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20周年有獎徵文
《九評共產黨》發表20周年。圖：大紀元新唐人媒體集團在2024年11月10日舉辦《九評共產黨》發表研討會。（林丹／大紀元）
一、中共是全球擁有最多土地的大地主，面積最大，土地價值最高
台灣《經濟日報》發表了易起宇編譯的題為《全球擁有最多土地的大地主是誰？許多人都想不到》[1]的文章稱，美國聯邦政府是全球擁有最多土地的大地主。美國聯邦政府擁有的土地面積，大約比美國整體領土面積的四分之一再多一點，龐大到只能用整個國家來比較（而且還不是比利時或葡萄牙等小國）。文章繼續報道稱，據美國商務部2015年估計，政府擁有的土地價值為1.8萬億美元，真的可以在政府許多營運急需支持之際，為政府的財政收支帶來貢獻。里根政府時期也曾考慮過大規模出售土地，即將上任的川普政府也可能通過出售土地解決龐大的財政問題。
圖1：全世界擁有最多土地的大地主是誰？答案是美國政府，圖片來源：經濟日報
文章沒有公佈美國聯邦政府擁有土地面積的具體數字，只是說大約比美國整體領土面積的四分之一再多一點。按照《維基百科》「美國」的數據，美國總領土面積9.833.520平方公里[2]。9,833,520平方公里的四分之一為2,458,380平方公里，再多一點，也就是246萬平方公里左右。
但是根據筆者掌握的資料，美國聯邦政府並不是全球擁有最多土地的大地主。全球最大的地主是中共，不但擁有的土地面積最大，而且土地價值最高。
根據中共財政部網2024年11月6日公佈的《國務院關於2023年度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的綜合報告》[3]，截至2023年末，全國國有土地總面積52371.4萬公頃。其中，國有建設用地1839.4萬公頃、國有耕地1975.7萬公頃、國有園地235.5萬公頃、國有林地11342.2萬公頃、國有草地19637.1萬公頃、國有濕地2171.0萬公頃、國有水域2701.0萬公頃。
100公頃等於1平方公里，中國國有土地總面積52371.4萬公頃，等於523.714萬平方公里，即5,237,140平方公里。中國國有土地總面積523.714萬平方公里，起碼是美國聯邦政府所擁有土地面積的兩倍以上！
據2015年美國聯邦政府土地價值為1.8萬億美元。按1美元相當於7元人民幣計算，所擁有的土地價值為12.6萬億元人民幣。這個數字與中共所擁有土地的價值根本不能相比。中共2020年出讓土地使用權的收益為8.4142萬億元人民幣，2021年出讓土地使用權的收益為8.7051萬億元[4]，兩年共計17.1193萬億元人民幣。中共2020年和2021年兩年出讓使用權的收益共計為17.1193萬億元，高出2015年美國聯邦政府所有土地的估價12.6萬億元人民幣，況且中共不是出賣土地（所有權），而僅僅只是出讓了最高70年的土地使用權。可見美國聯邦政府擁有的土地價值是根本無法與中共所擁有的國有土地價值相比的。
因此，中共才是真正的全球擁有最多土地的大地主，不但面積最大，而且土地價值最高。人們應該關心，中共的國有土地是從哪裏來的？
二、實現土地國有是中共的初心
土地制度是一個國家最為基礎的制度。中國自秦商鞅變法後，承認私有土地的合法性，允許土地自由買賣，促進了經濟發展，土地私有日漸發展壯大。至中華民國時期，已經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一樣，土地私有成為佔主導地位的土地制度。1946年頒佈的《中華民國憲法》[5]規範了土地私有制。
習近平最愛講的一句話就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2017年10月31日習近平帶領六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國家副主席韓正專程從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興，瞻仰上海中共一大會址和浙江嘉興南湖紅船，回顧建黨歷史。習近平發表講話強調「不忘初心，牢記使命」[6]。
什麼是中共不能忘記的初心？什麼是中共必須牢記的使命？這個初心和使命與中國土地制度又有什麼關係。
