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群特殊的群體,或許只存在於一代人之間,即在獨生子女政策下的「老二」。
與那些深受「多子多福」觀念影響、追求生「兒子」而超生的家庭不同,「老二」出生的原因只有一個:作為失獨家庭的替補。
另一方面,「老二」們又是帶着任務出生的:
他們從出生起就承擔着家庭粘合劑的角色,遭受過喪子之痛的父母對他們格外「在乎」。但不少「老二」坦言,他們雖然擁有比常人更多的家庭關注,看似不缺愛,卻很害怕親密關係。
出生於1995年的王路,就是這樣一個「替補」——王路曾經有個姐姐,姐姐在9歲的暑假和朋友們下河游泳時不幸溺水身亡。
三年後,王路作為「替補」出生;雖然是家裏的獨生子女,他卻一直活在姐姐的陰影之下。
「因為我們的父母,愛的不只是我們」,同是「替補」的盧健說。
盧健的姐姐患有基因病,不滿5歲便去世,她出生後,父母「沒有別的希望,只希望她健康」,因此取名盧健。
由於父母害怕她身上重演姐姐的悲劇,因此從盧健誕生起,這個家就在做「脫敏」訓練,「父母愛我,又怕愛我,他們怕投入太多感情後,發現我和姐姐一樣。他們再也承受不起這樣的告別了」。
同時由於父母生育他們時已處於「大齡」,不少「老二」成年時,父母已經老去,他們無法像其他人那樣慢慢成長,必須立刻面對養老等話題。
本期顯微一線觀察就將走進這樣一個群體:作為一個被忽視的群體,在他們身上,獨生子女、養老、中年危機等問題顯得尤為尖銳。
以下是關於他們的真實故事:
文|葉一文
編輯|陳曉燕
公司總部搬遷時,身高1米82的28歲的王路再一次坐實了「媽寶」的稱呼。
此時王路所在的事業部,要從中部省會搬到東部省份去。為了方便員工過渡,公司在遷入地提供員工宿舍。
王路63歲的母親知道消息後,要求去王路即將生活的新城市「看看」,她特地從600多公里外的老家趕到省會,替他整理好了行李。退掉租房後,她又跟着王路去往1000多公里外的宿舍。
鋪床、打理衛生、收拾衣櫃、添置生活用品、觀察菜色……
前後忙活3天,直到給王路冰箱裏塞滿半成品,王路媽媽才念叨着「你結婚了,有個人照顧你了,我就不用這麼操心了」,然後買了最早一班動車,坐了7個小時回到了老家。
員工宿舍是個八卦中轉中心,其他分公司的員工也剛來此,彼此之間尚不熟悉。由母親陪伴搬家的王路就像一個「異類」,很快成為了大家的談資。
「被大家當做媽寶看,已經貫穿了我的生活」,王路說,這一切源於他是「老二」。
從戶籍上看,王路是獨生子,但從懂事起,王路就知道自己不是這個家庭唯一的孩子。
王路有個素未謀面的姐姐,姐姐出生於1983年,於1992年暑假不幸溺亡。姐姐溺亡後,身為老師的父母相互指責,甚至在親戚面前大打出手,這個曾經幸福的三口之家一度風雨飄搖。
直到1995年,王路作為這個家「替補」的孩子出生後,這個家才得以維繫。
喪女之痛,讓王父王母將所有的愛都傾注到了王路身上。
從小案母接送已是家裏心照不宣的約定,讀高中時,王路的身高已超過1.8米,在南方小城算是「大高個」,但王父王母依舊會每日接送他。
高三時,為了讓王路多睡一會,老兩口在學校附近不到500米的小區租了房子陪讀,即使這樣的距離,父母也沒有放棄「接送」。
「我也不願意做媽寶女,但是我沒有辦法,我生來就是帶着任務的。」同樣是「老二」的盧健說。
