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那時已秀才雲集。全省各地各州的寫作班子全都開進省委一號大院安營紮寨，具體地點是原省委幼兒園。「文革」時期，大學尚且停辦，幼兒園當然不能倖免。原來小孩們的午睡室遊戲室全成了筆桿子的寢室兼接待室創作室。全省的秀才「槍手」們一個個在此摩拳擦掌，挑燈夜戰，大有「人人握靈蛇之珠，家家抱荊山之玉」之概。
沒承想那年月，果真是英雄輩出，天外有天山外有山。與兄弟專州相比，我們很快發現保山推出的那些「新奇特」不過是些「小兒科」而已。開始，保山地區革委會領隊、軍代表高西明明確把何米娃定為「一號種子」，自始至終親自督辦。可到了省城一看，傻眼了！光是一個紅河州，盲人典型就坐了兩桌。有幾位原來還是算命先生，口齒極其利落，只消把算命言詞稍加變體，馬上就成了「閃光語言」。「講用會」上的手式也基本沿用算命經典動作：食指、無名指和小指曲如蘭花，而大指、中指則掐個不停，口中念念有詞曰：「私字不斷，必有後患；私字不倒，江山難保……」——那時毛澤東最著名的最高指示就是「要鬥私批修」。更奇的是，各地各州上報的材料甚至題目都「英雄所見略同」，如為盲人，題目均為「沒有雙眼，也要讀毛主席的書」；聾啞人則為「沒有雙耳，也要聽毛主席的話」；跛足者卻是「沒有雙腳，也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飛奔」。
當時負責總攬「學代會」材料的軍代表、省革委政工組新聞組組長叫李長明，他一看這般景況，不免大為光火，於是發下話來。其意概為：健全人就學不好毛澤東思想麼？接着下令殘疾選手一律不得出線——至此，秀才們在昆明拼殺多日，最後各敗俱傷，無功而返。
與此同時發生的是，此次「學代會」有兩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典型竟然兵不血刃，輕而易舉便拔了頭籌。一個是玉溪煙廠（當為今天的紅塔集團）代表李莉，七歲。另一個是江城縣傣族老太太（傣語叫老咪濤），名字已不詳，九十七歲。一老一小被記者們弄一塊兒拍下一張「老少配」：年齡懸殊高達九十歲的倆代表共同學習偉大領袖著作合影相，還上了《人民畫報》，直教筆桿子們艷羨不已。
此結果，也為雲南省的第二次「學代會」埋下了伏筆。
所謂伏筆，就是說，一年後籌備全省盛會時節，大伙兒心裏就明白了：要用殘疾人出風頭萬萬不可。而代表年齡卻大有潛力可挖。自然，要找出比「老咪濤」年齡更大者，空間已經很小，而要小於李莉，餘地則大大的有。各地州上報的小代表之最，僅三歲有餘，其荒唐自然不亞於上一屆的盲人稱雄，最後理所當然又被克了一通。最後只在諸多老少典型中保留一例，並且上了講台參加表演——彌渡縣還是什麼縣（記不清了）的祖孫三代同堂講用。「三代紅」這個創意絕對一流，只是正式表演時出了點洋相：小娃娃在台上一直坐立不安。動得太厲害，工作人員覺得不管不行了，這才悄悄上去一問：原來小娃娃沒見過大世面，一上台就尿急，那當兒已忍無可忍——大會只好休息片刻。
必須補充說明，第一次「學代會」筆者雖無上佳表現，但工作之勤懇仍莫名其妙被相關首長相中，也就莫名其妙調到首長那兒當起了秘書。第二次「學代會」召開，我就已不是以地區寫手名義參與競爭，而是以秘書身份前往調研了。這就有可能了解到一些內部情況。這些內部情況同樣饒有興趣，不記可惜。
印象很深的一件，就是前面說過的抗拒先進、壓根兒就不想在此荒唐鬧劇中浪費表情的故事。故事主人公名叫劉維路。
劉維路，瑞麗縣民族貿易公司經理。一說經理，你准以為很風光的差事，想到油頭粉面西裝革履之類。劉維路可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瑞麗縣真正是地處西南邊陲，由昆明下去當時還需要整整六天車程。那時的瑞麗縣之荒僻冷落就和內地的普通鄉鎮等同，可用「一條馬路走通頭，七個機關八棟樓」。民貿公司不過就是其中一座普普通通的兩層樓房而已。劉維路一望而灰頭土臉，用「萎歲」二字形容絕不過分，但劉的來歷卻十分了得：老紅軍。而且是毛澤東名著「老三篇」之一《為人民服務》主角張思德的生前戰友！僅此一點顯赫就足以嚇你一跳。可惜老革命文化太低，人又太過厚道，絕對無意官場行走，所以雖有如此這般歷史，解放初一旦轉業來此，就只能數十年如一日，在小小邊疆縣民貿公司做一個小小的「弼馬溫」。
劉維路默默無聞埋沒多年，不知為何到籌備二屆全省「學代會」時突然被人慧眼識寶，這很像馬王堆漢墓或秦皇陵兵馬俑沉睡多年而一朝重見天日一般，頓時在業內引起巨大轟動：如此重量級人物——完全可以想像，如果延安當年，窯洞垮塌時壓死的不是張思德，那麼「三個光輝形象」中的一位（另外兩位是白求恩和老愚公）完全就可能被劉維路取而代之——不樹為省級典型而何？
