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幹校」學員在學習
大約在1969年12月初，我與我的同事們離開北京前往江西，成為一名光榮的「五七戰士」。
「五七戰士」一詞，是特定時代的標誌性語彙之一。我這個大學教師既沒當過兵，也原本同「五七」不着邊。如果說今天人們把醫生尊稱為「白衣天使」，那麼作為醫學院的教師，我可能更適合作「白衣戰士」。「文化大革命」中，社會風氣尚「兵」。人們以兵為榮，爭做毛澤東的「好戰士」。因此，到五七幹校去，人們願意被叫做「五七戰士」。脫去白大褂，當了戰士，自然光榮。特別是，知識分子主動走上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來一番徹底的思想改造，這樣就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近了，同「戰士」近了。我在這裏絮聒幾句，把標題上的「五七戰士」稍加解釋，以免今天的讀者誤認這是一篇關於某部隊招兵的故事。
從建國初期開始，我任教於北京醫學院，是一名基礎課教師。比起北大、清華和其他知名大學來，「文革」中的北醫，算是相對溫和的。但醫學院也有比別的高校特殊的地方，這就是通過「文化大革命」，再次提出醫學院究竟如何辦的問題，或者說，應該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在什麼地方？
早在「文革」前，毛澤東在評論中國教育體制、辦學目的以及授課方式時就講到過，古代那些有真才實學的人都不是在大學裏培養出來的。他舉了不少古代賢人的例子，其中專門說，李時珍沒有上過大學，但他寫出了《本草綱目》。在1964年2月13日的過年座談會上，他說，現在書念的那麼多，書念的多害死人。知識分子應該下鄉。明朝的李時珍就是下鄉跑來跑去。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同醫務人員進行過一次談話，尖銳指責了醫藥衛生部門和醫學院的教學體制。這次談話就是後來人們熟知的「六·二六指示」。在談話里，毛澤東說，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15%的人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他說，醫學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讀那麼多書。華陀讀的是幾年制？明朝的李時珍讀的是幾年制？醫學教育用不着高中生、初中生，高小畢業三年就夠了。在談話的結尾，毛澤東提出：要「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1969年黨的九大以後，按照毛澤東的部署，「鬥、批、改」運動在全國全面開展起來。北醫在實行鬥、批之後，開始落實「改」。「改」的方向，就是落實毛澤東的「六·二六」指示：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離開北京，是沒有疑問的了。但怎麼走，到哪兒去，還是個問題。最終，北醫的教師被分為兩個方向，即甘肅和江西，走同貧下中農相結合的道路。但兩批的性質又有區別：去甘肅者，是為「走六·二六道路」，他們屬於到那裏「工作」和「紮根」的性質。去江西者，為「五七戰士」，是通過勞動，改造思想，以成為新型知識分子。如果從職業分工說，去甘肅的人主要是各附屬醫院的臨床醫生，而去江西幹校的，則多為教師。這樣分別是有道理的。醫學教授離臨床太久，已無法當大夫，所以到農村勞動，接受再教育。而臨床醫生正好到農村去為貧下中農服務。
大約在1969年11月，北醫附屬第一醫院（即通常所說的北大醫院）、人民醫院、第三醫院和校本部的部分教師（主要以公共衛生係為主。公衛系的專業是防疫、流行病調查等，剛好可以在農村派上用場）共一千餘人，攜兒帶女前往以蘭州為中心的西北地區。他們大都分配到公社一級的基層，基本上從事了與醫療有關的事業。在那個時代也算各得其所。
「六·二六戰士」走了以後，我們「五七戰士」該整理行裝了。不做當家婦，不知柴米貴。收拾行裝確非一件簡單的事情。當時，我的夫人已經隨衛生部五七幹校去了江西。而兩個孩子，一去陝西插隊，一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憑我一個人，要把原本一個家收拾停當，工作量很大。要知道，當時是下決心做五七戰士不再回北京的。