盧健有個素未謀面的姐姐,姐姐自小有基因病,不滿5歲去世。之後盧健作為修補父母感情的粘合劑出生,「從小到大,我身邊的人總是會提醒我,我父母不容易,我必須比別的孩子更聽話」。
長此以往,盧健習慣了當個「媽寶女」。
「或者說,我們不忍心再去傷害父母,他們內心的恐懼比我們大」,00後龔競就是如此。
上個世紀90年代,龔競母親接哥哥放學回家乘坐公交車時,因沒注意後方來車,哥哥下車時被後方來車撞倒,隨後捲入車流後身亡。親眼目睹孩子身亡的母親,自那以後一直生活在恐懼中。
「直到現在我出門,我媽還是會時時刻刻聯繫我」,龔競說。
根據中國致公黨發佈的調查報告,中國15歲至30歲的獨生子女總人數約1.9億,這一年齡段的年死亡率為萬分之四,中國每年新增「失獨家庭」7.6萬個。
雖不知道有多少家庭,會在此後誕下另一個孩子,但大部分家庭都會長期生活在陰影下。
看似擁有家裏最多的愛,卻無法像獨生子女一樣獨佔家庭寵愛、肆意享受,幾乎是所有「老二」的共同感受。
「我姐姐去世30年了,我沒見過她,但無時無刻不能感受到她的存在。」盧健說。
她曾經翻到過媽媽給姐姐寫的出生日記,日記里媽媽記錄了她初為人母時的開心,也詳細記錄了這個家庭如何歡迎一個新生命的到來:
「爸爸和媽媽每天都在學習如何帶孩子,還計劃着以後要送女兒去學跳舞;奶奶夢見神仙託夢說這是文曲星下凡,未來會是個大學生;爺爺要求名字裏必須帶輩分,說是女兒也得記入族譜;外公和外婆則找人算她的八字,希望有難能提前化解,保一輩子平安無憂」。
姐姐出生的年代,家庭照相機並不普及,媽媽每年都會帶她去影樓拍一張照片,背面鄭重地寫下時間。
但出生在物質更為豐富年代的盧健沒有享受這個待遇。
單從名字來說,盧健的名字就單薄多了——姐姐的名字是爸爸跑到圖書館翻閱一整本辭海取的,寄託了父母對姐姐未來的期待,「但是到我,父母沒有太大期望了,就希望我健康,所以給我取名叫盧健」。
從小盧健就不喜歡自己的名字,她總覺得這個男性化的名字太沉重,所以小學時QQ流行開來後,盧健「偷」了一個同學的小名「豆丁」當做自己的暱稱,「因為那個女生在周記里說,自己是家裏唯一的孩子,每個人都會無條件愛她,陪她過每一個生日」。
王路也一直生活在姐姐離世的陰影下。
王路的姐姐生前不會游泳,溺亡後這件事一直壓在母親心頭。所以王路6歲剛進入小學時,媽媽就送他去學游泳了。
但和其他小夥伴學游泳不同,王路的媽媽總是會全程陪同,泳池裏小男孩戴上泳帽和眼鏡後看上去一個樣,每當不能第一眼找到王路時,王路媽媽都會焦急地在泳池邊喊「王路,王路」,直到王路安全重回視野,她才放心。
除了無時無刻盯着王路,母親還會嚴抓王路游泳的每一個姿勢,擔心他因為動作不到位「發大水時不能救自己」。
王路還記得,自己有次上課時不認真,回到家後母親用衣架抽打他,「那時她嘴裏還在念叨『讓你學游泳,我是害了你嗎?』」打完後,媽媽又抱着王路哭,求他「原諒媽媽,媽媽實在是擔心……」。
但問及是否「憎恨」親人時,盧健沉默了。她不知道該怎麼憎恨、或者說不知道該恨誰。
「恨爸媽嗎?我恨不了」。盧健的家庭富裕,從小就有很多別人沒有的東西,剛上大學時,「對自己沒什麼希望」的父母,就給盧健買了房;而且盧健小時候身體不好,經常生病,她不想上學時只要說一句「不舒服,不想上課」,家裏人便會放下手頭一切,帶着她去醫院。
哪怕後面盧健為了證明自己能力,決定去外地工作時,父母也不是擔心她的職場辨劃,而是擔心女兒「身體行不行」,告訴她「撐不住了隨時回來」。