看一下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聯合共產國際。提出要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並確定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7]。中共一大通過的黨綱，清晰地表明中共從建黨開始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自己最終的奮鬥目標，這就是初心。這個初心包括了土地歸社會公有。在後來中共的文獻中多採用土地國有或者國有土地取代土地公有。如中共六大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案》[8]中明確指出:「革命完全勝利之後，在全國或在重要省份中已經建立了堅固的蘇維埃政權之後，中國共產黨將進而幫助革命的農民去消滅土地私有權，把一切土地變為社會的公有財產。因為共產黨認為土地國有，乃消滅國內最後的封建遺蹟的最徹底的方法……」。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中共為了達到這個最終的奮鬥目標，常常又把實現共產主義以及土地國有的初心隱藏起來，改用其他的政治口號，欺騙民眾。「打土豪分田地」，據稱這條標語在井岡山茅坪鎮的一面牆上已經存在了將近100年的時間[9]。「打土豪分田地」的結果還是土地私有，不是土地國有。到1932年2月改「打土豪分田地」為「減租減息」[10]；1945年5月又將「減租減息」改為「耕者有其田」[11]。可以這麼說，在1921年7月到1949年10月中共建政期間，實現共產主義，包括實現土地國有的這個初心，中共時常不提及，因為它不得人心，得不到民眾的擁護。這一點，董必武1947年8月在全國土地會議上就講得很清楚：「現在我們進行的土地改革，只是把地主的私有土地，變為農民的私有土地，並沒有取消土地私有制。因為今天農民希望分到土地，作為私有就能永遠保持使用土地，還沒有覺悟到土地國有，才能真正保障他們對土地使用權。」[12]
可見實現土地國有，實現共產主義是中共的初心。這個初心有時不講，不是表明放棄了這個初心。習近平要求全黨不能忘記初心，不能忘記實現共產主義，不能忘記土地國有。
三、1949年後中國確立了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
那麼中國是在什麼時候實施了土地的國有制呢？
1949年後中國確立了土地國有制，這是在中國傳播得十分廣泛的說法。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刊登的《中國土地制度改革》[13]一文開篇就指出：「1949年後中國確立了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1986年6月25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二條規定：中共實行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14]。從字面理解，就是從中共建政開始就實行了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
如《九評共產黨》所指出的，中共奪取政權、控制政權，靠的是暴力，靠的是謊言。筆者想告訴讀者的是，1949年後中國確立了土地國有制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說「1949年後中國確立了土地國有制」是謊言，有兩個鐵證。
第一個鐵證是1950年4月3日中共國政務院（相當於現在的國務院）公佈了《契稅暫行條例》[15]。
《契稅暫行條例》第一條闡述了制定條例的目的：為保證人民土地房屋所有權，並便利其移轉變動，制定本條例。可見1949年10月1日後中國百姓享有私人土地房屋所有權。並不是中共建政了，百姓的私人土地房屋所有權就被土地國有制所取代了。如果1949年後中國就確立土地國有制，也就沒有可能徵收契稅，同樣沒有必要這麼着急忙慌地制定《契稅暫行條例》。
《契稅暫行條例》第二條規定了使用範圍：本條例施行區域，鄉村以完成土地改革地區為限，城市全國通用。這個條例使用範圍是完成土地改革的鄉村地區，而對城市而言，則是全國統一。可見城市地區是徵收契稅的主要地區，也是契稅來源的主要地區。所以當時中國城市地區，包括集鎮，是私人土地房屋所有權普遍存在的地區。
《契稅暫行條例》第三條規定了徵稅的對象：凡土地房屋之買賣、典當、贈與或交換，均應憑土地房屋所有證，並由當事人雙方訂立契約，由承受人依照本條例完納契稅。
