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新鄉賀龍部隊去了一次，眾多的賀龍部隊包圍了一個駐有少量日軍的村子，我問士兵為什麼不消滅這些日軍，士兵們回答：上面叫我們不要惹他們，他們也不惹我們。八路軍就這樣與日軍和睦相處着……八路軍的宣傳是針對國軍，未來的軍事行動也是針對國軍，這樣就使日軍的作戰行動幾乎全部獲得成功。」「我到前線去後，深信中共領導階層無意對日作戰，他們把戰爭看成建立基地的良機。他們讓日本人與國民黨對抗，如果日軍擊敗國軍，中央政府的權力受到破壞，八路軍便立即滲入到那裏，如果必要的話，便幹掉統一戰線的戰友來攫奪政權。毛澤東在來犯的敵軍前退卻，尋找機會使國軍與日軍衝突。在國難當頭時，這樣一種手段是不忠不義而有過之。」
弗氏是中共盟友，他不願直截了當指斥毛澤東，他要為毛澤東留點面子，才含糊地說「不忠不義而有過之」，意思是說毛是比不忠不義的人更壞的人，那是誰呢？不就是叛國者，民族罪人嗎？（按中國的通俗稱呼就是漢奸）。
弗氏還寫了其它使他十分反感的事：「中共解放區有一幅離奇古怪的景色，所有單位都與日軍後勤部隊做買賣，到處可買到日本貨。還有鴉片買賣，我在中共120師部的一座房屋內看到正在加工鴉片，送到市場上去。中共陝甘寧邊區是以生產鴉片為特色的，成百公頃土地種着罌粟，這是一個可恥的事實。政治局要求擴大生產鴉片，派任弼時領導這一工作，鴉片是特區出口貿易的主要商品。」當時日寇正在佔領區實行「毒化政策」，大小城市遍佈吸煙館，日寇鼓勵中國人吸鴉片，吸得人們骨瘦如柴，傾家蕩產，喪失了抗日的意志和體魄；日寇企圖用「毒化政策」的慢性殺人手段來消滅中華民族，而毛澤東卻與日寇配合來殘害同胞，這是他害國害民的又一罪行。
宣傳與事實
專制國家的執政黨都設有宣傳部，任務是壟斷意識形態，控制信息傳播，為一黨私利而隱蔽真相，散佈謊言，進行愚民教育。國民黨的宣傳也有此類弊病，但蔣介石雖然獨裁專制，人民仍享有一定的新聞言論自由，國統區允許眾多反對黨和社團存在，有眾多不受管制的民間報紙刊物，還讓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公開發行，如果國民黨的宣傳有違事實，就會遭到群起而攻，因此國民黨的宣傳還有相當的可信度。中共的宣傳不然，中共抗戰時統治的陝甘寧邊區或後來的新中國，不容許獨立的政黨和媒體存在，在嚴格的新聞文化管制下，輿論一律，造謠說謊的記載比比皆是，現將有關抗戰的宣傳與事實作一對比。
「紅軍長征是為北上抗日」——事實是：江西紅軍戰敗後突圍西撤，西部省份地瘠民貧，人口稀少，大部隊難以存活，正在一籌莫展之際，接到斯大林指示：如果你們生存有困難，可撤退到外蒙邊境或新疆，蘇聯可給援助，於是中共決定北撤。毛澤東對戰友說，我們退到外蒙，將來再打回來。為了宣傳，打出了抗日的旗號。在北撤途中，他們看到報紙上報道說陝北有劉志丹、高崗的共軍在根據地活動，有的將領高興地說：「我們有救了！」於是他們就到陝北安營紮寨了。毛曾派部隊向外蒙和新疆挺進，以接受蘇聯軍援，但遭國軍和軍閥部隊阻攔未能成功。
「毛澤東創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事實是：日寇侵佔我東北後，蔣介石痛感各黨派不團結不能禦敵，即向江西蘇區的毛澤東建議建立國共兩黨抗日統一戰線，卻遭毛澤東一口拒絕。1936年因蘇聯受到德國和日本進攻的威脅，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決議，要求各國共產黨團結各階級各黨派建立統一戰線，反對帝國主義國家進攻蘇聯，蔣介石從駐蘇使館得到此訊息後，十分高興，當即通過宋慶齡派董健吾牧師（中共地下黨員）到西安，與中共人員洽談，毛澤東在共產國際的督促下，才接受蔣的建議。幾經談判，中共決定撤消蘇維埃共和國，接受國民政府領導，陝北蘇區改名陝甘寧邊區政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八路軍，接受軍事委員會指揮和提供軍餉槍械，紅軍帽徽由紅五角星改為青天白日，於是國共兩黨開始團結抗日。