處理了家當，我們赴江西的五七戰士共一千五百餘人開始啟程。這是一支頗為不整的隊伍。因為大家做了不回北京的打算，因此往往帶上一切可以攜帶的生活用品，比如罈罈罐罐。有的人甚至還帶了煤球爐子。不到下鄉年齡的孩子也隨隊出發，當然隊中還有那些祖父母輩的老人。我們的目的地，是南昌以北的新建縣桑蠶廠。北醫五七幹校的校址就選在那裏。如今新建縣已劃入南昌市。當時我們不知道的是，鄧小平也在附近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參加勞動。
五七幹校的建制通常是以連為單位，連下面再設排、班，連級幹部是由工宣隊充任的。他們負責整個學校的政治運動、思想教育、生產和生活。如果說，這些同志在主持政治運動上是嚴厲的話，那麼在管理生產和生活上，他們的確是付出很多，盡職盡責。五七幹校不是淨土。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原單位在城裏「文革」的延續。我記得，當時除去學習毛主席著作和不斷傳來的中央的指示、社論精神外，揭發、清理「五·一六分子」是一項主要的政治活動。今天的歷史研究表明，「五·一六分子」是一個頗為子虛的事情。除去「文革」初期北京幾個高校的極少數學生串聯成立「五·一六兵團」，以打倒周總理為口號，被定為反動組織並遭取締外，似乎並沒有什麼另外的隱藏的「五·一六分子」。究竟因為什麼在大學五七幹校掀起抓「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我至今沒有弄清楚。但「文革」本身政治風雲波詭雲譎，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抓個什麼「分子」倒也不奇怪。
我們初到幹校所幹的事，大部分是蓋房。當時的工種分配是，中青年身體較好者搞基建；一少部分人趕水牛耕地；老弱養豬。建房首先是備料，即備磚和木材。木料要到附近山里現伐。當地有一座山叫南山，南山上多松樹和杉木。那時完全沒有環保意識，只要是合用的材料，幾乎都被我們伐下。據說今天江西的綠化率是全國最高的幾個省份之一。這要歸功於江西人民近二三十年來的辛勤勞動。而三十多年前的我們，的確損害了新建的綠化。
砍來的木材經水路運到永修，我們再裝汽車，直奔工地。這些木材最後被切割鋸斷，由木工做成柱、梁、檁和椽。這些工料都配齊之後，蓋房就開始了。通過我們的勞動，連隊宿舍算是解決了。那房子是依山而建，遠處眺望，也是灰磚紅瓦，一排排的剎是好看。這裏值得記敘一筆的是，鄰近衛生部幹校由於家底比較殷實，常應我們的請求支援磚瓦和水泥。卡車開來，我們去迎接，剛好看到衛生部長錢信忠先生也在運木料的車上。「錢老爺」是作搬運工來的。他一身舊衣褲，短短的白髮，幹活十分賣力。因錢的愛人與我夫人是大學同班，我們對「錢老爺」似有特殊些的感情。大概在1967年或1968年，錢部長多次被揪到北醫批鬥，鬥完拉到生理樓一間房子裏反省，竟由一批北醫的家屬小孩看押。如今看到他同青壯年一起勞動，身體健康，不由想起「城市老爺」這個賜名，像是黑色幽默。想來錢信忠先生當時已有50多歲了。
我們幹校周圍的農民，多着黑色中式布褂和長褲。即使在很毒的陽光下，他們也不挽起袖子和褲腿，還要穿長筒布襪，在褲腿上紮上繩，為的是防範螞蟥。我們則沒有這樣的衣褲。在下水田前，只好在外露的小腿和前臂擦上清涼油或硫酸銅溶液。螞蟥最怕硫酸銅，以此來防備螞蟥非常有效。但問題是下水田時間一長，硫酸銅溶液就被洗掉了，螞蟥即開始進攻。許多人過去沒有遭到過螞蟥的叮咬，一被咬住總是着急地想把它拽出來。但事與願違，螞蟥的吸盤吸附在皮膚上十分牢靠，一使勁就揪斷了。按說，生物教研室的老師應該是昆蟲專家，可他們對此也是一籌莫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這些醫學院的知識分子能有大田勞動的經驗，確是「教學相長」。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榮辱觀。作為五七戰士，我們不但要改造思想，而且要在外表上向貧下中農看齊。誰最像貧下中農，誰最光榮。
首先是穿着。我們從城裏來，沒有農民式樣的衣裳。於是大家就儘量往「破」里穿。舊衣服最好，常常不離身。沒有舊衣服，就把新衣服「做舊」。方法是多洗。洗時多放鹼用力搓，顏色掉得比較快。然後是加補丁。新衣加補丁，色調有了反差，似乎也不難堪。補丁自然是越多越好，最高境界是「補丁落補丁」。於是我們幾乎每人都穿着「百衲衣」。
