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高中都在韶關北江中學度過。文革開始，中學停課，學生造反，1972年後教育秩序一度恢復正常。記得讀初一、二年級時，所有考試都是開卷，到初三年和高中，就實行閉卷考試了。1973年出個「白卷英雄」張鐵生，我們這些想讀書的人都絕望了。
同學李小益，出生在廣州一個幹部家庭，初二時隨父母調到韶關。他音樂、數學、英文都很不錯，詩詞寫得特別好。我倆和另一位同學原滿韶，三人關係很好，喜歡看書，經常互相借書看，其中有些是受批判的禁書，如《牛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三家巷》等。那時因反蘇修，《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讓唱，但我們偷着學唱，成為我們高中時代的流行歌曲。
在那個令人窒息的年代，有想法的年輕人都變得很叛逆，總想干點什麼出格的事情，我們三個就特憤青。1975年，我們高中畢業，想考大學根本不可能。那時，想成為工農兵大學生，要工作幾年後由組織推薦。我被分到韶關耐火材料廠，原滿韶去了韶關柴油機廠，李小益去曲江縣大塘公社一個知青點務農。雖然分開了，三個人還經常聚在一起。
1976年，大約是4月7日，我們從廣播裏聽到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四五運動。8日，李小益從知青農場回來找我，說起四五運動，明明是群眾悼念周總理的革命行動，卻被誣為反革命政治事件，我們非常氣憤，覺得要做點什麼，表示對北京的支持。
4月11日晚上10點多，我和李小益騎着單車出來。天下着雨，街上行人很少。在韶關市區幾個人流較多的地方，我倆一人迅速往牆上貼標語，一個人用雨衣遮擋，一個半小時內貼出20多張標語，
內容有「伸出醫國的手，重整山河」，「××反動命難逃，掙扎徒勞，革命巨浪比天高，試看江南與江北，滾滾波濤」等。
第二天一早，這些言辭大膽的標語立即引起巨大轟動，有關方面迅速開展全市摸查。事發一個月後，我們被捕，三人以「張貼反動標語，破壞反擊右傾翻案風」罪被定為現行反革命集團，街頭批鬥二十多天後入獄。李小益被判處死緩，我被判有期徒刑20年。貼標語的僅是我和小益二人，原滿韶只參與了議論，但有關部門硬要做成「集團案」，我們三人的一些同學、親友也受到牽連。
在韶關監獄僅關5個月，就傳來四人幫倒台的消息。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我進監獄不久，獄方就把我調入醫訓班，醫訓班結業後乾脆不再讓我去勞動，專心寫申訴材料。1978年11月的一天，獄警通知我：「你可以出獄了。」
整整坐牢兩年半（30個月），走出監獄那一刻，沒什麼大喜大悲，只是很開心。韶關市為我們三個舉行了一個規模很大的平反大會。我們回原廠上班，省里領導來韶關看望我們，問我們對今後的想法：如果想工作，可以安排條件好一點的工廠，如有別的想法也可以提出來。我們三個想都沒想，立即要求：上大學。當初在獄中聽說1977年10月恢復高考的消息，我很激動，可是根本沒可能去考試。出獄時，1978年夏天第二次高考的機會已經錯過。
省領導談話幾天後，有關方面通知我們：可以參加高考。考前填報志願，我們三個都選擇中山大學，出於政治抱負，而且都選擇了文科，我填報的是中文系，李小益是哲學系，原滿韶是歷史系。我們用了兩天時間關在家拼命複習。
考試安排在韶關市委招待所，一人一個房間，卷子是1978年全國高等學校招生統考副題。我現在唯一記得的一道題是「鄭和下西洋」名詞解釋。總體感覺，對我而言，考題不算太難。1975年高中畢業後，我三年沒碰過課本。幸好，中學基礎還算紮實，在監獄裏我也經常看書看報。大概過了一周，我們就接到大學錄取通知書。考試分數沒有告訴我們，我知道這個並不重要。
1978年11月30日，《南方日報》報道，鄭植河等四位青年，因支持「四五運動」入獄，平反後被廣東省招生委員會批准進入中山大學學習。報道中說，他們的文化基礎知識掌握得較好，有一定的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根據德智體全面衡量，被破格錄取到中山大學深造。
1978級中山大學中文系約100名學生，分甲乙丙三個班，我在丙班。我是班上唯一被破格錄取的，同學們大多知道我被捕入獄的事情。當年的報紙把我、李小益、原滿韶寫成是「四五英雄」，但同學們並沒有把我當英雄看待，大家關係平等，互相尊重，文革中那種盲目的迷信崇拜已經逐漸在改變。
經過韶關之劫，我在大學裏比較沉默，但骨子裏依然是個憤青，依然很關心時事，有時會為某個政治問題與持不同看法的同學爭個你死我活。班上有不少憤青，當時我們中文系的教材還是很「左」的，像張愛玲、錢鍾書這些大家，基本不在視野，徐志摩、胡適等是反面批判對象，重點則是魯郭茅巴老曹。記得有一次現代文學課，有個觀點比較激進的同學對老師說，孫犁不能算作家，他根本沒寫出什麼好作品。
1982年我大學畢業，分配到韶鋼，負責宣傳報道。深圳、珠海的活力吸引了我，1987年，我決意離開國企，到深圳一家報社當記者。80年代末，我又調到深圳旅遊局，成為中國第一批星級酒店檢查員。2005年，我自己創辦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我的同班同學，有從政、從商、從文的，不少是知名的成功人士，我經歷過種種挫折，現在算是半成功吧。我經常對部下和朋友們說：「如果與發財的同學比，我要跳右邊的河；與升官的同學比，我要跳左邊的河。所以，千萬別比，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際遇，走好自己的路就是了。」其實，大家的處境不同，與大學畢業後各自選擇的人生道路有關，這恰恰反映出我們這個社會三十年來在日趨多元化。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九期，2011-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