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末期、勝利前夕，錢鍾書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會見傅雷和朱梅馥夫婦。我們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飯後經常到他家去夜談。那時候知識分子在淪陷的上海，日子不好過，真不知「長夜漫漫何時旦」。但我們還年輕，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過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雲開日出。我們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樸素幽雅的客廳里各抒己見，也好比開開窗子，通通空氣，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悶苦惱。到如今，每回顧那一段灰黯的歲月，就會記起傅雷家的夜談。
說起傅雷，總不免說到他的嚴肅。其實他並不是一味板着臉的人。我閉上眼，最先浮現在眼前的，卻是個含笑的傅雷，他兩手捧着個烟斗，待要放到嘴裏去抽，又拿出來，眼裏是笑，嘴邊是笑，滿臉是笑。這也許因為我在他家客廳里、坐在他對面的時候，他聽着鍾書說話，經常是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輕易笑；可是他笑的時候，好像在品嘗自己的笑，覺得津津有味。
也許鍾書是唯一敢當眾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陳西禾同志。一次鍾書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滿面尷尬，直向鍾書遞眼色；事後他猶有餘悸，怪鍾書「胡鬧」。可是傅雷並沒有發火。他帶幾分不好意思，隨着大家笑了；傅雷還是有幽默的。
傅雷的嚴肅確是嚴肅到十分，表現了一個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臉只許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嚴父。阿聰、阿敏那時候還是一對小頑童，只想賴在客廳里聽大人說話。大人說的話，也許孩子不宜聽，因為他們的理解不同，傅雷嚴格禁止他們旁聽。有一次，客廳里談得熱鬧，陣陣笑聲，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興。忽然他靈機一動，躡足走到通往樓梯的門旁，把門一開，只見門後哥哥弟弟背着臉並坐在門檻後面的台階上，正縮着脖子笑呢。傅雷一聲呵斥，兩個孩子在登登一陣凌亂的腳步聲里逃跑上樓。梅馥忙也趕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搶先去責罵兒子；在兒子前，她卻是擋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溫言告誡。等他們倆回來，客廳里瀕漸回復了當初的氣氛。但過了一會兒，在笑聲中，傅雷又突然過去開那扇門，阿聰、阿敏依然鬼頭鬼腦並坐原處偷聽。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聽得傅雷厲聲喝，夾雜着梅馥的調解和責怪；一個孩子想是哭了，另一個還想為自己辯白。我們誰也不敢勸一聲，只裝作不聞不知，坐着扯淡。傅雷回客廳來，臉都氣青了。梅馥抱歉地為客人換上熱茶，大家又坐了一會兒，辭出，不免嘆口氣：「唉，傅雷就是這樣！」
阿聰前年回國探親，鍾書正在國外訪問，阿聰對我說：「啊呀！我們真愛聽錢伯伯說話呀！」上年他到我家來，不復是頑童偷聽，而是做座上客「聽錢伯伯說話」，高興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記起他嚴厲的爸爸，悽然回憶往事，慨嘆說：「唉－－那時候－－我們就愛聽錢伯伯說話。」他當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為愛他深。他告訴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為此對我落淚，又說阿聰的脾氣和爸爸有相似之處。他也告訴我傅雷的媽媽怎樣批評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衝動下的所作所為，沉靜下來會自己責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氣，只為此憐他而為他擔憂；更因為阿聰和爸爸脾氣有點兒相似，她既不願看到兒子拂逆爸爸，也為兒子的前途擔憂。「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阿聰從海外好不容易和家裏掛通了長途電話，阿聰只叫得一聲「姆媽」，媽媽只叫得一聲「阿聰」，彼此失聲痛哭，到哽咽着勉強能說話的時候，電話早斷了。這是母子末一次通話，盡在不言中，因為梅馥深知傅雷的性格，已經看到他們夫婦難逃的命運。
有人說傅雷「孤傲如雲間鶴」；傅雷卻不止一次在鍾書和我面前自比為「牆洞裏的小老鼠」－－是否因為莫洛阿曾把服爾德比作「一頭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聽未免滑稽。梅馥稱傅雷為「老傅」；我回家常和鍾書講究：那是「老傅」還是「老虎」，因為據他們的鄉音，「傅」和「虎」沒有分別，而我覺得傅雷在家裏有點兒老虎似的。他卻自比為「小老鼠」！但傅雷這話不是矯情，也不是謙虛。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實心清。他對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誠。但眾多的朋友里，難免夾雜些不夠朋友的人。誤會、偏見、忌刻、驕矜，會造成人事上無數矛盾和傾軋。傅雷曾告訴我們：某某「朋友」昨天還在他家吃飯，今天卻在報紙上罵他。這種事不止一遭。傅雷講起的時候，雖然眼睛裏帶些氣憤，嘴角上掛着譏誚，總不免感嘆人心叵測、世情險惡，覺得自己老實得可憐，孤弱得無以自衛。他滿頭稜角，動不動會觸犯人；又加脾氣急躁，止不住要衝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圓轉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書齋；他也像老鼠那樣，只在洞口窺望外面的大世界。他並不像天上的鶴，翹首雲外，不屑顧視地下的泥淖。傅雷對國計民生念念不忘，可是他也許遵循《剛第特》的教訓吧？只潛身書齋，作他的翻譯工作。
傅雷愛吃硬飯。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兒那樣僵硬、乾爽；軟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讓給梅馥了。朋友們愛說傅雷固執，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執，有時候竟是很隨和的。他有事和鍾書商量，儘管討論得很熱烈，他並不固執。他和周煦良同志合辦《新語》，儘管這種事鍾書毫無經驗，他也不擯棄外行的意見。他有些朋友（包括我們倆）批評他不讓阿聰進學校會使孩子脫離群眾，不善適應社會。傅雷從諫如流，就把阿聰送入中學讀書。鍾書建議他臨什麼字帖，他就臨什麼字帖；鍾書忽然發興用草書抄筆記，他也高興地學起十六帖來，並用草書抄稿子。
解放後，我們夫婦到清華大學任教。傅雷全家從昆明由海道回上海，道過天津。傅雷到北京來探望了陳叔通、馬敘倫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們家來盤桓三四天。當時我們另一位亡友吳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華教授法語，央我們夫婦作說客。但傅雷不願教法語、只願教美術史。從前在上海的時候，我們曾經陪傅雷招待一個法國朋友，鍾書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tiqued Art（美術批評家）。他對美術批評始終很有興趣。可是清華當時不開這門課，而傅雷對教學並不熱心。儘管他們夫婦對清華園頗有留戀，我們也私心竊願他們能留下，傅雷決計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譯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