為了隆重推出如此重大成果，瑞麗縣自然派出豪華陣容撰寫講用材料。執筆者為現雲南省文聯副主席、當年的四川大學中文系高材生、縣中語文教師劉鴻渝。為了完成如此光榮、重大的政治任務，劉老師晝夜跟蹤老紅軍，甚至不惜給他鋪床疊被、打洗臉水洗腳水。如此謙恭卑微甚而至於低三下四，皆為一個目的，希望老紅軍能配合默契，把他靈魂深處最為閃光的亮點悉數抖擻出來，好讓秀才妙筆生花。
可惜事與願違，不管劉老師如何低三下四，劉紅軍就是不予配合。不但不配合，而且對已經成文的「動人事跡」也經常「翻供」，搞得劉老師叫苦不迭又無可奈何。原文已經寫好老紅軍學毛著亮點事跡之一是他老婆有一回鬧情緒，嫌工資低了，拒絕上班，後來老紅軍就舉辦「家庭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老兩口「帶着問題學」「活學活用」「立竿見影」——劉老師所撰典型材料如是說——重點學習毛主席光輝著作《為人民服務》，對照張思德的崇高品質，比比自己所作所為，老婆子茅塞頓開，思想問題迎刃而解，高高興興上班去也。原稿送審，領導認為還不夠生動具體，要劉老師繼續找劉紅軍「挖思想」、「查亮點」，尤其注意挖掘「閃光語言」，說清家庭學習班上他和老婆到底有過何種思想交鋒？特別注意其在對照張思德光輝形象、做老婆思想工作讓其上班，此過程中有何生動、新鮮之細節雲。本來，事情做到前面那一步，劉老師可說已費盡了移山之力。領導還說不行，那就只好又找紅軍配合吧。誰知老紅軍早已被這套作派折騰得忍無可忍，幾句話就把老師打懵了。紅軍說：我何時和老婆共同學習過《為人民服務》？老師問：那你對她說些什麼呢？紅軍答：我就告訴她，我工資這麼高，還不夠你花嗎？鬧什麼情緒，你給老子上班去吧！她這就去了。
讓劉老師遭受毀滅性打擊的是老紅軍最後、在最要命的關鍵事跡上翻了「供」。
領導要求劉老師重點挖掘劉紅軍在延安現場親耳聆聽偉大領袖毛主席做《為人民服務》報告時，心情是如何之激動。這一回，紅軍的回答讓劉老師的經營數月的典型材料整個兒遭遇了滅頂之災。事實上，雲南省第二次「學代會」確實讓劉維路上了主席台，但他的先進事跡材料的確平平淡淡，無法引起轟動，最後只好徹底放棄。老紅軍對此一問題的回答是這樣的：毛主席做報告那天我去是去了，聽是聽了，可我只聽了一會兒就走了。你問為什麼？我覺得一點也不好聽。
要說二次「學代會」的奇人奇事，當然還有別的。比如死人。有一來自昭通山區的農業學大寨先進分子，一看昆明城「寨子」這麼大，滇池「圍海造田」工程如此宏偉，太激動，覺得「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以為自己成績渺小，實在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黨，這就瘋了。他住在雲南大學，出門就看見翠湖。冬天，翠湖波平如鏡——事後精神醫生分析，說他肯定誤認為是浩浩廣場了——於是像大無畏的革命戰士一般操着正步直行而去……還有一位代表，開大會時錯喊一句口號，雖然誰也沒有注意，可他覺得自己犯了彌天大罪，日日獨躲私處，跪在領袖像下悔罪——即使這樣，他仍覺得不足以贖罪於萬一，只好一死以證明自己對領袖之忠誠不二——等他已從醫學院的樓頭跳將下來，死了，會議組織大家開展分析，這才有人想起這些天該代表確實行動怪異，又想起他好像確在某天大會中喊錯了口號（雖然誰都沒有注意到），又想起他確是把「打倒劉少奇」喊成了「打倒毛主席」……
著名共產主義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的回憶錄《斯大林時代》「序言」中有一段名言，其意概云：一個偉大的革命事業，每前進一步，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除了有許多英雄戰死疆場，還得有許多人冤枉而死。幾十年過去了，如果可以把「學代會」上述殉道者們列入偉大革命事業的枉死者名單之中，從而讓他們得到一絲兒毫無實際意義的寬慰，那麼在當時，這些莫名其妙的死事（據說「學代會」的死者還不止於這兩位）確把會務人員搞得非常尷尬。因為，正是這些冤魂給「不是小好」而且「越來越好」的革命「大好形勢」抹了黑——為了消弭影響，理所當然就要嚴密封鎖消息，讓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正因為此，在撰寫本文的時候，我想了很久，而且求證過許多當年的親歷者，誰都無法回憶起這些死者的名字，沒法將他們記錄下來。
這個荒唐的故事，只能這樣遺憾地煞尾了。
（選自《溫故》（之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