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所說的「一封書信」，是在1957年那「不平常的春天」里，兩個普通知識分子間的一封平常通信。所說的「三位右派」，是寫信人、時任東北人民大學（即今吉林大學）歷史系近現代史教研室主任的陸欽墀，收信人、當時抽調到北大編寫亞洲史講義的東北人民大學歷史系主任丁則良和信中提到的「北大中文系三年級女生」林昭。
這封信的全文如下：
則良兄：
十多天以來，我在進行1858—1860中俄關係的研究，查到有《俄國在遠東的成功》的文章名稱，在俄文版《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可否請兄在便中借到此書，通知北大中文系三年級女生林昭（住二十七舍）來取，請她抄錄後寄我。能得到俄文或英文版的文章更好，因為我對於俄文的手寫體看起來不習慣。
前聞美國批評范文瀾書的書評有「ao usu al……」等等，可否也請一起借到，交林昭抄錄，只要抄一節就夠了（有關1858者），如能得到英國、日本、西德的類似的書評就更好了。請如此一併交於林昭同學（她是我過去的學生，去年曾寫信給我，願意為我抄些有關文件）。
當然，假使以前談起的照相的事已經可以進行，抄寫可以不必要了。
我所以用到這種書評的目的是想說明：在中國近代史里不提1858、1860中俄關係，對於世界共產主義事業的宣傳是不利的，我們要盡一切可能爭取中立的高級知識分子到共產主義一邊來。有許多人（包括英、美、西德、日本人與中國留美學生、教授等）已經知道資本主義絕沒有前途，新中國有前途，世界共產主義有前途；但是對新中國與社會主義陣營仍舊不放心，因為他們明知道有的事情的確是被新中國與社會主義陣營歪曲了，1858的史實一筆勾銷是一例。修改這件史實的處理是有利於世界共產主義事業的。
最近買到新書沒有？假使有的話，或者本來要進城到王府井的話，請便中代買報上登的兩本新書：
石峻：中國近代思想史參考資料簡編4.40
王亞南：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形態1.40
苟清泉與徐壽軒住金魚胡同和平賓館，在開民盟的會，過幾天回長春，書可交給他們帶給我，省了郵寄。謝謝。此致
敬禮
弟欽墀上
三月二十日
陸欽墀信中所說他當時正進行的「1858—1860中俄關係的研究」，於幾個月後寫成了論文《1858年和1860年東北邊界的改變》一文，並先後在教研室和學校的科研會上宣讀。沒想到這一論文竟成為隨後開展的「反右」鬥爭中，他被劃右的主要罪證之一。事隔30多年、作者也已去世多年後，他這篇惹禍的論文才得以在《史學集刊》上公開發表，發表該文時，應編輯部的約請，我代為執筆的編者按說：
陸欽墀（1911—1977），江蘇蘇州人，1931年畢業於上海國立暨南大學外文系，1935年為燕京大學研究院碩士，1939年赴歐參加巴黎國際學生聯合會議，1942年任雲南大學歷史系講師、副教授。1943年加入民盟，1945年為民盟中央候補委員。解放後，先後任東吳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吉林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主任和吉林省民盟宣傳部副部長等職。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1977年不幸病故。陸先生從1943年至解放前，為人民做過不少好事，1945年末領銜與楚圖南、費孝通等同志發表《國立雲南大學72教職員支援「一二·一」運動宣言》，發行進步刊物《民主》周刊，等等。其著述有《英法聯軍侵華史》《中國近五十年史（1895—1945）》等。精通英、法、俄、德、日五種外語。在學術上亦有貢獻。《1858年和1860年東北邊界的改變》一文，是陸先生於1957年7月在教研室與校科學討論會上宣讀的論文，同年「反右」運動中成為其定罪證據之一，說它「全系捏造與歪曲」，「其目的在向黨和蘇聯進行污衊」。1979年2月改正錯劃時認為上述結論「純屬強加於人的不實之詞，應統統予以推倒」。今年適逢陸欽墀先生誕辰80周年，我們特公開發表此文，以為紀念。
