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周的認識
周的政治信條是"寧犯政治錯誤，不犯組織錯誤"，他最看重的是政治生命。什麼人做他的領導，他就跟着什麼領導走。所以自從他在上世紀三十年代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無論什麼領導路線，無論左右，他都能穩居最高領導層內部。這也是老毛最看不起他的原因，也是掌握政權後，一般情況對他也是最不擔心的原因。
周的第二大特點是他的人情世故、辦事能力無人可比。第三是事無巨細、勤勞奉事、日夜辛勞。後兩條使得他的主人（領導）根本離不了開他。
當然，周對於毛的徹底服膺，也是歷經多次折騰才徹底作到的。最後一次是"反右傾"運動，他為此大哭一場、請辭總理職務。但是毛看透了他，讓他繼續為自己服務，直到文革運動支持自己打倒劉少奇。所以毛自掌握黨權、政權後，乾的所有壞事兒，周都有具體操作的責任。
即使如此，毛為了防止周在自己身後，對自己造反。毛。所以特地利用周的膀胱癌，故意拖延治療，有意讓周死在自己之前。其實毛周兩個人都是聰明人、都相互知己，毛知道周內心對自己耍的是兩面派。毛在周不會怎麼樣，毛不在周會怎麼樣就難說了。所以毛絕不能讓周死在自己的後頭。
周追隨老毛幹了幾十年的一系列壞事，最後還是沒能逃脫被老毛作為陪葬的命運！
周內心對於是非曲直是有判斷的，所以臨去世之前對鄧穎超講："我有很多話沒有對你講……"希望老婆、最親近的人對自己的政治一生能夠理解。但是周知道歷史是清醒的，一定會對自己丑陋的一生予以清算，所以為了儘量縮小清算目標，骨灰不予保留、撒海了事。
這說明周對自己的一生是有清醒判斷的。鄧同樣如此。而胡耀幫、趙紫陽同樣對自己的一生都有足夠的自信，所以都與祖國的大地青山為伴。
呂朴
20250524】
往日風摘要：
從陳永貴歷史問題到江青的政治行為，我們可以看到文革政治超出常人想像的另一種面相及其背後荒謬的邏輯：在所謂"純潔革命隊伍"的名義下，一方面是將歷史問題嚴重化擴大化，大力清查和嚴格處理有歷史問題的人，甚至僅憑一份從容就義前流露自己對革命與人生的悲觀意緒的自白書，便將人判為叛徒而鞭屍毀墓、逐出教門，另一方面則對揭露出有問題的特定對象網開一面，高抬貴手，提拔重用；一邊是心虛膽怯而急忙清理掩蓋自己的歷史疑點，另一邊則大張旗鼓且大規模地將"叛徒""特務"帽子施加他人，製造恐慌，迫害無辜。此中已沒有了任何政治道德與倫理可言。
本文系作者賜稿，原題為《從陳永貴歷史問題看文革政治邏輯》
陳永貴歷史問題之為"問題"，出現在1968年10月。當時正在進行清理階級隊伍。這是文化大革命運動之下展開的一波階段性運動，旨在將混入和埋藏在革命隊伍中的地富反壞右和叛徒、變節分子等有歷史問題的人清理出來，為即將召開的黨的九大做組織人事準備。解放軍69軍軍長謝振華率隊"支左"山西，同時負責全省清隊整黨和九大代表資格審查工作。他接到一份屬下報告，稱幾位陽泉市昔陽籍人揭發陳永貴在日軍佔領昔陽時期當過維持會長並參加了日本人的情報機構興亞會。
陳永貴
陳永貴是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農業學大寨的標誌性人物，文革前已是聞名全國的勞模，文革中擔任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且定為九大代表。陳歷史有問題，此事非同小可。謝振華隨即作出部署，派員前往當地查證。經過慎密調查，包括訊問當年同一情報小組知情人和查閱原始檔案，陳永貴歷史問題浮出水面，並獲得確證。
抗戰期間，日軍佔據昔陽，採取以華制華政策，引誘並強制當地人參加各種組織。陳永貴年青靈泛，能說會道，膽大心細，闖過江湖，見過世面，善於與各種人打交道，於是出頭做了大寨維持會會長。當時八路軍也在周邊一帶活動。陳永貴一次被日軍以通共罪名關進監牢，獲釋後，自稱被八路軍營救，而日軍的審訊檔案材料寫的是"歸順釋放"。在其之後陳參加了日偽特務組織興亞會並擔任小組負責人，每周兩次上縣城送遞情報。日本投降後，昔陽大力清算為日本幹過活的"二鬼子"，最重者直接處死。陳永貴自覺處境危險，心懷忐忑，乃向中共領導下的第一任村長託孤，村長為陳說話，陳涉險過關。