至於姐姐,盧健包不忍心去恨。
「我姐姐也很可憐」,盧健姐姐患的是基因病,家裏人雖然三緘其口不聊具體病症。但大學時盧健做過相關義工,看見過小小的孩子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療的場景。
圖|某醫院兒童住院病房
「我家人很苦了,我恨不了他們」,盧健說。
王路也不知道該怎麼憎惡。他的父母都是老師,那個年代計劃生育要求夫妻雙方都是體制內的,不能生二胎,「如果不是姐姐去世,我連出生的權利都沒有。」
但他更心疼姐姐,「游泳時我嗆過水,我知道那種絕望」。
更讓「老二」們迷茫的是,他們還沒有弄清楚自己的人生,就要面臨中年危機。
或者說,父母的年齡,沒辦法給他們緩衝的時間,他們必須比同齡人更早面對父母養老的問題。
這一點王路深以為然。
王路研究生畢業時,母親60歲,父親65歲,同時父親還被診斷出了癌症,需要治療。因此在畢業季,周圍同學都在計劃旅遊、找工作時,王路只能奔波在醫院和家裏之間,「偶爾抽點空去面試」。
他找工作也不像同學那樣,會考慮未來發展、工作強度,和自己是否熱愛,「而是首先考慮穩不穩定、離家近不近,會不會失業」;最後權衡之下,他選擇了老家省會的一份國企工作。
聊起這件事時,王路有些難過。
「我上學時很自卑」,王路說。他的母親生育他時已經35歲,父親40歲,到他小學時,父母比身邊同學的父母大一輪,甚至趕得上有的同學爺爺的年齡。有好幾次父親接送自己時,父子組合被認為是爺孫組合。
所以從小王路就計劃着要去「遠處」讀書,去一個父母不會接送的地方讀書、留下來。
後來他如願去了一個離家1200公里的城市讀書,為了能在當地留下來,本科加研究生7年,王路比同學們更用功,年年都是優秀畢業生。
「但是最終我還是回家了,我父母需要我」,而這次公司搬到外地,王路也面臨着比其他同事更大的壓力。
「你知道的,我父母年紀大了」,他計劃着「降薪也要調回去」,或者辭掉工作,回到父母身邊「再考慮接下來的事」。
盧健的父母也不年輕了,總是念叨着「女兒再不結婚,以後沒辦法給她帶孩子」,但實際上,父母的養老壓力比婚姻壓力來得更猛烈。
2024年夏天,盧健的父親摔傷,母親照顧了3個月後,也生病臥床,無奈之下家人通知了在外的盧健。
盧健得到消息後放下手頭工作,趕回老家照顧父母,等她再回到公司的時候,原本的升職加薪機會也泡湯了。
「接下來父母的身體會越來越差,他們養老的問題迫在眉睫」,30歲的盧健不得不去打聽養老機構,望着都是40多歲、50多歲中年人在給父母安排養老機構、討論父母死亡話題時,盧健哭了。
她覺得自己還沒有真正成長,就要去告別,「就感覺我的生命總是匆匆在趕路,沒有一刻是在為自己活的」。
「但我知道,這是我作為『老二』的宿命」,盧健說。
面對父母的養老壓力、父母隨時離世帶來的孤獨,以及會面對的風險,王路有思考過找一個伴侶去抵抗。
但他發現自己沒辦法進入一段親密關係。
王路小時候生活的城市有一條縱貫城市的母親河,那條河有許多支流。
80-90年代的暑假,孩子們娛樂方式有限,很多孩子都會結伴去河邊玩耍。姐姐暑假背着父母,和朋友下河游泳溺亡後,父母擔心悲劇再度發生,不允許王路單獨出門。
「小時候是把我鎖在家裏,由爺爺奶奶看管,爺爺奶奶去世後,就是給我報補習班」。
另一方面,父母將對大女兒的期待也投射到了王路身上。「他們總擔心我受欺負」,王路回憶說,每當小時候自己和其他孩子之間有點摩擦,他的爸媽都會找上門去要個「說法」。