「西安事變時毛澤東設法釋放蔣介石」-----事實是：蔣介石到西安督戰剿共，被張學良扣押，中共知道張有領袖慾，就慫恿張與中共聯合組建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推張為主席和總司令。毛澤東朱德等建議張殺死蔣介石，張亦有此意。這時突接斯大林指示，說中國必須實行抗日戰爭，有能力有資格領導抗戰的人只有蔣介石，中共應與國民黨談判，和平解決爭端。毛澤東準備先下手為強，殺了蔣介石再說，這時又接到共產國際電令，嚴詞要求釋放蔣介石，並指責張為漢奸，張扣押蔣只有利於日本侵略者，毛不得已才要求張把蔣釋放了。當時蔣正率60萬大軍圍攻3萬中共部隊，準備一舉殲滅紅軍，西安事變使剿共再一次失敗，所以人稱張學良是中共的救星，而張的政治野心則告破滅，張曾後悔說：我上了中共的當了。
「蔣介石積極反共，消極抗日，多次掀起反共高潮」——所謂「第一次反共高潮」的事實是：抗戰開始時，山西省主席閻錫山擔心自己無力抵抗日軍進攻，邀請中共派部隊進山西協助防禦，協助組建新軍，派幹部幫助他的「犧牲同盟會」加強地方政權。中共應邀派八路軍三個師和大批幹部到山西，但後來中共施展統戰手法，使閻的新軍叛變投入八路軍，全省105個縣中75個縣的縣長都成了中共黨員，閻的省政府變成了他不能指揮的空殼，閻對中共反客為主、雀巢鳩佔十分氣憤，要求中共撤出部隊和政府及社團中的黨組織，被毛澤東嚴詞拒絕，閻就派他的舊軍進攻八路軍遭到失敗，這樣山西成了中共的第一個「抗日根據地。」
所謂「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事實是：中共佔領山西後，又派八路軍進軍河北、山東發動內戰，消滅了兩省敵後的國軍，逐出和消滅了兩省省政府和地方政府，把國民黨的抗日根據地變為中共的抗日根據地。隨後八路軍和新四軍向駐防蘇北的江蘇省主席韓德勤的部隊進攻，黃橋一戰消滅韓部一萬七千人，基本控制了蘇北。這時新四軍總部所率一萬名部隊也正在安徽不斷向四周擴張，國民黨因敵後根據地不斷遭中共侵奪，感受到很大威脅，軍事委員會下令新四軍總部所率部隊北上抗日，指定走直線路徑北渡長江，毛澤東原已同意這條北撤路線，卻又密令副軍長項英率部改向東南方向，在江蘇鎮江渡長江前往蘇北。毛的意圖很明顯：讓北上的項英部與自北南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夾擊韓德勤部，將韓殘部幾萬人徹底消滅。國民政府隨即以違反軍令為名，派大軍包圍向東南行進中的項英部隊，經七天激戰，項英部隊損失七千人，其餘的，經國民政府指定路徑安全北撤歸隊。蘇北韓部不久被中共部隊殲滅，蘇北又成為中共的"抗日根據地"。
以上兩次所謂「反共高潮」，實際都是國民黨為抵抗中共侵佔其敵後根據地而進行的自衛反擊戰，是中共主動挑起，中共宣傳倒果為因，隱瞞歪曲了事件真相，反而倒打一耙說成「反共高潮」。
「共產黨抗日最積極」——事實是：毛澤東不愧是傑出的宣傳家，他的抗日口號喊得比蔣介石響，還寫了《論持久戰》等著作，從他的言論文章看，他無疑是積極抗日的人，但實際情況大不相同，與毛打過四年交道的蘇共弗氏說：「毛澤東的話與他的行動往往正好相反。」事實表明，毛是個陰媒家和說謊家。如1937年召開的洛川會議上，毛宣稱要堅持國共抗日統一戰線，要與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團結抗日，他還動員各將領聯名給蔣介石發致敬電，稱頌蔣委員長萬歲，可是同時卻向將領們發出號令：部隊的主要任務不是打仗，而是到敵後去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擴充軍隊，為今後奪取政權打基礎；在統一戰線中，要掌握領導權，要和頑固派、投降派（指國軍與蔣介石）做鬥爭；要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不要受愛國主義的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以後他對黨內乾脆把抗日戰爭稱為「日蔣矛盾」，表明他與抗日無關，他已退出了抗日陣營，專心致志於打內戰了。蘇共弗氏寫道：「中共領導階層把國民黨視為主要敵人，不遺餘力地佔奪國軍控制的土地，不擇手段來達到此目的。中共這種活動，顯然損害了抗日力量，增添中國人民的許多犧牲。」「毛澤東把自己的人民當作奪取政權的工具，幾百萬人流血與苦難，不幸與憂傷，對他完全是抽象的概念。」