陳永貴事敵充當"二鬼子"，不僅昔陽縣檔案有記錄，在八路軍一二九師鋤奸部的一份昔陽縣敵偽情報人員名冊及敵偽檔案中，也查到了陳永貴名字，並註明是偽村長，情報員身份。
聞風自己的歷史問題被調查，正是九大代表資格審查時，陳永貴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找到謝振華，主動做了自我交代。據謝振華回憶："當時我約他在迎澤賓館六層中間靠左邊的一個房間裏和他談話。他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說：'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請罪'。我說：'不要着急，有什麼問題可以詳細談出來。'"陳永貴便一一坦白了當年被日軍抓去後被迫自首和參加興亞會以及送遞情報事。
人證物證俱在，本人也已承認，陳永貴歷史問題至此證據確鑿，毋庸置疑。謝振華立即召開軍黨委會議，決定向上級黨委和中央專題報告。周恩來接到報告，當即指示說："六十九軍的同志要顧全大局，不要擴散，複印件可報中央。"不久，周恩來陪外賓參觀大寨，謝振華當面向周請示有關陳永貴出席九大的問題。周恩來表示："要維護大寨紅旗，此事作為歷史問題來處理。可讓陳永貴當代表出席'九大'，但只當代表。"
中共作為無產階級的先鋒組織，一向十分注重隊伍的嚴密和純潔性，對那些在不同歷史時期混進黨內的異己分子，一經揭發着嚴格處理，絕不寬容。49年建政之後，對異己分子的劃分範圍延伸到整個社會，歷史上但凡替日偽政權、國民黨政府做過事、謀過差的，皆視為存在污點的歷史問題。歷史問題就是政治問題。這些有歷史問題的人，不僅其政治生涯就到此終結，包括子女家屬在社會上還要受到歧視，打入另冊。在黨內，黨員歷史問題最突出的反映是"叛徒"和"變節"問題。它涉及黨員的政治氣節和政治道德，關乎組織的純潔與健康，因而歷次整黨，黨員有無歷史問題均為首當其衝的必審問題，而且，隨着對階級鬥爭的不斷強調，越到後來，對這一問題的看法越發嚴重和峻切。
瞿秋白
文革之發動，歷史問題亦即"叛徒"問題，可以說是一觸發點。1963年戚本禹發表《評李秀成自述》文章，提出與大多史學家不同的看法，認為太平天國將領李秀成的自述，是投降變節、背叛革命的自白書，引起學界大爭論。戚之觀點獲得毛澤東支持。毛對戚文做出十六字批示："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終，不足為訓。"不久毛澤東又評點瞿秋白《多餘的話》，認為瞿"向敵人告饒，自首叛變"，一直尊為革命烈士的瞿秋白於是戴上了"叛徒"帽子。人們納悶毛兩次評點歷史人物的邏輯關係及用意所在，直到文革興起，劉少奇垮台，被冠以"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才恍然有所覺悟。
當然，周恩來應該是清楚的，至少能夠領悟得到。他知道"叛徒"問題意味着什麼，與其嚴重程度。這已不單純是歷史與政治的問題，更發展為黨內激烈鬥爭用以打倒對手的一柄利器。文革以來因所謂"叛徒"問題而被打倒者可謂不計其數，其他不說，中央層面，劉少奇之外，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就是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被揪出打倒。就連周自己也被歷史上所謂的"伍豪啟事"一度弄得焦頭爛額，氣恨交加又莫可奈何，雖說這純屬當年國民黨偽造，中央也清楚是國民黨偽造，但它卻被江青利用，作為攻擊周恩來的把柄，成了周揮之不去的一塊心病，直到不久於人世之前周還念念不忘聲明自己沒有背叛革命，不是"投降派"。足見"叛徒"歷史問題影響於人是多麼地要命。