事實是，1949年10月1日之後，中國人還是擁有土地房屋私人所有權。就是農村經過土地改革，把地主、富農的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得農民，農民獲得的還是土地私人所有權，土地私有依然是佔主導地位的土地制度。
四、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各級地方政府發放的「地契」
第二個鐵證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各級地方政府發放的土地房屋所有權證書。
地契，中國曆朝歷代發放的土地房屋所有權證書又稱地契。原國家民族博物館副館長趙建新說，土地始終是維繫國家安定和百姓生存的根本，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視土地契證為珍寶。不管歷經多少滄桑，不管契證上的土地流轉多少次，發黃的契紙清晰地記錄了一個又一個時代的土地交易過程、規則以及土地管理、交易及納稅制度的變遷，既反映了某一歷史時期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狀況，又承載了中國厚重的歷史[16]。
下面是筆者收集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建政之後各級地方政府發放的部分地契：
圖3：二十世紀50年代初中共各級政府發放的房地產所有證之一，證明1949年之後中國依然是實施土地私有制，圖片來源：網絡截
圖4：二十世紀50年代初中共各級政府發放的房地產所有證之二，證明1949年之後中國依然是實施土地私有制，圖片來源：網絡截
圖5：二十世紀50年代初中共各級政府發放的房地產所有證之三，證明1949年之後中國依然是實施土地私有制，圖片來源：網絡截
下面挑選幾張地契作個簡單介紹：
圖6：1952年陝西省盩厔縣政府頒發的土地房產所有證，圖片來源：網絡截屏
這是1952年陝西省盩（zhōu）厔（zhì）縣政府頒發的土地房產所有證[17]。土地房產所有證註明：依據中共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二十七條「保護農民已得土地所有權」暨中共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條「土地改革完成後人民政府發給土地所有證」之規定……私有產權有耕種居住典賣轉讓贈與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特給此證。
這份土地房產所有證上註明了「私有產權有耕種居住典賣轉讓贈與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意義特別重大，同時也指出了其法律依據是《共同綱領》第二十七條和《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條。
圖7：1952年湖北省枝江縣頒發的土地房產所有證，圖片來源：宜昌市檔案館
這是一張1952年湖北省枝江縣頒發的土地房產所有證，產權所有人為洋溪區五峰鄉（鎮）第一自然村居民王心洲、王道文、熊之靜。權益部分載明：所有土地共計可耕地陸段叄畝陸分零厘零毫，非耕地貳段伍畝零分零厘零毫。房產共計房屋零棟貳間……落款蓋有6厘米見方的「枝江縣人民政府印」大方闊邊紅色印鑑，時任縣長葉雲簽發。該土地房產所有證現存宜昌市檔案館[18]。土地房產所有人為王心洲、王道文、熊之靜三人。三人為眾，但這還是土地私人所有，而不是土地集體所有。
圖8：1952年北京市政府地政局頒發的房地房所有證，圖片來源：華新民
這是一張1952年北京市政府地政局頒發的房地房所有證，房地房位於北京市第七區地藏寺大院七號西部，面積為三厘，房屋現狀見附發土地使用狀況圖及房屋登記表，產權所有人為楊瑞泉。落款蓋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地政局印」大方闊邊紅色印鑑，時任局長劉仲華與副局長沈勃的簽字[19]。
圖9：1950年遼西省政府頒發的房產執照，圖片來源：蔡斯民
這張遼西省政府頒發的房產執照包括了土地和房屋兩個部分，這是延用了中華民國對房地產的定義，房屋和土地是不可分割的，房屋是土地的附屬物。房產執照上的毛澤東像和一左一右的兩面國旗特別顯眼。這份房產執照提供者蔡斯民認為，這帶有中共建國的鮮明時代特殊[20]。