這篇文章，之所以犯忌，是它介紹了19世紀中葉，我國東北領土的改變情況。即1858年5月28日訂立的中俄《璦琿條約》：俄國割去我國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6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僅留江東64屯有居民居住權與管轄權，並把烏蘇里江以東的中國領土劃為中俄共管。和1860年11月14日簽訂的中俄《北京條約》：將烏蘇里江以東約40萬平方公里中國領土劃歸俄國，確定劃界規定，據此「規定」1864年又將我國領土44萬多平方公里劃歸俄國。這段史實許多史家迴避的原因，正像陸先生所估計：「1.這是一件不愉快的歷史，寫出來可能不利於中蘇友好；2.避免有人會提出『我們應否收回失地』的問題；3.寫出來不利於世界共產主義事業。」作者在文中對上述認識的批評，特別是對斯大林的尖銳批評，牢固地奠定了自己的右派之路。
之後6年的1963年9月，《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所寫的副題為《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的正題就是《關於斯大林問題》，文章說：「國際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不贊成全盤否定斯大林，而且越來越懷念斯大林。」「斯大林的功績同他的錯誤比較起來，是功大過小的。」「赫魯曉夫提出所謂『反對個人迷信』，是一個卑鄙的政治陰謀。」在此6年前的政治生活氛圍中，陸先生的那些批評斯大林的尖銳言辭，理所當然地給他帶來滅頂之災。
在陸先生關於這封信的交代材料里，共說明了7個問題，其中說該論文寫作主旨在於「為世界和平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爭取資本主義國家進步與中立人士」。最後一個問題是「6月下旬我又寄一信給丁則良，請他回長春前為現代史（談陽、王同策的要求）帶回些資料」。雪泥鴻爪，在我與先生相處一年多的時間裏，這大概是他手書我的姓名的唯一陳跡。
關於陸欽墀先生和他的這篇論文，我曾寫有《以文惹禍的陸欽墀》一文（載2003年6月12日《南方周末》，並編入南方日報出版社出版的《原來如彼》一書）詳述，另外還就他與司徒雷登的關係，寫了《師生之間：陸欽墀與司徒雷登》一文（載2004年10月14日《人民政協報·春秋》）。
值得多說幾句的是在「惹禍」文章中我曾專門提及的陸先生留下的獨子陸汝路（後改名陸大路），那個7歲因父劃右、從童年就開始無辜而受難、終生未娶的鍋爐工，可能因為歷久身肩過多的重負，終於在我那文章發表不幾年後，以其壯年之身，過早地離開了這個給他太多苦難的世界。
丁則良（1915—1957），福建閩侯人，在北平念完中學，1933—1937年，在清華大學歷史系讀書到畢業，清華遷昆明組成西南聯大，他留校任教。曾積極參與抗日民主學生運動，表現出其深厚的愛國情懷。抗戰勝利，隨遷回北平仍在清華任教，1947—1950年赴英在倫敦大學研究院讀研究生。新中國成立，雖然只需再過一年，他就可以取得學位，但他毅然終止了海外的留學生涯，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1950—1952年仍在清華歷史系任副教授。1952年奉調來東北人民大學組建一所文理科齊備、嶄新的綜合大學。丁先生除了任課外，在建設學校歷史系的過程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幾年間，他被逐步提為教研室主任、系主任。
1956年9月，我自母校武漢大學畢業，統分至東北人大從教，人事處手續一了，到系裏就是在丁主任處報的到。幾天後，幾個同事先後告訴我：丁老師在系裏講，我們新來的助教才20歲呀，就有論文在《光明日報》發表，後生可畏呀！遺憾的是相處時間甚短，當年他就赴北大與周一良先生合編亞洲史講義，次年暑期，從蘇聯塔什干出席「東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回到北京，因為不堪當時反右運動的巨大壓力，8月8日，他就投未名湖自盡了。
