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展信安。當我們審視當下撲面而來的關稅壁壘*和貿易摩擦，一股不同於過往的強勁風暴感油然而生。
這不再是簡單的貿易爭端，它似乎預示着更宏大敘事的開端——一種重塑國際經濟秩序*的努力正在進行中。這股力量如此巨大，以至於許多有識之士都發出了前所未有的預警。
前段時間，我在《八面來風》欄目中轉發了新加坡前總理李顯龍*先生的一段話，他在一個國際場合中語重心長地說，世界正面臨一場「80年來前所未有的驚濤駭浪」。這話分量十足，因為它將當前的變局與二戰結束後的全球秩序變遷相提並論。為什麼是「驚濤駭浪」？為什麼是「80年來未有」？這背後的原因，值得我們所有人深思。
李顯龍先生通過一組關於國際貿易增速與全球GDP增速對比的數據，為我們揭示了這場變局的一個核心表現。他指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的幾十年裏，那是一個全球化高歌猛進的時代，國際貿易的增長速度長期快於全球GDP的增長，貿易在全球經濟中的佔比不斷提升。
2008年金融危機是一個重要的拐點，全球化進程雖然放緩，國際貿易增速有所下降，但它至少還能與全球GDP增速大致持平，貿易在全球GDP中的比例基本維持在危機前的55%左右。然而，到了今天，也就是金融危機爆發大約17年後，我們似乎又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節點上。
他說，現在的趨勢是，國際貿易的增速已經開始無法與全球GDP的增速同步，甚至可能長期滯後。這意味着，貿易在全球經濟總量中的比例很可能將要開始持續下降。這是一個意義深遠的結構性變化。
更令人擔憂的是，李顯龍先生特別強調，最近幾個月，這種結構性的轉變似乎還在加速。而如果中美這兩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之間的經貿摩擦無法有效「踩住剎車」，如果這種趨勢導致貿易在全球GDP中的佔比顯著下降，那麼世界將真正迎來「二戰以來未有之大變局」。
為什麼會這樣？李顯龍先生也點出了原因。他認為，美國新一屆政府（這裏指的是特朗普政府及其可能回歸帶來的政策延續性）對於過往國際貿易體系有着一種新的認知，他們認為這套體系讓美國「吃虧了」。這與過去普遍認同的「互利共贏」的看法大相逕庭。
在這種新認知下，關稅不再僅僅是調節貿易的經濟工具，它被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成為維護美國整體國家利益、甚至在非經濟領域進行談判的籌碼。而當一個超級大國採取這樣的策略時，其他國家出於自保或回應，往往也會採取類似的保護主義或對等措施。這些戰略和政策的連鎖反應，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着全球貿易的格局。
這樣的變化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為什麼它會是「驚濤駭浪」？
李顯龍先生認為，這種趨勢即便帶來最輕微的後果，也足以令人警惕——它會抑制許多國家的經濟增長。全球貿易是許多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尤其是那些高度依賴出口、或者嵌入全球產業鏈的國家。貿易壁壘的增加、供應鏈的重構，會提高成本、降低效率、限制市場，直接影響這些國家的經濟表現。而經濟增長的放緩甚至停滯，往往會在國家內部引發更多的社會問題（如失業、貧富差距加劇）和政治問題（如民粹主義抬頭、社會撕裂），這些國內問題又可能外溢，加劇國際間的緊張和衝突。屆時，世界就可能真的進入那個我們未曾經歷過的、二戰以來的新局面——一個充滿不確定、不穩定甚至衝突風險的時代。
「海湖莊園協議」的傳說與美國經濟的「元問題」：新認知的形成
理解李顯龍先生的擔憂，需要我們進一步探究美國當前經濟戰略轉變背後的驅動力。這種驅動力，源於特朗普及其團隊對美國經濟自身以及世界經濟秩序的一系列「新認知」。
