，晚上在《益世報》當編輯、主筆，經常以「舍我」的筆名發表社論。1919年5月23日，他發表《安福與強盜》社論，直指權勢炙手可熱的安福系所作所為，「哪一件不是鬼鬼祟祟禍國殃民的勾當」。同一天還登載了山東軍人「痛外交失敗」的通電，《益世報》被停刊五天，總編輯潘蘊巢被捕，報紙的發行量卻因此大增，成舍我也沒有被解職，反而代行總編輯職。因為家境貧寒，他十四五歲就外出謀生，在瀋陽、大連等地的報館當過校對（1912-1913年），18歲到上海《民國日報》當校對、助理編輯（1915年），結識了陳獨秀、李劍農、李大釗等知識分子。1917年，他隻身來到北京，得到陳獨秀等的照顧，得以進北大讀書，「東齋吃飯，西齋洗臉」是他當時生活的寫照。1920年，他在北大成立「新知編譯社」，翻譯出版外文名著。
1921年初，他發起「北京大學新知書社」，公開招股，從蔡元培到稍有資力的同學都被拉入股，當年冬天，他辦了四開小報《真報》，這是他辦的第一份報紙，沒能辦下去。1922年春，他進北京師範學校任教，不久回《益世報》當總編輯，1923年秋進北京聯合通訊社任編輯，第二年就接手主持社務。這是他獨立辦報之前的經歷，為以後登上報業大舞台奠定了相當的基礎。因採訪關係他認識了不少議員，1924年，他當上眾議院一等秘書、教育部秘書及華威銀行監理官，都是拿乾薪的兼職。這個長期陷於困境的書生眼前似乎一片光明，也許他完全可以循着這條道路往上爬，做一個腦滿腸肥的政客、官僚，但他選擇了另一條路。
（二）
1924年4月，成舍我以200元獨自創辦《世界晚報》，一年以後（1925年5月），又創辦《世界日報》，10月，《世界畫報》出世。在短短一年半時間，「三個世界」誕生了，除了1928年至1929年間，他做過北平大學區秘書長，他幾乎把一生都獻給了報業。「三個世界」形成了中國第一個稍有規模的報系，被稱為「世界報系」，加上他後來在南京辦《民生報》，在上海辦《立報》等，這個一無資金，二無背景，無黨無派、白手起家的一代報人無疑創造了一個奇蹟，以他獨特的個人和持續的努力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報業史。
從編輯採訪、新聞評論到新聞教育，他都很有一套，張友鸞說甚至可以成為「成舍我體系」，不足的是他始終搞不好印刷。除了吟詩填詞、崑曲，他無嗜好，不講究享受，發達以後還是如此。他常穿一雙大皮鞋，報社中人習慣稱他為「大皮鞋」。從「三個世界」到《民生報》、《立報》，到香港《立報》、重慶《世界日報》，「大皮鞋」幾乎踏遍了南北。張友鸞晚年回憶說，他生活上很像個清教徒。儘管他的刻薄也是有名的，卻在極為艱苦的環境中奇蹟般地培養了一批優秀的編輯、記者。他在北平、桂林等地先後辦過新聞專科學校，他知人善任，不拘一格重用人才，張友鸞當《世界日報》總編輯只有22歲，當時還在平民大學新聞系學習。薩空了南下當《立報》總編輯也不過29歲。還有諸如身為參政員的他坐在參政會會場勾錯字，這些都成了報業史上遙遠的逸聞、佳話。
為了他的報紙，成舍我曾多次被捕，封門、停刊不下十餘次。1925年11月29日，《世界日報》發表《昨日十萬民眾對段政府大示威》的新聞，成舍我發表署名社評《哀段君祺瑞》。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第二天，《世界日報》即發表署名「舍我」的社評《段政府尚不知悔禍耶》，提出段政府引咎辭職、懲辦兇手、優恤死難者三項要求。「世界」報系連日發表文章譴責段政府，以大量篇幅刊登新聞和死難者照片，畫報和副刊都出版專刊。當段政府通緝李大釗等，當京師地方檢察廳確認段祺瑞衛隊有殺人罪時，日、晚報都發表社評，嚴厲譴責。段政府的財政總長仗着曾資助3000元開辦《世界日報》，向他發出警告，沒想到他竟不買賬，義正詞嚴地予以拒絕。1925年北京政府以「宣傳費」名義給全國125家報館、通訊社發津貼，分「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他的《世界日報》、《世界晚報》名列「最要者」，每月可得津貼200元。但他並不因為接受了「津貼」就放棄對當權者的批評。4月26日，著名報人、《京報》社長邵飄萍被軍閥張作霖公開殺害，第二天，《世界日報》就以《邵飄萍以身殉報》的大字標題作了報道。8月6日，另一位著名報人、《社會日報》社長林白水又被軍閥張宗昌公開槍殺，北京新聞界黑雲壓城。第二天（8月7日）夜間，成舍我被捕，「並宣佈處死」。如果不是有恩於張宗昌的前北洋政府總理孫寶琦奔走力救，成舍我將會步邵、林的後塵，所以他在《世界日報》刊登啟事：「平此次被捕，情勢危急。……承各方師友竭力營救，再生之德，沒齒難忘。」這段死裏逃生的經歷長留在他的記憶中，事隔四年，在遊歷歐美的途中，遼闊的太平洋上，這位參加過「南社」卻很少寫詩的報人還寫下了「崎嶇歷盡歸平淡」、「且喜半生逃百死」這樣的詩句。
1927年4月18日，也就是「國民政府」正式成立的同一天，成舍我在南京創辦了《民生報》。1934年5月，因為報道行政院政務處長、他的親戚彭學沛貪污舞弊的新聞（已被新聞檢查機構刪扣，結果仍然發表），引起一場軒然大波。行政院長汪精衛大怒，罰令停刊三天，《民生報》復刊時竟然發表社論說明被罰經過，指責當局非法摧殘輿論，聲言將依法抗爭。彭學沛向法院控告他妨礙名譽，6月18日開庭，成舍我當庭答辯，把指控駁得體無完膚，並在報上公開發表親書的萬言答辯書，轟動一時。彭雖然不敢出庭，並以撤訴了事，但懷恨在心。7月23日，因《民生報》發表來源於民族社的《蔣電汪、於勿走極端》一則消息，成舍我被捕，和陳雲閣等人一起被關押了40天，《民生報》被封閉。
9月1日，他獲釋出來即說：「只要汪精衛一天在南京，《民生報》就一天不復刊。」唐有壬勸他「新聞記者怎能與行政院長作對？新聞記者總是失敗的，不如與汪先生妥協，民生報仍可恢復。」他堅決地回答：「『我的見解完全與你相反，我有四大理由，相信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此四大理由，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可以做一輩子新聞記者，汪不能做一輩子行政院長。新聞記者可以堅守自己主張，保持自己人格；做官則往往不免朝三暮四，身敗名裂。」最後的結局是——「民生報永久停刊」，成舍我「不許再在南京用其他名義辦報」，「不得以本名或其他筆名發表批評政府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