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31日，《世界日報》一段「某要人談時局」的報道得罪了已接管華北、炙手可熱的閻錫山，遭停刊12天的處罰。1930年1月13日復刊時，發表張恨水執筆的《本報復刊的意義》，語雖委婉，實多憤慨。
1933年5月10日，《世界日報》公開報道國民黨特務組織藍衣社的內幕，引起藍衣社頭子劉健群惱怒，命令憲兵逮捕成舍我，經人說情，才免遭毒手。
1935年《立報》創刊，因全程跟蹤報道幫會頭子顧竹軒殺人案，受到黑社會威脅，他說：「在上海灘辦報，要站住腳，必須戰勝這幫流氓，決不能退讓。」
據先後做過三報（《世界日報》、《民生報》、《立報》）總編輯的張友鸞和老報人左笑鴻等回憶，成舍我常對編輯記者說：「只要保證真實，對社會沒有危害，什麼新聞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麼事，你們不負責任，打官司、坐牢，歸我去。」這些話代表了成舍我一生對新聞自由的追求。《我們這一時代的報人》一文回首當年，感慨無比，「當時張宗昌殺人不眨眼，那威風，真可使人股?。然而沒有幾年，我卻在中山公園，時時看見他悶坐來今雨軒，搔首無聊。他屢想和我攀談，我只是報以微笑。」「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個月以前，當我在南京掛出了『民生報』招牌的那一天，我從中山陵回來，經過所謂梅花山『汪墓』，只見許多人在他墓前排隊撒尿。」他「僅是萬千報人中的一個」，親歷了那一時代的「不幸」和「幸」。
（三）
對於報紙，成舍我有許多自己的見解。1920年4月，他即在《時事新報》發表文章說：「輿論家是要往前進的，不可隨後走的。他是要秉公理的，不可存黨見的。他是要顧道德的，不可以攻陰私的。他是要據事實的，不可以臆想的。他是要主知識的，不可以尚意氣的。」1921年，他在《新人》雜誌發表《文化運動的意義與今後大規模的文化運動》一文，認為「文化運動最大的武器，就是報館。」他後來以辦報為業在他思想深處可以找到源頭。
1925年《世界日報》初創，他在發刊詞中提出——不黨不偏，不受津貼（實際上接受了北洋政府六機關的津貼），言論公正，不畏強暴，替老百姓說話，作民眾喉舌。同時提出「以國民意見為意見」，「以超黨派立場爭取全民福利」等。對政黨，他一貫持超脫和無所偏倚的態度。他和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李大釗都有很深的交情，但沒有參加過共產黨。他和李石曾等許多國民黨大佬有私交，但對國民黨始終保持超脫的態度，經常對國民黨的內外政策提出尖銳的批評。抗戰爆發，他發表文章呼籲「國民黨應結束黨治，還政於民」，「公開政權，建立國民聯合政府」，「對中共採取較寬容政策」等。抗戰期間，他成為國民參政員，一度還是陳誠的駐港代表，但他始終沒有加入過國民黨。香港淪陷後，國民黨《中央日報》和軍方的《掃蕩報》都想拉他去接辦，在這個問題上他考慮得很審慎，也確實有保留，不願輕易「下水」，最後拒絕拉攏和誘惑，始終未進官報乃是事實。「超黨派」是他始終如一的辦報立場，三個「世界」如此，《民生報》如此，1935年他在創辦《立報》時「絕不招本分官股，絕不請一文津貼」，並表示：「說大家要說的話，決無任何背景，及為金錢勢力所左右」。1945年他在重慶辦的《世界日報》也是無黨無派的私營報紙，這條底線他是守住了。
《世界日報》、《世界晚報》在北平復刊，他發表《我們這一時代的報人》長文，自我定位是「站在國民立場，無黨無派的超然報紙」，認為只有「真正超然」、「代表最大多數人民說話的報紙，能充分發揮輿論權威」，「我們認為『超然』的可貴，就因他能正視事實，自由思想，自由判斷，而無任何黨派私怨，加以障害。」在最後的幾年中，《世界日報》堅守了這樣的立場。
從1925年到1935年，張友漁在《世界日報》前後工作了十年，成舍我明知他是共產黨員，還讓他寫社論，任憑他把一些傾向「左」的社論發表出去。還讓他擔任「社會科學副刊」主編，發表了一些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甚至1932年張的身份暴露後，還派張到日本，作為《世界日報》駐東京特派記者。1933年風頭過了，又讓張回北京，任總主筆。這樣的例子不是孤立的，薩空了在桂林被國民黨特務拘捕，他曾積極營救。
1930年，他曾出國考察歐美各國新聞事業，歷時近一年，對西方的新聞自由無比嚮往，「符離街（英報館集中地）支配唐寧街（英首相府所在地），在詞典上無『言論自由』之吾輩中國記者觀之，自不能不悠然神往耳。」回國之後他在北京報界公會舉行的歡迎會上報告世界新聞概況，認為歐美新聞事業發達的原因之一是「言論有保障」，主張報紙的言論完全聽民意的支配。此行對他經營新聞事業影響很大，更堅定了他組織報業托拉斯，做真正有權威的「無冕之王」思想。他的口號是「資本家出錢，專門家辦報，老百姓講話。」做報業托拉斯巨子是他多年的夢想，抗戰時期，他在重慶組織「中國新聞公司」，以「提倡民主建設，獨立經營新聞事業」相標榜，雄心勃勃，要在全國東、南、西、北、中辦十家大報，都以「世界日報」命名，還要開辦專用通訊社、新聞研究中心和定期新聞研究刊物、新聞畫報等，雖然最後都沒有成功，但他對新聞事業的深情和執着從來都沒有改變。
（四）
成舍我一生的新聞事業，最重要的是北京的《世界日報》，包括以「世界」命名的日、晚、畫三報，前後歷時17年。
從1924年到1927年是「三個世界」的初創時期，篳路藍縷，備歷艱辛，因批評軍閥政府，成舍我幾遭殺身之禍。張恨水的連載小說《荊棘山河》、《金粉世家》等為「世界」報系的成功立下了汗馬功勞。
1928年到1931年是它的發展時期，把教育新聞作為生命線，受到知識界的歡迎，迅速成為北平發行量最大的報紙。1928年，國民黨定鼎南京之後將北京九所高校合併為中華大學，師生一致反對，成舍我身為北平大學區秘書長，他主持的《世界日報》不僅如實予以報道，而且發表了不少教授、學者的反對言論，這樣的《世界日報》當然聲譽鵲起。
1931年到1937年是其鼎盛時期，主張抗日，反對不抵抗政策，抨擊國民黨政府乃至「國聯」，倡議政治安內、武力對外，反對內戰。1935年1月起，《世界日報》開闢了「學人訪問記」專欄，兩年半中，記者賀逸文先後訪問了56位有成就的各方面學者，發表了70萬字，對學界影響很大。「一二·九」運動的第二天，《世界日報》即在要聞版刊登「平市治安無虞，禁止集會遊行舉動，昨日軍警特別戒備」的新聞。教育版則出現大片空白，一連幾天都是如此。《世界畫報》刊出學生與軍警搏鬥的照片，並以隱蔽曲折的文字披露學生遊行情況。1937年8月9日，「三個世界」被迫停刊，所有財產被沒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