雖然「海湖莊園協議」目前仍是坊間傳說，其內容的真實性和最終執行度有待觀察，但它所勾勒出的政策輪廓——匯率政策的協調與潛在的弱美元戰略、大幅提高關稅與改革全球貿易體系、甚至可能觸及美債重組以減輕債務負擔——清晰地指向了一個宏大的目標：將美國打造成一個擁有強大「內循環」產業鏈的繁榮經濟體。如果這些設想真的付諸實施，其影響可能遠不止於貿易領域，甚至可能觸動世界金融體系和貿易體系的根基。
從特朗普上任以來（無論是第一個任期還是當前正在顯現的政策傾向）在經濟上的行動可以看出，美國在經濟戰略思想上確實發生了重要的變化。而支撐這種變化的，正是兩個核心的「新認知」。
第一個新認知：美國經濟必須重新以製造業為基礎。
這個問題，其實早在很多年前，就有像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這樣的學者提出過一個尖銳的「元問題」（Root Question）：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失去了製造業這個根基，它還能僅僅依靠高科技、金融和服務業來支撐起其龐大的體量，並在世界經濟中維持支配地位嗎？
對於美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這確實是一個關乎國本的根本性問題。沒有強大的物質生產能力作為基礎，僅僅依靠虛擬經濟和高端服務，是否能夠長期支撐國民的就業、收入、國家的創新能力和安全保障？自奧巴馬政府提出「再工業化*」以來，歷屆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或多或少都是建立在這個問題的答案之上的——是的，美國經濟必須重新找回製造業的根基。
到了特朗普2.0時期，這個目標變得更加明確和聚焦：要將美國打造成一個擁有強大「內循環」的產業鏈完備的繁榮經濟體。這意味着不僅要讓製造業回流，還要構建一個能夠在美國國內自我循環、自我支撐的完整工業體系。更重要的是，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這一屆的美國政府似乎不惜以掀翻甚至重塑整個世界經濟秩序為代價。
這個新認知對美國意味着什麼？看看一些數字就能明白。現在美國經濟中，第一產業（農業）的佔比已經不到1%，第二產業（工業）佔比約18%左右，其中製造業在GDP中的佔比更是降至可憐的11%左右。而第三產業（服務業）的佔比則高達80%以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美國製造業最輝煌的時期，它的產能幾乎佔據了整個世界的一半！從「世界工廠的半壁江山」到如今11%的佔比，這種產業的空心化程度是觸目驚心的。美國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使得「重新以製造業為基礎」成為一種戰略必然，儘管這實現起來困難重重。
第二個新認知：必須以改變世界經濟秩序的方式，形成美國經濟新的競爭力。
重振美國的製造業，其核心難點在於，如何在當前這個全球產能普遍過剩、競爭異常激烈的世界裏，為美國的製造業找到並構建新的競爭力。在成本、價格等方面，美國的製造業與很多新興經濟體相比處於明顯劣勢，這是一個極為現實的挑戰。
我們知道，美國推動產業回流的政策導向並非始於特朗普。奧巴馬政府時期就開始倡導，此後的政府也一直在努力。數據顯示，到2023年，美國的製造業投資規模已經達到了2010年平均水平的三倍，這表明政府和企業都在朝着這個方向努力。有人甚至估計，到2025年，可能會有高達84%的美國企業部分或全部將其製造業務回流美國本土或近岸國家。
然而，總體來看，尤其是在與中國等主要製造業大國對比時，美國製造業在成本和效率上並未展現出明顯的優勢。用傳統的、市場化的方式——比如僅僅依靠技術創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來讓美國製造業在短期內重新獲得全球競爭力，尤其是在面對那些擁有完整產業鏈和巨大規模效應的競爭對手時，顯得異常艱難。
這就提出了一個關鍵問題：如果依靠傳統路徑難以奏效，美國的產業回流和製造業復興目標有沒有可能真正實現？其現實路徑究竟在哪裏？顯而易見，僅僅在現有的世界經濟秩序框架內，通過傳統的提高自身競爭力的方式，是根本無法有效解決這個問題的。
