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企業界，特別是華爾街和科技行業，越來越多的企業家、高管和普通員工為了應對激烈的職場競爭和提高工作效率，開始依賴各種藥物。這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咖啡因或能量飲料，而是處方藥物如阿德拉（Adderall）、萬思達（Vyvanse）等ADHD藥物，甚至包括氯胺酮和迷幻藥等更具爭議性的物質。
在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和金融機構中，初級分析師和助理銀行家們常常面臨每周90至100小時的工作時間。這些年輕的金融精英們每天清晨踏入辦公室，往往又直到凌晨才能離開，而第二天清早又必須精神抖擻地出現在客戶面前。為了應對這種近乎不人道的工作強度，許多人轉向了處方興奮劑，並將它們視為職場生存的必需品。
馬克·莫蘭的經歷就是典型案例。作為一名在紐約瑞信實習的年輕投資銀行家，面對即將到來的每周90小時工作量，他向同事尋求建議。他們給出的解決方案令人震驚卻又在業內習以為常：去華爾街的一家健康診所，告訴工作人員你難以集中注意力。
莫蘭按照建議前往診所，只花了五分鐘填寫了一份簡單的調查問卷，回答諸如"是否難以保持條理"、"是否拖延"等問題。隨後的醫生問診更像是例行公事，醫生直接草率地宣佈他的答案表明他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DHD），毫不猶豫地開出了阿德拉的處方。整個過程快速而機械，反映了美國醫療體系中存在的嚴重問題——精神類藥物的過度處方和獲取的便利性。這些精品健康診所和遠程醫療平台使獲取ADHD藥物變得驚人地容易，它們通常不接受保險，收取高額費用，卻提供極為寬鬆的藥物處方標準。
"他們給了我處方，幾個月內，我就上癮了，"莫蘭回憶道。"你開始依賴它才能工作。服用阿德拉後，我能連續工作數小時，甚至對年輕投資銀行家的一些單調任務產生興趣，比如在PowerPoint上對齊公司標誌或在Excel中格式化單元格。"這種藥物讓他能夠在極端工作條件下保持專注，但同時也開啟了依賴的惡性循環。
這種現象已經在職場公開化。在三藩市富國銀行醫療保健投資銀行部門工作的喬納·弗雷描述，有同事會在公共辦公區的辦公桌上直接吸食碾碎的阿德拉藥片，而周圍沒有人對此有異議，仿佛這只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正常手段。在傑富瑞集團休斯敦辦公室，分析師們在製作財務模型和PowerPoint幻燈片時，一次會放兩個Zyn尼古丁袋。空容器通常在公共辦公區堆成金字塔，成為工作強度的另一種象徵。
更極端的是，在休斯敦有銀行家會一口氣喝下"魔爪炸彈"——一杯裝滿魔爪能量飲料再加入一支超強版5小時能量飲料的混合物，相當於一次性攝入近五杯咖啡因的量。這種行為背後是一種不斷推高極限的文化，仿佛不靠藥物和刺激物就無法完成工作任務成了行業默認的規則。
而在科技行業，另一種趨勢正在形成：使用氯胺酮和迷幻藥物如裸蓋菇素（魔術蘑菇）來增強創造力和專注力。保險經紀公司Frontier Risk的行政總裁詹姆斯·惠特科姆在氯胺酮體驗後，創建了一種特殊的團隊視頻會議形式，讓12人團隊每周聚在一起，大部分時間只是看着彼此工作，沒有議程。他承認，清醒的自己本會認為這種共同沉默的坐着太過"神神叨叨"，不適合職場，但在藥物影響下，他認為這可以激發即興的協作。
佩吉·范德普拉什在疫情初期她的金融諮詢公司陷入困境時，開始服用小劑量的魔術蘑菇，發現自己能長時間專注於重要任務。她將這種體驗稱為"生物黑客的下一個層次"，並進一步表示說"如果我在兩小時內比旁邊的人在八小時內更有創造力，那就是一種優勢"。這種思維方式反映了科技行業對效率的極度追求，以及將人體視為可以被"黑客入侵"和"優化"的系統。
這些行為背後有着強大的經濟動機。在華爾街，初級銀行家的薪水可達20萬美元，而成功晉升可獲得七位數年薪。紐約精神科醫生塞繆爾·格拉澤指出："要工作這麼長時間，唯一的方法就是你真的非常非常渴望表現出色。巨大的經濟回報可能會促使人們使用藥物來提高業績。"