「共產黨將實行民主憲政」——這是毛澤東抗日後期向國內外發出的最強音。這時他看到抗戰快勝利了，國軍已被日寇嚴重地削弱，而中共的實力已大大增強（已佔領了從陝北到華北再到華東沿海的一大片土地，部隊己擴大到120萬正規軍、200萬民兵）改朝換代的野心快實現了，為了迷惑國內外人們站到他一邊，就在會見美國政要、中外記者、中國各黨派人士時大唱民主讚歌，宣稱他要實行美國林肯總統的民有、民治、民享，實行羅斯福總統的四大自由，要實行美國式的民主憲政，要實行各黨派合作的聯合政府，要開展批評自我批評，反對蔣介石的專制獨裁，延安《解放日報》重慶《新華日報》更是連篇累牘地宣傳毛的民主憲政主張，一時蠱惑了美國大使、特使、中外記者、中國民主人士，他們紛紛到延安去朝聖、會談，美國大使赫爾利甚至與毛簽訂了合作協議，中國一些黨派開始站到中共一邊反對蔣介石專政，廣大知識分子歡欣鼓舞，看到了中國的光明前景，對中共心響往之。可是毛澤東這位民主吹鼓手，不久就原形畢露，在中共戰時統治區和後來的新中國，專制獨裁遠遠超過了蔣介石，超過了秦始皇加斯大林，民主黨派和廣大知識分子都上當受騙了。
和平談判
日寇侵華，正如俗話所說：貪心不足蛇吞象，它的財力軍力均不可能併吞中國，於是採取「以戰養戰」、「和談誘降」等毒計，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曾與日寇和談，由於兩人對抗戰的態度和立場不同，他們與日寇談判的結果也大不相同。南京淪陷後，日寇派人向蔣介石談判誘降，蔣介石起先拒絕，由於黨內外不少高層人士（如于右任、胡適等）對抗戰前途悲觀，向蔣介石施加壓力，蔣介石遂派曾任北平、天津市長的秦德純赴香港與日使談判，蔣的要求是完全恢復蘆溝橋事件前的領土主權，日方則提出苛刻條件：承認偽滿州國，賠償戰爭損失，訂防共條約、經濟合作條約，華北駐軍等，蔣認為喪權辱國，不予理睬，日又降低條件，不談賠償和偽滿州國，其他大體不變，蔣拒不接受，日又請德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又被蔣拒絕，蔣在《日記》中稱：「倭寇亡我之心不死，無和平可言也。」日寇惱怒，公開宣佈不再承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孔祥熙，以財力己難支撐抗戰，暗中派人赴港與日談判，蔣獲知後嚴詞批評，後悉孔仍在與日談判，大為震怒，下令：「今後再有人與日寇談和，以漢奸論處，殺無赦！」於是徹底關閉了和談大門。
毛澤東則不同。為了實現他的「三國志」謀略（聯日反蔣），他主動派人與日方談判。據中共領導人之一的王明在《回憶錄》中記載：「毛澤東不經政治局委員們同意，由軍委秘密電台發電給新四軍政委饒漱石，要他派人代表毛去與日汪商談合作反蔣事宜，同時停止中共對日汪的軍事行動。」又據蘇共弗氏記載：「我看到一份新四軍參謀部的報告，它確切地表明，中共領導層與南京日本派遣軍參謀部之間有着長期不斷的接觸，雙方情報傳遞的終點是南京和延安。」隨着眾多知情人的揭露，毛澤東與日汪的合作關係逐漸清晰了。
原來饒漱石接到毛的指令後，就把中共與日汪商談反蔣合作的任務交給了新四軍情報部長潘漢年。其實潘早在1939年起就與日寇駐香港和上海二個總領事館特工建立了針對國民政府的「情報交換」關係，接到毛的指令後，潘輕車熟路到上海，找到密友袁殊（留日共產黨員，因參加共產國際情報活動被國民黨逮捕，成為軍統特工，後又成為日寇特工，當時任日本特務機關「岩井公館」負責人）即偕同去見日外務省在中國的情報頭頭岩井英一，岩井見潘己不是一般情報員而是毛澤東特使，刮目相看，優禮有加，當即發給潘「特別通行證」（各地通行無阻），讓他利用「岩井公館」秘密電台與延安和新四軍通報，並在上海最豪華的匯中飯店租一套房，供他居住，又讓潘以「胡越明」的假名每月在「岩井公館」領取大量活動費，隨後就帶領潘去見日寇在華最高特務機關「梅機關」頭頭影佐偵召少將。影佐對毛澤東特使也熱烈歡迎，隆重接待，經幾次商談，商定了合作辦法。接着影佐批准潘去見汪精衛（影佐是汪偽政府太上皇，汪的一切行動須得影佐批准）。這樣潘就與另一位好友李士群（留蘇共產黨員，被捕後成軍統特工，後又成為汪偽政府特務頭子——調查統計部長及江蘇省主席）赴南京會見汪精衛。汪原是毛澤東的恩師（早年汪任國民黨宣傳部長，曾提拔毛任副部長）對潘更顯親切，即邀請毛派人參加他的議會和政府，潘則對汪表示：如汪與日合作有困難，歡迎汪到新四軍來。潘與汪也談妥了合作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