與眾多被劃右派的人們不同，丁先生因為在京，沒有參加單位的鳴放，可以說無任何「反黨言論」。他之所以被劃右，源於作為學校民盟副主委，他與主委余瑞璜、秘書徐利治在此前曾議論過學校工作中的一些問題，後來，兼有地下中共黨員身份的徐利治，自己署名給教育部上了「萬言書」，反映了學校教學、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教育部派出的工作組在學校調研月余，對徐的意見，基本予以肯定。而「反右」一經深入，卻成了「余、丁、徐反黨集團」的罪證。1957年8月初，揭發文章在長春見報，8月2日才回國的丁先生顯然還不適應這來勢兇猛的運動形勢，據系裏派去協助他工作的助手介紹，他歷經7日晚上一個不眠之夜的激烈思想鬥爭，多次將給學校領導寫的信撕毀，最後，還是選擇了一條不歸路。在他死後的8月下旬，《人民日報》也摘發了揭發文的要點。（上述內容見杜瑞芝、姜文光：《關於「余、丁、徐反黨集團」》，載《丁則良文集》，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丁先生知識面寬闊、功底深厚。著名物理學家、諾獎得主楊振寧先生曾寫道：我初中一、二年級之間的暑假，父親請雷海宗教授介紹一位歷史系的學生教我國學基礎知識，雷先生介紹他的得意學生丁則良來。丁先生學識豐富，除了教我《孟子》原著外，還給我講了許多上古歷史知識，是我在學校的教科書上從來沒有學到的。下一年暑假，他又教我另一半的《孟子》，所以在中學的年代我可以背誦《孟子》全文。
上世紀50年代初，作為亞洲大國的中國還不能做「世界強國」的夢，隨着「萬隆會議」的召開，就有了上峰極力倡導亞洲史之舉。搞專業的人誰願意放棄自己熟悉的東西去另闢蹊徑？時時事事與黨同心的丁則良卻放下他駕輕就熟的宋史研究，開始了他亞洲史的研究並開設專業課。為滿足全國各高校的亞洲史教材需求，教育部決定讓北大的周一良先生和丁先生共同從事，為加快進程、早日殺青，丁先生就住在北大。這也是他最終殞命未名湖的緣由。
丁先生未來得及回到長春，就結束了他學術上勢頭上升甚猛的寶貴生命。秋季一開學，全校運動繼續（根據學校規定，暑假一般師生放假，各民主黨派成員運動繼續），在當時比較習慣抓「聯盟」「集團」的氛圍下，陸欽墀先生與丁同為民盟成員，而陸又是丁從蘇州聘請的，就順理成章地併案處理。歷史系教師支部就認為《1858年和1860年東北邊界的改變》這篇文章「實質是丁、陸合作的產物」，前文的那封信就成為最堅實的證明。在丁的檔案里，還保留着這樣的一張字條：
這封信是右派骨幹分子陸欽墀寫給另一個右派骨幹分子丁則良的信。當8月8日丁在北大投湖自殺後，我校去人把丁的東西取回，並發現此信。這封信證明了丁、陸之間的反黨關係，也證明了陸的《1858年和1860年東北邊界的改變》一文，實質是丁、陸合作的產物。在反右派鬥爭中，我們曾將此信公佈過。
歷史系教職工支部×××
1957年10月
丁被劃右後，與陸的「撤消教研室主任及教員職務，留用察看，由六級降為九級；建議撤消民盟中央候補委員，保留盟籍」不同，而是被「開除盟籍」，直到1978年6月23日，也就是在他含冤死去的21年之後，經中共吉林大學黨委批准，才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次年3月，在他的錯劃「右派」改正後，民盟也才給他「恢復盟籍」。
丁先生的追悼會，不知何故，後延了一年多。現摘錄我1980年日記如後：
7月10日星期四
上午至系，遇室支書張博泉老師，為準備明天追悼會，讓擬一悼丁輓聯，因此前為一些提法領導意見不一，如算不算「含冤去世」等，我不願參與其事，婉辭不果，只得從命。經室主任烏廷玉老師審查認可，交卷：「丁則良同志千古，英才冤逝，廿載血淚變玉帛，泉壤斯人堪告慰；國步方蹇，四化鼓角催驍勇，征途吾輩誓爭先。中國古代史教研室全體同志敬輓。」
7月11日星期五
上午至系，得知丁的追悼會定於下午4時半開，因近期平反追悼活動甚多，會場安排亦得排隊，上午及下午之前均有他系之追悼會，故教研室令我等數人4時去佈置會場——即張掛遺像、擺放花圈、張貼輓聯、懸掛挽幛等。因我們收得的花圈、輓聯、挽幛與上一場相比較少，較有名望的只有金景芳手書一幅，佈置一會兒就完成，領導決定把我們教研室的輓聯，分置主席台兩旁。張松如先生來台前對此輓聯端詳有頃，或物傷其類，亦未可知。寫作過「我們的隊伍向太陽」的人也被劃右，可嘆！