「我生活在一個小城市,大家知根知底」,那些家長知道王路父母的遭遇,就會再三囑咐自己的孩子不要欺負招惹王路、要讓他。
「小孩子又不知道什麼叫欺負」,於是他們只能選擇遠離王路。
加上父母做老師的職業習慣,他們會嚴格地管理王路的社交,「他們擔心我學壞,畢竟我們家實在是經不起折騰了」。
在這個背景下成長起來的王路,沒有一個談得上交心的朋友,也不知道怎麼和同齡人相處。
「換句話說,我不知道該怎麼去經營一段健康的,屬於我和同齡人之間的關係。」王路說。
龔競和盧健也發現,雖然享受了家裏無微不至的關愛,但很難進入一段親密關係中。
「我自小就覺得母親對我若即若離」,龔競回憶說。
比如母親會和他保持聯繫,但不會摟住他、給他講睡前故事;會給他準備好換季衣服,卻不會關心他最好的朋友是誰、也不會主動擁抱他、誇獎他,「感覺我的母親有些牴觸愛我。」
稍大一些後,龔競知道了和母親相處的「彆扭感」從何而來,他親耳聽到母親對親戚說「那次(姐姐去世)疼怕了,自己不敢再對孩子投入感情了」。
從那以後他和父母之間形成了微妙的關係,「外界看上去我們很緊密,但只有我們知道,我們是緊密又鬆散的一家人。」
盧健的經歷和龔競有些類似,「我父母總是說對我沒有什麼期待,就希望我健康」。
但是她又明顯感到父母其實是有期待的,只是太害怕再度失去自己,所以一直處於「逃避」感情之中,「就好像他們隨時做好了和我告別的準備」。
而且在盧健的回憶里,父母經常爭吵,尤其是自己生病住院時,「父母會互相指責,是對方基因不好,擔心又生了一個病孩子,或者是對方沒有用心照顧孩子」。
從親戚的口中,盧健也得知,姐姐去世後、自己出生前的那段時間,父母分別考慮過「再找個人,生個健康孩子」。
不知不覺中,盧健逐漸養成了「討好型人格」,總是擔心別人生氣,「我總是在內耗、誠惶誠恐,我害怕把真實的自己暴露給別人」。
在這種難以用語言描繪的共生關係下成長起來的「老二們」,感情之路也走得格外艱難。
父母的變態的「管控欲」成了王路感情路上的絆腳石。
「我只談過一次戀愛,對方在私企工作」,但對方並不符合王路母親的標準。在王路母親心中,兒媳身高應該在1.65米以上,名牌大學畢業,最好有個編制,父母也應該在體制內工作。
「我甚至覺得她不是在找兒媳婦,而是在按她心目中的女兒挑選。」認識到母親企圖通過「兒媳」去填補「姐姐」的位置後,王路選擇了和對方分手,並不再戀愛,「因為不管我怎麼找,都沒辦法找到『姐姐』。」
盧健則在感情中歷經多次失敗,始終沒有辦法去享受其中。
「雖然我很不想把自己的感情失敗歸結於原生家庭」,盧健頓了頓說,「可每當我想起來我名字的由來,就感覺無時無刻在提醒自己,家裏有基因病史,我不配進入一段感情,我不配擁有高期待。」
而龔競則覺得自己無法勝任「伴侶」這一角色,乾脆拒絕進入感情,他覺得那些關於家庭的「使命」,就到自己這代就好了。
就如同餘華的小說《第七天》所描述的「親人的離去不是一場暴雨,而是此生漫長的潮濕,我永遠困在這潮濕中,在每一個波瀾不驚的日子裏,掀起狂風暴雨」一樣。
在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家庭,這個雨季永遠也過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