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專政隊的人問周有光對倪海曙講了什麼。周想，平時與倪講的話多了，沒什麼反動的呀。兩三個月過去了，周對老伴張允和說，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沒交代的。張允和說，你好好想想，平時有沒有跟人講過不合適的話。「不合適的話」提醒了周，有一年和倪海曙對對子，倪出上聯「伊凡彼得斯大林」，周脫口對曰「秦皇漢武毛澤東」。談笑之後，早忘到九霄雲外，從沒想過是對是錯，合不合適。
這算不算反革命呢？第二天，周有光帶着滿腹狐疑，早早到牛棚把寫好的交代材料送上去。管事的人看了說：「就是要你的這個『秦皇漢武毛澤東』。倪海曙已經承認上聯，你不交代下聯，行嗎？你們這是反革命語言，是反對偉大領袖，你們兩個是現行反革命。」從此，大字報上周有光、倪海曙的名字旁邊又增加「現行反革命分子」頭銜。
1969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寧夏平羅五七幹校。周的一項工作是撿駱駝糞和野驢糞。荒郊野嶺，一叢一叢的節節草，大的有筷子粗，一兩丈長，瘦小的和牙籤一般細。當地人拿這粗的、長的造屋頂，編帘子、蓆子，細小短的當柴燒。周有光撿幾根細的節節草帶回來，把包在外邊的一層衣皮剝掉，露出象牙一樣潔白而潤滑的芯子。用剪刀先平剪截斷，再斜着剪，一平一斜兩剪刀，就做成一個精美的牙籤。節節草做成的牙籤，不像竹子的偶爾有刺，會刺嘴，也不像木頭的，到嘴裏容易變軟。那段日子，業餘做牙籤成為周有光的一大樂事，自己做，自己用，也送朋友。他至今認為，當地可以建一個節節草牙籤廠。
平羅的蚊子不是天黑出來，而是白天出來。上午十點一過，蚊子就多起來，空中伸手一抓一大把，往腿上一拍，滿手掌都是蚊屍。過了晌午，天稍晚一點，蚊子還沒退去，小咬就隨着風像霧一樣地上來了，真是「小咬如霧蚊如煙」。
快到秋收時，周有光和林漢達被派到十幾里外的土崗子看高粱。看高粱有規矩：不許坐下，不許站立不動，要走來走去，不許聊天，要一人在東，一人在西。土崗子地勢較高，四下望去，清清楚楚。周圍沒有人家，沒有人影兒，沒有人來偷莊稼，也沒人來看守這兩個「看秋」的老頭兒。一連三天，他們規規矩矩，到第四天就不規矩了，走一走，停一停，還坐下聊天，聊着聊着，兩個語言專家還放膽躺下了。
林漢達仰望長空，喃喃自語：「『揠苗助長』要改成『拔苗助長』，『揠』字大眾不認得。『懲前毖後』不好辦，如果改說以前錯了以後小心，就不是四言成語了。」過一會，林又問周：「未亡人、遺孀、寡婦哪一種說法好？」周回答：「大人物的寡婦叫遺孀，小人物的遺孀叫寡婦。」
林講了一個故事：解放初期，他問掃盲班的學員什麼叫遺孀，一學員說，是一種雪花膏，像白玉霜、蝶霜什麼的。那這個孀字為什麼有女字旁？學員說，女人用的東西嘛。周說，從前有一部外國電影，譯名《風流寡婦》，如果改譯《風流遺孀》，觀眾可能要減少一半。林說，普通詞典里都沒有遺孀這個詞，查了幾種都沒有，可是報紙上偏要用它。
談得興起，二人坐了起來，聲音也越來越大，仿佛對着上萬棵高粱講演。天上沒有雲，地上沒有風，宇宙之間只有他們二人。
寧夏人煙稀少，秋天，常有西伯利亞飛往印度洋越冬的大雁，一個雁群至少2萬隻。距幹校三十里，有一個很大的蘆葦塘，是大雁遷徙的中間站，有的雁群直接從這裏飛過，有的就落在這個蘆葦塘休息幾天再起飛。那時局勢緊張，幹校夜間要值班巡邏。巡邏隊員講，大雁的組織性、紀律性特別強，夜晚的守衛有三道防線。一旦有人闖入警戒線，第一道守衛先發出叫聲，聲音不很大，大概有十來只的樣子；你再走近一點，第二道守衛也開始叫，好像有上百隻；你更靠近時，就有千八百隻一起鳴叫，叫聲嚇人。巡邏隊員打開強光電筒照它們，這一照不得了，大雁起飛了，雁群拍打翅膀的聲音驚天動地，腳下的大地都在震動，巡邏隊員嚇壞了，趕快離開。
有一天，幹校正在廣場開大會，一群大雁密密麻麻，鋪天蓋地飛來了。周有光回憶說：「飛到我們頭頂，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只聽頭雁一聲怪叫，傾刻間大雁集體排泄，糞便就像雨一樣落到我們頭上、肩膀上。雁便粘糊糊的，弄到頭髮里洗也洗不淨。」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九期，2011-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