追悼會參與人數不多，由系主任王藻主持，系內民盟負責人尹曲先生致辭，家屬丁則民講話。大約一小時左右，即宣告結束。
沒想到在經歷近21年的下放生涯之後的今天，我還能有機會參與24年前向他報到的系主任的平反昭雪追悼會，向他做最後的告別。
信里只是順便提到的林昭，在當時只是個默默無聞的普通女大學生，以那時為起點，她用自己的言論和行動，塑造了思想解放先驅、光輝高大的英雄形象。因為她的事跡早已聞名遐邇、廣為人知，故僅摘錄網絡資料，做簡要介紹。
林昭（1932—1968），原名彭令昭，蘇州人。1949年前，在蘇州景海中學高中讀書。因陸欽墀先生此時在蘇州做過一段中學教師，曾在林昭就讀的師院女中（景海中學）執教，陸先生的履歷表中此欄的「證明人」，寫的就是林昭，可見他們的師生之誼最晚已於這時建立，且關係密切。1949—1951年在蘇南新聞專科學校讀書，1952—1954年在《常州民報》和文聯工作。1954年，林昭以江蘇省第一名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任《北大詩刊》編輯和學生文藝刊物《紅樓》編委。1957年秋，被打成右派分子。因自殺抗議，獲救後，被判勞教三年，後改為留資料室接受群眾「監督改造」。1958年，北大新聞專業合併到人民大學新聞系，林昭到人大新聞系資料室監督勞動。後回上海母親身邊養病。
1960年初，在其自編的傳播民主思想的《星火》雜誌上，發表了長詩《普羅米修斯受難的一日》。其後，因呼籲爭取人權、民主、自由、正義並從事相應活動，反對極「左」路線，1960年10月，以反革命罪名在蘇州被捕，父親彭國彥因此自殺。1962年初保外就醫出獄，繼續堅持鬥爭，因擬請僑民將《我們是無罪的》《給北大校長陸平的信》等帶往海外發表和起草「中國自由青年戰鬥同盟」的綱領和章程，再次被捕。獄方曾安排林昭去上海精神病院做精神鑑定，院長粟宗華為救其擺脫險境，判定她精神不正常。為此文革中粟被指稱「包庇反革命分子」，抑鬱成疾，含恨而終。
林昭在獄中從不屈服，表示：「一息尚存，此生寧願坐穿牢底，決不稍負初願，稍改初志。」其間幾次絕食、自殺未遂。後被判有期徒刑20年。1965年，用鮮血寫作《判決後的申明》，說：「這所謂的判決與我可謂毫無意義！我蔑視它！看着吧！歷史法庭的正式判決很快即將昭告於後世！」1966年對探視她的母親和朋友說：「我隨時都會被殺，相信歷史總有一天會說到我今天的苦難！希望把今天的真相告訴未來的人們！」
1968年4月29日林昭接到由20年有期徒刑改判為死刑的判決書，當即血書：「歷史將宣告我無罪！」當天被秘密處決，當時還不滿36歲。
林昭母親經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擊，精神失常，多次離家出走，後死於上海街頭。有人說是自殺，有人說是被紅衛兵打傷致死。林昭的妹妹彭令范1980年遷居美國。林昭尚有一弟，下落不明。
總觀林昭的為人正直和剛烈性格，和其師陸欽墀有許多接近的地方。在陸先生檔案中自己填寫的各種表格里，優點都有「不畏強暴」，而缺點都有「不會隨機應變」。於此可見他倆師道傳承之一斑。這倒使我想起了方孝孺，雖說其被滅「十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之說見諸「野史」，遭後人質疑，但確有其不少友人、門生株連被難，則見之於《明史》記載。由此可見，那些株連九族、極為看重社會關係的年代，當道者對師生關係有時卻未重點追究，或屬百密之一疏。
三位「右派」的生命以不同形式分別結束於上世紀50、60、70年代：才華橫溢的丁則良先生1957年8月8日投北京大學未名湖自盡，時年42歲，其時他的小女兒尚未滿周歲。視人權、自由、民主及追求真理的價值高於生命的才女林昭1968年4月29日下午3時許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殺害於上海，時年36歲，尚未婚配；次日，有關部門到家向其妹索取子彈費0.05元。耿直倔強的陸欽墀先生於丁先生辭世整20年後的同月同日——1977年8月8日，病逝於蘇州，時年66歲，是三人中得壽最高的。
今天，我們終於可以公開來紀念他們，說明時代還是在進步，儘管十分緩慢。
《炎黃春秋》2014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