獲取藥物的途徑也變得更加便捷。像紐約的Trifecta Health這樣的精品健康診所以及在疫情期間蓬勃發展的遠程醫療網站，都使獲取ADHD藥物變得異常簡單。擁有並經營Trifecta的精神科醫生愛德華·弗魯特曼承認，他的客戶中有50%來自華爾街。這些客戶轉向他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高能工作幾乎不可能在沒有藥物幫助的情況下完成。"任何人類真正能產出和做的事情都是有限度的，"這些醫生還藉口說工作困難可能是未經治療的ADHD的跡象。這種說法模糊了正常人類能力的界限與病理狀態之間的區別，為藥物的過度使用提供了合理化的藉口。
然而，這種追求效率的做法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後果。阿德拉和萬思達被歸類為二類管制藥品，與可卡因和阿片類藥物並列，因為它們有很高的濫用潛力。濫用可能導致嚴重的健康問題，包括心臟病、體重急劇下降、失眠和精神問題。
莫蘭的經歷就證明了這一點。他從阿德拉換成了萬思達，劑量穩步增加到每天70毫克，這是該藥物的最大日劑量。在紐約的精品投資銀行Centerview Partners工作期間，他曾在辦公室為客戶準備推介材料直到凌晨5點，回家換衣服後，大約上午9點又回到辦公室與客戶會面，途中服用了萬思達。那天上午，在調整一個財務模型時，他開始出現心悸，感覺就像剛跑完800米衝刺，"只不過我是在Microsoft Excel上而不是在跑道上。"那一刻他意識到必須停止使用這些藥物。
銀行家弗雷的故事更突顯了藥物依賴的惡性循環。他開始服用阿德拉是為了應對在三藩市辦公室凌晨4點開始並持續到第二天凌晨2點的工作日。當他在紐約找到新工作後，工作量至少增加了兩到三倍，醫生提出增加他的劑量，他欣然同意。"我開始早上服用一次，下午再服用一次，一開始是一周五天，然後變成了一周七天，因為我大多數周末都在工作，"他回憶道。
隨着時間推移，弗雷開始忘記是星期幾，因為藥片使他陷入不間斷的高效狂熱中。他失去了食慾，體重下降了約25磅。最終，他在2022年辭去了工作，停止服用藥物，搬回父母家。大約一個月後他才感覺恢復正常：晚上會出現冷汗，要麼連續睡12個小時，要麼根本不睡覺。"我開始時了解使用阿德拉的風險，"他說。"但回報是成為董事總經理並獲得七位數的薪水。我覺得我必須有一個優勢才能成功。"停藥後，"我基本上必須重新學習作為一個在社會中運作的人類的基本知識，而不僅僅是去辦公室工作到死。"
藥物依賴不僅影響身體健康，還會改變使用者的性格和社交能力。一位在紐約古根海姆合伙人工作的前銀行家表示，他每天早上服用50毫克的萬思達，有些晚上服用20毫克的阿德拉，這遠高于格拉澤醫生所說的典型起始劑量（每天30毫克的萬思達或5毫克的阿德拉）。他發現藥物讓他感到反社會和孤立，阻礙了他在工作中進行隨意交談的能力。"我覺得藥物使我變得像機械人一樣，高度交易性，無法接受與陌生人社交的想法——因為我看不到即時的價值增加。"這種描述令人不安地展示了藥物如何剝奪了使用者的人性，將他們轉變為純粹的生產工具。
在波士頓從事商品金融工作的一位女性也有類似經歷。在阿德拉的作用下，她可以連續數小時專注於分析商品市場的晦澀趨勢，構建複雜的電力價格預測，甚至在辦公室連續待上48小時。她減輕了約30磅體重，幾乎不怎麼吃東西，但她在工作上取得了成功，決定不去過多考慮這一點。隨着時間推移，她表示藥物改變了她的性格，使她過度自信並在財務上不負責任。她會在工作時短暫休息，通過投資便士股票賭博她的積蓄。近兩年後，她意識到自己依賴這種藥物才有精力做任何事情。她試圖立即戒斷，但停藥後，她停止去上班，開始在便士股票上損失數千美元，沒有動力去任何地方或做任何事情。2021年，她最終辭去了工作，賣掉了股票，暫時搬到了加利福尼亞，從那以後一直在與抑鬱和復發作鬥爭。
然而，藥物濫用的惡果不僅限於健康問題，甚至可能導致職業生涯的徹底毀滅和犯罪行為。曼哈頓的精神科醫生格拉澤警告說："一旦某人上癮，他們大腦中幫助做出正確決定的部分就會被關閉。"這一點在一位前富國銀行投資銀行家的案例中得到了驚人的印證。
這位來自長島的投資銀行家本是個"好孩子"——曾是童子軍，畢業於商船學院，並在海軍預備役服役。然而，當他進入華爾街後，面對每周六天、每天從早九點到午夜的"PowerPoint打工人"生活，他很快求助於阿德拉。儘管他自認並沒有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但他還是通過一個不太嚴格的醫生獲得了處方。"看到人們工作18小時，通宵達旦，我就慌了，心想'沒有幫助我做不到這個,'"他後來回憶道。