於是，在一些美國戰略制定者看來，唯一的、或者說最可行的「辦法」，就是改變現有的世界經濟秩序本身。既然在當前的規則下無法競爭過，那就嘗試去改變規則，改變競爭的環境。傳說中的「海湖莊園協議」，正是這種新思路或設想的一種集中體現，它試圖打破舊的藩籬，為美國製造業的回歸和發展創造一個更有利的新外部環境。
構想的圖景：碎片化時代下的雙邊與單邊主導秩序
過去幾十年美國製造業的衰落，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發生的。正是全球化催生了新的世界經濟分工體系，在這個體系中，資本和產業為了追求效率和低成本，流向了最具比較優勢的地區，導致美國本土的製造業優勢不斷喪失，產業持續外流。
上述過程是在一個以多邊主義為框架的全球性經濟秩序中進行的。在這個秩序中，美國雖然是主導者，但同時也受到這個秩序規則和多方參與者的制約。就像一個大家共同制定的遊戲規則，即便是制定者，也要在規則內行事。而特朗普政府的核心理念，就是認為美國在這個遊戲中「吃虧了」，其他國家利用規則的漏洞或者美國的開放性，「佔了美國的便宜」。
結果就是，這些年我們真切地看到了一個我稱之為「大拆解」的過程。這個概念我從2022年開始反覆提及和思考，三年過去了，這個過程的演進速度和深度，還是有兩個方面超出了我最初的想像。
第一個沒想到的是，這場拆解進行到今天，本來在政治、經濟和價值觀上看起來最成型、最緊密的「西方世界」這個陣營，其內部也開始顯現裂痕，甚至在某些問題上出現瓦解的跡象，其作為一個統一整體的形象有可能走向消失。國家利益的差異、對華政策的分歧、國內政治的極化，都在侵蝕着西方內部的團結。
第二個沒想到的是，這場大拆解會深化到如此程度。現在，人們已經開始嚴肅地討論，全球產業鏈是否會徹底分裂為「美國主導」和「非美聯盟」兩大相互獨立甚至對立的陣營。最近，我還看到了著名經濟學家余永定先生的一個說法，令人印象深刻，甚至帶着一絲「令人毛骨悚然」的意味——他認為，國際貨幣體系碎片化的進程會進一步發展，未來基於經濟和地緣政治的考量形成多個貨幣集團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這句話的分量非常重，它指向的不是簡單的貨幣波動，而是全球金融格局的根本性重塑。
無論這些預測最終會以何種形式落地，一個基本判斷是清晰的：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更加「碎片化」的時代。
在一個碎片化的時代，特朗普及其團隊試圖構建的新的國際經濟秩序，會是什麼樣的呢？沿着我們之前的討論——美國需要在什麼樣的世界經濟秩序中才能形成新的競爭力——我們或許可以推測其構想的圖景。有幾種坊間流傳的說法，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從不同側面來思考這個問題：
第一種，是所謂「新三角」的說法。這種觀點認為，未來的世界秩序將建立在中美俄「新三角」的力量平衡基礎上，這可以理解為某種形式的「三大國共治天下」，是一種基於實力政治的平衡。
第二種，是更為精細的「分層交易」說法。在這種設想中，世界被分為幾個層級：第一層是美國這個頭號強國，擁有制定規則和施加壓力的能力。第二層是那些擁有可出售的關鍵資源（如石油、礦產）、能夠對美國構成威脅（無論是軍事還是經濟上），並且其領導人不受民主制度約束（從而可以進行更靈活、有時是更殘酷的交易）的國家。第三等級則是美國的盟友，他們的對美國的依賴性和戰略忠誠度，在這種新秩序的設計者眼中，有時會被視為可以利用的「弱點」，美國可能以不對等的條件與他們進行交易，甚至施壓要求他們配合美國對抗其他國家。
第三種，是更加直白的「紅桶、黃桶、綠桶」分類法。這種說法將世界各國根據其對美國政策的配合程度進行劃分：處於「紅桶」的國家是那些完全配合美國政策、願意接受美債置換、美元貶值計劃及高關稅政策的國家；「黃桶」是那些部分合作但態度不夠積極、需要進一步施壓和拉攏的國家；而「綠桶」則是那些拒絕配合美國政策、甚至與美國對抗，從而面臨全面制裁和孤立的國家。
這些說法或許只是冰山一角，它們共同指向的，是一種試圖用雙邊關係、甚至單邊強制力取代現有多邊框架的新秩序。在這種秩序下，力量原則凌駕於普遍規則之上，國家間的關係將更加不穩定和充滿交易色彩。
美元的雙刃劍：結構性困境與秩序重塑的必然性
理解美國為何如此決絕地尋求改變，最終還是要回到其作為世界貨幣發行國所面臨的那個深層結構性矛盾。