其次是「扮相」。無論我們怎樣「做假」，當地農民也是以一種異樣眼光看我們這些「五七戰士」。他們說我們是「金鍊手錶、金絲眼鏡、皮肉挺白，身高無力」。為此，我們把手錶套在褲帶上隱藏起來；大多頭戴破草帽，儘量把帽檐拉低，蓋住眼鏡；鞋上的泥不擦，積得越多越好。最可回憶的是設法把皮膚曬黑。我們常常挑陽光充足的時候，脫去衣服，只留褲衩，在太陽底下「蒸曬」。辦法是先曬正面一小時，然後再翻過來曬反面一小時。如此反覆，最終把皮膚曬得通紅。不妙的是在晚上，皮膚開始發癢，一兩天後開始脫皮，也就是皮膚角質層脫落。用手輕輕一揭，皮膚就像半透明的紙，可以大片掉下來。應該說，我們這些學醫的人，是明白這樣曬的後果的。其實，這就是灼傷。江西的太陽很毒。這樣暴曬多少是有危險的。但作為那個時代的「五七戰士」，大家更憂慮的不是灼傷，而是能不能做到「脫胎換骨」。要改造，就不能不「豁」出去。在那個特殊年代，知識分子最敏感的，就是怕貧下中農把自己看作城裏的老爺太太。所以，時代決定榮辱觀念，是不錯的。
有件事同我們改造「外表」有關，在這裏值得一記。當時，我們「五七戰士」工作在江西鄉下，但戶口留在北京，工資照發。那時，我們算是「中高」收入者。在幹校里錢無論如何花不完，唯一的辦法就是等到大禮拜（我們兩個星期休息一次，稱大禮拜），乘一站火車到南昌，採購吃穿用等物品，當然還要趁機「撮」一頓，大快朵頤。
董兄，我的老同事，也是一起「暴曬」的戰友。他身材高大，面孔曬得黝黑。某一大禮拜天，大家委託他去南昌代購物品。他早上乘火車出發，可到天黑也不見蹤影。直到第二天他才被工宣隊的同志領回來。原來，他在南昌下車後，即被巡邏的工人糾察隊盯上了。原因是，他身穿破衣服頭戴破草帽，卻戴一副金邊眼鏡，蹬着一雙新皮鞋。這個樣子即使在生活多元化的今天看來，也確實稀奇古怪，不倫不類。由於到南昌的次數不多，他有點發蒙，不時東張西望，而且在商店花錢也非常「大方」。糾察隊越發覺得這人可疑。吃飯時，他摘掉草帽，臉的下部黝黑，可上面被草帽壓着的腦門卻很白皙。於是工人糾察隊認為，此人必定在烈日下受過軍事訓練。又見他購物時使用的鈔票都是新的（因為我們托他買東西時給他的都是十元的大額新票），把購得的物品分裝在數個包里一一放好（董兄是個非常認真的人），就更加懷疑起來。當時人們反敵特的弦繃得特緊，聯想自然豐富，最後判定他可能是一個「空降特務」。就在董兄採購完物品準備滿意地返回新建時，工人糾察隊的同志們果斷下手，將他「擒獲」。當場，工人糾察隊問他，你是幹什麼的？他答以「五七戰士」。戰士就是兵，兵又非兵，豈不疑點重重。董兄於是被帶到南昌市工人糾察隊總部看管起來。最後，當然是一場誤會，人們終於搞清他是新建縣北醫五七幹校的「五七戰士」，於是由工宣隊前往南昌將他領回。我記得他回來時，大家都排在房外，像是列隊歡迎。董兄在我們的談笑中從此得了個「空降特務」的綽號。
在江西一年半時間裏，我的勞動技巧得到很大提高。脫坯、蓋房、當小工、插秧、餵豬、炊事員，幹校的不同工種我都幹過。在蓋房過程中，我不僅在師傅們指導下學會了和不同用途與不同需要的泥，而且學會了根據房子的高低來設計腳手架、搭腳手架。那時的腳手架是用麻刀搓成繩子來綑紮的，橫豎相交、錯落有致，不但要實用，還要美觀，是一門頗為榮耀的手藝。
約在1971年春，我們幹校從江西搬到天津郊區的茶淀農場。這次搬遷的原由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準備將原屬衛生部的北醫和屬北京市的北京第二醫學院合併，成立新的北京醫學院。在這個背景下，北醫的江西幹校撤銷，人員北遷。茶淀農場原為公安局管轄的勞改農場，是北京的一塊廢地，地權屬宣武區。不知什麼時候，農場的勞改犯人被遷出，北京市就將我們安置在這裏。剛到時，當地人議論，這回不知從哪兒來了這麼多犯人？還有這麼多的女犯。我們聽了只好付之莞爾。在茶淀又勞動了半年多。由於北醫和北二醫的合併流產，整個五七幹校被撤銷，我們也就相當於幹校畢業，返回了北京。
經過這樣一番動盪，原來的學校和宿舍已經變了樣，房子被別人佔用，我們一家不得已同別人擠在一個單元里。好在家具大多已賣掉，不大的房間到還住得下。幸運的是，我和夫人都回到了教學和科研崗位，可以用我們的知識為國家服務了。
如今，這段「五七戰士」的歲月已經過去了三分之一世紀還多。國家的命運在這段歷史中發生了當初未曾想過的巨大變化。我自己也已經到了耄耋之年。記得托馬斯·曼說過：「一個人不僅僅過着他個人的生活，並且不管意識到與否，也是在過着他的時代和他同代人的生活。」這是一句精彩的話。人的生活不能脫離他的同時代。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結束30周年，我把自己「五七戰士」的片段記下來，獻給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炎黃春秋》2006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