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媒｜專訪長平：假如我可以回到「八九六四」＊阿波羅新聞網

CDT編者按：本文為德國之聲文章《專訪長平：假如我可以回到「八九六四」》部分內容摘錄。作者為葉家均。閱讀全文請移步德國之聲網站。

1988年，在四川的大學生長平。當時長平還不知道，來年自己與中國會遇上改變個人與歷史的「六四」事件。

中國媒體人、六四參與者長平向德國之聲（DW）訴說他最深刻的「六四」記憶，以及為什麼「屈辱」伴隨着他的一生？如果回到1989年6月4日那天，他會對當時的自己說什麼？

DW：那個時候害怕嗎？

長平：那個時候的主要情緒不是害怕，而是屈辱、憤怒、痛苦和倖存者的愧疚。這些感覺一直持續到今天。

1989年5月下旬的一天，我收到一封從北京寄來的信，信中說：學生抗議運動到了關鍵時刻，你也趕緊來吧！廣場需要你！寫信者是我的一位高中好友，睡在我下鋪的兄弟，在北京上大學。那位給我寫信的朋友在天安門廣場堅持到最後，他的一條腿中彈了，被送到醫院進行了及時的手術，但是公安幹警找上門來要帶他去審訊，醫生堅決反對，說對康復不利。他仍然被帶走，他個性倔強，不肯配合，大約一天之後他才被送回醫院。後來他留下了終身殘疾，兩條腿長短不一。

後來我對自己說，中彈的人也可能是我。毫無疑問，我是屠殺倖存者。那些倒在血泊中的人，每一個人都可能是我。在無數的同輩和同道都倒在血泊中之後，我感覺到自己沒有資格害怕。

DW：這個「恥辱」或者是說「六四」經驗跟記憶，會不會影響到你後來踏入新聞媒體這個工作呢？

長平：六四對我的整個人生和後來的職業選擇，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我想先解釋一下屈辱——屈辱伴隨着我的一生，這種屈辱來自光天化日之下的屠殺，世界沒有公義，整個國際社會眼睜睜地看着暴行發生。它一直延續到現在，而且助長了其他暴行。

假如當年六四勝利了，中國實現了民主，烏克蘭會怎麼樣？香港會怎麼樣？台灣又會怎麼樣？當時人們普遍相信多行不義必自斃，這是黎明前的黑夜，它不會持續太久，然而36年過去了，正義仍然在考驗着人們的耐心。

六四鎮壓的後果之一，就是讓很多中國人不再相信正義的價值。（很多抗爭者）在嚴密的囚禁中孤獨地死去，或者在沒有親人的陪伴下在異國他鄉生活。這是值得付出的代價嗎？還有人說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可以長期忍受一黨專制。它是值得為之奉獻生命的一個國家嗎？

有時我也懷疑自己的人生的意義。我需要一個理由讓我告訴自己，這樣做是正確的。若干年前，當我在《南方周末》工作的時候，我們真心地相信我們寫的每一個字，我們採訪的每一個腳步，都是一種力量。哪怕它非常非常微弱，還一點一點地推動中國的進步。但是今天的中國，甚至整個世界，都開起了歷史的倒車。所以在大多數時候，這個理由就是要習慣在絕望中抗爭。我們抗爭不是因為一定會取得勝利，而是因為即便不能獲勝，抗爭仍然是有意義的。這就是六四給我的人生信條。

「她沒我說爸爸在流亡、媽媽在流亡，而是『我們在流亡』。」長平向DW分享了女兒作為「六四」二代的身份認同過程。

DW：您會跟自己的家人、下一代去聊六四嗎？

長平：我女兒也是「六四二代」，她在德國長大。2015年，在漢堡民族學博物館有一個展覽，主題是「流亡」，其中我的一幅照片掛在牆上。展覽進行了半年之後，我帶女兒去看。當時她六歲，她看見爸爸的大照片掛在博物館的牆上，顯得很有興趣。那張照片旁邊就是說明文字，介紹了我的經歷，英語和德語，我想她應該看不明白。那張照片前面還有一個語音導覽設備，她拿起來接連聽了兩遍。我當時有些緊張，我不知道她聽懂了什麼、會怎麼想，但是我不敢問她。

這個事情在我心裏忐忑不安了幾個月，我還是放心不下，就主動問她。我說：在掛着爸爸照片的那個博物館，你當時很認真地聽那個大大的耳機，你聽見了什麼？

「它說的是英語，我沒有聽明白。」

原來她不知道可以切換成德語，當時她只會說德語和中文。幾年之後，我女兒的英語非常好了。有一天我聽見她和別人聊天，她說：「You know, we are in exile.（你知道的，我們在流亡。）」這讓我有些驚訝，也有些心酸。

她沒有說爸爸在流亡、媽媽在流亡，而是「我們」在流亡。她把自己也列入其中。她說的是事實，非常準確，因為她也不能回中國。更重要的是，她確認了自己的政治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