自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美元正式登上世界貨幣的寶座後，美國就扮演了類似「世界央行」的角色。作為「世界央行」，你首先得「印錢」，也就是發行美元。然後，你還得想辦法把這些美元「輸出」到世界各地，讓其他國家和國際市場擁有足夠多的美元來支持國際貿易、投資和金融活動。而且，全球經濟規模越大，貿易越活躍，世界對美元的需求就越多。
怎麼才能把大量美元源源不斷地輸出到世界各地呢？方式有很多，比如對外投資、對外援助，但最主要、最持續的方式是貿易逆差。這意味着美國必須在國際貿易中長期處於進口大於出口的狀態，用憑空印出的美元去購買他國的實實在在的商品和服務。只有這樣，其他國家手裏才能積累起美元，這些美元才能在國際上流通起來，支撐起以美元為基礎的世界經濟體系。比如您提供的數據，2024年美國出口僅覆蓋進口的78%，高達9184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很大一部分就可以視為美國向全球注入的美元流動性。
從這個邏輯推演，理論上，作為世界貨幣的發行國，美國似乎只能長期處於貿易逆差狀態，而不可能也無需追求貿易順差。
這當然為美國帶來了巨大的好處，這就是所謂的「國際鑄幣稅收益」。我們經常聽到的一個說法是，美國僅僅印出一些成本極低的「綠紙」，就能換取其他國家辛辛苦苦生產出來的產品和寶貴的資源。從表面上看，這似乎確實是「佔了便宜」，是極不對稱的收益。這個事情從公平性上看可能是不合理的，但它確實是現實經濟體系運作的一部分。
然而，這個事情的複雜性遠不止於此。如果僅僅是「印鈔買東西」這麼簡單，美國豈不是可以整天開動印鈔機，然後坐享其成？特朗普總統也就不會整天抱怨貿易逆差，想方設法讓別的國家多購買美國的產品了。
這裏面最關鍵的一點，在於這種美元輸出模式對美國國內經濟結構產生的深刻影響。美國能夠通過貿易逆差輸出美元，使得美國可以高度依賴進口低廉的商品來滿足國內需求。在這種情況下，本土製造業面臨着巨大的外部競爭壓力，產業空心化和國際競爭力持續衰弱幾乎成為一種必然。因為很多東西可以輕易地從國外買到，而且按照美元輸出的邏輯，美國似乎也「不應該」生產太多可以用於出口、減少逆差的產品。這是一種內在的結構性矛盾。
但是，美國畢竟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它不可能完全依靠對外輸出美元和發展虛擬經濟來維持運行。美國的老百姓需要就業，需要工作，需要有收入。一個健康的經濟體，總需要有堅實的物質生產基礎。更重要的是，世界上有那麼多國家的貨幣，憑什麼美元就能成為那個獨一無二的世界貨幣？僅僅依靠軍事實力嗎？不是，最根本的支撐還是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別忘了，當初美元能夠取代英鎊成為世界貨幣，正是因為它背後的美國經濟在二戰後一枝獨秀，其製造業產能接近全球的一半！是強大的實體經濟支撐了美元的地位。
現在，美國似乎陷入了一個兩難的結構性困境：作為世界貨幣的發行者，其體系運行似乎需要貿易逆差和產業外流；但作為一個大國，其經濟的健康、國民的福祉和長期的國際地位又要求其擁有強大的製造業基礎。美國能同時實現既是世界貨幣發行者，又是產能巨大的製造業強國這兩個目標嗎？
至少在現有的、建立在過去全球化基礎上的國際經濟秩序中，這是無法同時完美實現的。美元的特權地位與美國製造業的困境，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能更深刻地理解，為什麼美國如此強烈地尋求重塑世界經濟秩序。這種重塑，不僅僅是關於貿易條款的談判，它的內涵將是全方位的——它必須包括從產業鏈的重塑，到貿易規則的重塑，再到最終可能觸及國際金融體系的重塑。
關稅和貿易戰，或許僅僅是這個漫長而艱巨過程的開端。這是一個試圖從根基上改變全球經濟運行邏輯的努力，這樣一個過程，必然是「驚濤駭浪」般的，必然是驚天動地的。它帶來的不確定性和挑戰，需要我們以開放的視野、審慎的態度和長遠的智慧去觀察、去理解、去應對。未來的全球經濟圖景，可能遠遠超出我們現在的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