陳永貴當然談不上"叛徒"，他是後來參加革命和入的黨。但他事日充當"二鬼子"，關乎民族氣節和大義，問題同樣嚴重，安頂"漢奸"帽子並不為過，足以將其壓垮，使名落九天。但陳永貴是毛澤東親樹的農業的一面旗幟，關係重大，涉及全局，所以周恩來根據長期政治經驗和黨內規矩，謹慎而又意味深長地表示：陳可出席九大，"但只當代表。"
然而，出人意料，陳永貴在九大不只是當代表，還當上了中央委員。數年後，在十大，更上台階，做了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這讓知道陳永貴歷史問題的黨內之士驚詫不已，大惑不解——一個參加過日本情報組織、有明顯歷史問題的人，不予追究處理，已是寬容，怎麼還能當上中央委員，進而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這不是明顯與黨的政治原則、組織路線和幹部任用政策相悖嗎？
其實，文革中陳永貴問題並非個案，我們把目光稍微放寬，從山西轉向北京，就會看到，在中央文革小組類似現象也同樣存在。
如所周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是全國文革運動的領導機關，鼎盛時期，等同於中央政治局的權力機構，其人員選拔自是萬中挑一沒得說的。如果說陳永貴或具有某種象徵意義，一定程度上是作為道具擺設在文革舞台，那文革小組成員可個個都是口含天憲、生死予奪的朝中要員，因而無論家庭背景或個人歷史，當有更為嚴格過硬的要求。但實際並非如此，其中堪稱有"病症"的問題中人不乏其人。
例如姚文元，雖本人歷史清白，沒有問題，其父姚蓬子為文化名人，卻歷史上有重大污點，曾被捕變節自首，按當時規矩，這種家庭背景的是不宜進入中央文革小組的。然而，在有反對意見的阻力下，他不但成為文革小組成員，後來還升任政治局委員。又如張春橋，撇開個人歷史疑點與問題（參加華蒂社、虛報入黨時間、與魯迅筆戰——後文革時代，這都算不上什麼問題，在文革則非同小可）不論，黨員妻子文靜歷史上被日軍俘虜後變節事敵，應算是正兒八經的"叛徒"，但儘管如此，也儘管不斷被人質疑提出，沒有影響他擔任文革小組副組長，並成為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副總理。
30年代的江青
還有江青。江青身份特殊，擔任文革小組副組長並進入政治局，與張春橋、姚文元不同，姑且不論。問題在於，文革江青乖張的政治行為。江青自身歷史有疑點，30年代曾被捕入獄，據有關資料，出獄時留下"尾巴"——寫過悔過書，在當時語境下，足可以致其於政治死地。文革江青，成了旗手，便迫不及待地要求有關方面將其獄中檔案予以銷毀，徹底清理掩蓋自己的歷史疑點；而與此同時，卻以"純潔革命隊伍"的名義，不遺餘力地將無以數計的無辜之人打成"叛徒""特務"，逐出革命隊伍，甚至不惜指使縱容屬下偽造證據，虛構情節，把受害人投入監牢，迫害致死。
從陳永貴歷史問題到江青的政治行為，我們可以看到文革政治超出常人想像的另一種面相及其背後荒謬的邏輯：在所謂"純潔革命隊伍"的名義下，一方面是將歷史問題嚴重化擴大化，大力清查和嚴格處理有歷史問題的人，甚至僅憑一份從容就義前流露自己對革命與人生的悲觀意緒的自白書，便將人判為叛徒而鞭屍毀墓、逐出教門，另一方面則對揭露出有問題的特定對象網開一面，高抬貴手，提拔重用；一邊是心虛膽怯而急忙清理掩蓋自己的歷史疑點，另一邊則大張旗鼓且大規模地將"叛徒""特務"帽子施加他人，製造恐慌，迫害無辜。此中已沒有了任何政治道德與倫理可言。這種令人不可思議的悖論現象，毫無原則的雙重標準，反映了文革政治的極端荒謬與乖張。
這種現象之所以出現，歸根結底，是黨內民主的嚴重缺失，眾言堂變成一言堂，權力代表真理，口含天憲，言出法隨，以需要為由，可以任意拿捏組織政策，把玩黨內規矩，變換政治準則。如此，不僅模糊了人們原來自以為是的是非標準，動搖了政治問題處理判斷的正義原則，讓良善之士無所適從，使狂妄之徒有機可乘，最終把黨和國家引向險境，導致災難。
因此，可以說，文革之走向失敗，僅此就能見出其內在的必然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