五、文化大革命中的抄家和地契
趙建新指出，「文革」時期，地契是「燙手山芋」，收藏地契就是抱着「變天帳」，想「反攻倒算」[21]。筆者以為，收藏地契就是抱着「變天帳」，想「反攻倒算」，這個說法來自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1962年上映的電影《槐樹莊》，地主記錄了土改時土地和房屋被分的情況，等待變天。電影上映之後，許多中國人就把地契藏了起來。
作家王建（筆名曉劍）在《抄家的經歷》[22]一文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抄家的原始動機大概有兩個，一是要收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資本家、國民黨特務等家庭里藏有的「變天帳」、武器、反動文件，二是要剝奪這些人家裏以往從勞動人民手裏剝削走的不義之財……文章中的「變天帳」就是指收藏的地契等文件。華府採菊人在《文革期間的抄有錢人家》一文中列舉了紅衛兵抄家的目的，排在第一位的是希望找到罪證，比如地契，「偽」委任狀，反動日記等[23]。
王友琴教授在《文革受難群體之一：有宗教信仰的人》[24]一文中寫道：寧德祿一家居住在北京西城區安平巷26號（1965年以前的老門牌為火神廟10號），是寧德祿的父親在民國八年購地建造的。1949年的新政府承認市民私人房產，五十年代把他們的民國地契換發了新地契，叫《房地產所有證》。文革開始，這《房地產所有證》不但不再算數，而且成為毆打和打死房屋所有者的「理由」。
袁斌整理的《文革紅色恐怖親歷記》一文介紹說，文化大革命中北京抄家打死的第一個人就是因為她收藏了地契，經過如下：「大約在8月10日左右，一個中學的紅衛兵發明了抄家。結果在一個老太太家竟然抄出了早年的地契，這下可惹火了紅衛兵小將，他們就拷打這個老太太。那正是北京炎熱的夏天，老太太不堪刑訊，當場死了。紅衛兵小將頭一次看見打死人，也有些害怕。哪想到這事被當時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知道了，他會同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為此特地接見紅衛兵，在工人體育場萬人的大會上宣佈『老太太私藏地契，就是企圖變天，後果自負，紅衛兵小將不承擔任何責任。[25]』」
北京紅衛兵抄家、查找地契、變天帳、打死人的運動像瘟疫一樣馬上傳遍了中國，在一些地區的凶暴程度超過了北京。如1966年12月31日上海造反派在一夜之間就搶佔了19500多戶私房，搶佔房屋面積達36萬平方米[26]。文革中上海有三次大規模的強佔私房的高潮，合計強佔私房26104戶，房屋面積187.21萬平方米房[27]。
另據報道說，僅1966年8月一個月內，北京市被抄家的達11.4萬多戶，繳獲地契、變天帳41294件[28]。北京紅衛兵的抄家活動集中在1966年8月。按照北京被抄家11.4萬多戶計算，繳獲地契、變天帳41294件，平均2.76戶藏有一份地契、變天帳！北京市還藏有沒有被抄家或者抄家時沒有被發現的地契、變天帳。筆者一位朋友在北京有27處私有房產，家中至今仍保存有27份完整的文件。筆者估計，1966年北京私有土地住房的比例應該超過50%。
中國文化大革命中抄家、強佔私人住房的行為，與荷里活電影《日瓦戈醫生》（Doctor Zhivago）所描述的蘇聯在十月革命中貧民強佔日瓦戈醫生舅舅家的住房的舉止十分相似。這正好說明了，中共的初心是受了蘇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帶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深刻影響，文化大革命中得抄家、抄地契、強佔民宅也是從俄國十月革命那裏學來的。
儘管經過文化大革命以及之前歷次運動的洗劫，許多地契還是保存下來了。目前中國各地有不少民間的地契博物館，僅北京市通州區李烈鈞就收藏了8萬多張地契[29]。中國家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或者在更長時間內冒着巨大政治風險保存下來的寶貴的地契，正好說明了中國民眾從心底深處對土地私有制的一往情深。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