不久後，這位銀行家找到另一個醫生開出了第二個處方，每天服用約80毫克阿德拉——是最大劑量的兩倍。藥物讓他變得狂躁、好鬥，願意冒險——而這正是他走上犯罪道路的開始。
在2010年的一個深夜，在服用過量阿德拉後工作到很晚時，這位銀行家開始瀏覽銀行共享電腦驅動器上的內部文件夾，發現周末被修改的項目文件夾很可能與正在進行的交易有關。"我在阿德拉作用下的思維會產生這些離題的想法，想出複雜的計劃，這就是一切的開始，"他後來承認。
受到經濟壓力和藥物影響的雙重作用下，他開始向朋友泄露銀行正在進行的機密交易信息。朋友們購買那些即將被收購公司的股票，在交易公告發佈後獲取利潤，然後將部分收益返還給他。這個內幕交易團伙在兩年時間裏獲利超過1100萬美元，其中一筆交易甚至涉及7名知情人一次性淨賺700萬美元。最終，這位銀行家和他的共謀者們都被FBI逮捕，他本人被判5年監禁。
在監獄的第一天，他還帶着一瓶阿德拉，但不被允許保留。他經歷了兩周痛苦的戒斷，一年多才停止對藥物的渴望。後來被釋放後，他嘗試重建生活，但犯罪記錄永遠跟隨着他。"發生的事情我只能怪自己，"他反思道。"是我自願服用阿德拉的。但老實說，如果我沒有服用它，我想我不會陷入困境，做出那些選擇。"
他的忠告對那些僅僅為了在華爾街出人頭地而服用阿德拉的人是直白的："持續服用這種藥物會改變你的性格和決策能力。不管需要做什麼都要戒掉它。即使你需要請幾周假也沒關係。不管需要做什麼都要去做。"
除了導致犯罪行為的風險外，藥物濫用還有更直接的生命危險。格拉澤醫生警告說，興奮劑是通向更危險物質的入口，阿德拉也被廣泛作為街頭毒品購買，但風險在於假冒藥片可能被芬太尼污染。2022年，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兩名大學生在服用含有芬太尼的假冒阿德拉藥片後死亡。
2023年4月，29歲的米高·布魯姆，一位在紐約皇家銀行加拿大工作的銀行家，在家中被發現死亡。屍檢顯示他因芬太尼和乙醇的綜合急性中毒意外死亡。布魯姆曾被上級警告過使用阿德拉的問題，但他表示需要這些藥物來集中注意力。在死前的晚上，他從辦公室回家後繼續工作了一整夜，凌晨3:30還接了同事的電話。
在矽谷及其他地區，情況也同樣令人擔憂。網絡安全分析師馬庫斯·哈欽斯表示，在他諮詢的一些知名科技公司中，迷幻藥物如此普遍，以至於員工告訴他，他們感到必須加入才能跟上。"我不喜歡工作文化發展到瘋狂工作時間還不夠的地步，"他說。"在此之上，你現在還需要服用藥物才能工作得更努力。"
華爾街和科技圈這些所謂成功的典範正在向我們展示一種畸形的工作生態，不僅普通員工，連高管和精英們也深陷其中，依靠阿德拉、萬思達等處方藥物來強行突破人類生理極限，滿足無止境的效率和競爭需求。
這種現象本質上是資本對人的徹底異化，把人變成了需要"化學調校"的生產工具。最具諷刺性的是，這些華爾街年輕銀行家和科技精英們往往被宣傳為成功的榜樣，卻在背後靠藥物支撐那些不人道的工作時長，只不過從體力勞動變成了腦力壓榨。更令人擔憂的是醫療體系的共謀角色，那些精品健康診所和遠程醫療平台實際上變成了職場興奮劑的合法供應商，只需幾分鐘問診和一張敷衍的調查問卷就能輕鬆獲取管制藥物，這種做法不僅模糊了治療與增強的界限，還為藥物濫用提供了制度性保障。資本的邏輯已經滲透到了人類的生物本能中，連身體需要休息這樣最基本的信號都被藥物強行壓制，正如那位華爾街銀行家所說，藥物讓人"像機械人一樣"，完全喪失了人的本質屬性。
這種加速主義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可怕的後果：體重急劇下降，性格變得冷漠機械，喪失社交能力，甚至導致犯罪行為和致命悲劇。那些把迷幻藥和氯胺酮當作"創造力工具"的科技行業從業者，把嗑藥美化為"生物黑客"的下一個境界，實際上是用冠冕堂皇的詞語掩蓋藥物依賴的病態本質。最具惡意的是，這種藥物文化已經被內化為職場競爭的隱形規則，不用藥就被視為不夠努力或競爭力不足，從而形成了一種自我毀滅的循環。資本主義在這裏暴露出其最為冷酷的一面：人類不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健康、尊嚴和生活品質都可以被犧牲，只要能榨取更多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