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了，縱使尋不到身外的青春，也總得自己來一擲我身中的遲暮。但暗夜又在那裏呢？現在沒有星，沒有月光以至沒有笑的渺茫和愛的翔舞；青年們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於並且沒有真的暗夜。
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魯迅，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用當下的話來說，那就是：
活人也要破地獄。
他叫阮籍，魏晉風度代言人，竹林七賢之一。
他在世的時候，人們就說他狷狂曠達，好像名士都是一副沒心沒肺的樣子。
其實，沒有幾個人懂他。
他只是故作狷狂，故作曠達。他的內心十分苦悶，十分悲痛。
他時常駕着車子，狂奔在遍佈荊棘的岔道上，直到巍峨的高山擋住了去路。
馬兒失蹄，車輪打滑，他再也沖不過去。
無路可走，他頹然痛哭而返。
一個沒有出路的中年人，在亂世的落寞形象，莫過於此。
隔着一千多年的時光看魏晉，我們總以為那是一個多麼美好的時代。但阮籍用他的頹廢，用他的焦慮，否定了這種錯覺。
魏晉易代之際，從名士開始站隊，順我者生，逆我者死。
他是曹魏政權的擁躉，面對司馬氏的咄咄逼人，若不想死，該如何自處？
於是，他的一生似乎都在醉着。
醉酒，是一種逃避，也是一種對抗。
他有一次聽說步兵校尉廚中有三百斛好酒，便主動向司馬昭要官。
上任之後，真的就是喝酒，沒日沒夜地喝。
司馬昭想和他結為親家，他不願意，又不敢直說，就喝得酩酊大醉，一連醉了六十天。
故意搞得司馬昭連提親的機會都沒有，只好作罷。
司馬昭晉封晉王，想借用他的名氣，要他寫勸進文。
他不想寫，又不敢推掉，於是又喝得大醉。
這次沒能躲過，人家把他弄醒了。
他沒辦法了，提筆一揮而就，寫了一篇富麗堂皇的勸進文。
但他不忘在文章里挖坑埋雷，搞弦外之音。
詩，和酒一樣，也是他表達苦悶的方式。他寫了好多五言詩：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
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
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
徘徊將何見，幽思獨傷心。
在他之前，從來沒有一個人把人生寫得如此孤獨，如此悲涼。
他的內心跟嵇康一致，但沒嵇康那樣剛烈，缺乏正面鬥爭的勇氣。
所以，他在沉重的現實里追求思想的自由，靈魂顯得更加的痛苦。
他看不慣小人，尤其看不慣偽君子，就寫文章諷刺，以隱喻的形式：
群虱之處乎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
什麼意思？
他不敢直接罵儒家的偽君子，故而用虱子比喻這幫人，說虱子在褲襠，躲在深縫裏，藏在壞絮中，自以為住的是豪宅；走路不敢離開線縫，行動不敢跑出褲襠，自認為很守規矩。
他是個大孝子，很愛他的母親。但在母親的喪禮上，他偏偏不哭，甚至喝酒吃肉。
等到弔唁的賓客都走了，他想起來很悲痛，大聲嚎啕，連連吐血。
他以青眼白眼看人生。
對待俗人，他就翻白眼；接待知音，則青眼有加。
面對污濁的社會與短暫的人生，所謂的狷狂，成了他的外殼，用以保護他內心的真。
他叫李贄。54歲那年，他辭官了。
起因是他在雲南姚安的知府任期將滿，上級官員要向朝廷舉薦他升官。沒想到，他一聽到升官的消息，拔腿就跑。
他是一個真實而坦蕩的人，直言做官只是謀生的手段，只是社會職業的一種，從不去誇誇其談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
嘴上不說，他卻比空喊口號的官員清廉得多，口碑和實績也都好得多。不願同流合污，堅守內心孤傲，是他20多年官場生涯痛苦的根源。
做官期間，他處處與上級領導「觸」。
這種牴觸未必是行動上的牴牾，但其內心有稜有角，與現實格格不入，卻是不爭的事實。
合群是合群者的通行證，孤獨是孤獨者的墓志銘。
為了承擔家庭與家族責任，20多年裏，他不得不收起觸角，摸黑前行，孤獨痛苦，難以言表。
一個中年人，肩上有太多的重擔，內心有巨大的壓力，他只有默默忍着，不敢出聲，尤其不敢順從自己的個性，好好任性一把。
再苦再累，再泯滅個性的光輝，也只有咬牙堅持。哪怕牙斷了，只能和血吞。
他始終清楚，一個中年人活着的意義——為妻子而活，為子女而活，為父母而活，為家族而活，唯獨不曾為自己而活。
這期間，中年李贄經歷的苦難一點點磨礪他的本性，也一步步釋放他的枷鎖。
因為清貧，他有過極其深刻的挨餓體驗。
他的至親，包括他的父親、祖父、兒子和兩個女兒，在幾年內陸續去世。那段時間，他說與妻子黃宜人「秉燭相對，真如夢寐」。
生命中有太多無法承受之重。連李贄都只能把這一連串的重擊當作夢一般，以此麻痹自己的內心。
54歲，在絕大多數人一眼望到死亡的年紀，他卻辭官重新出發了。
去尋找他渴望了大半輩子的獨立、自由與個人主義。
從選擇落腳的地方，他就表現得與眾不同。一般官員都是告老還鄉，發達不還鄉，如錦衣夜行，成功了也沒意思。
而李贄，沒有選擇回老家泉州，卻去了湖北黃安，寄居在耿氏兄弟家裏。
他的理由貌似很純粹，因為這裏有朋友，生活不用發愁。
「我老矣，得一二勝友，終日晤言以遣余日，即為至快，何必故鄉也？」他說。
事實上，他不願回老家泉州，與他的個性有關，他平生不愛被人管：
人生出世，此身便屬人管了……入官，即為官管矣。棄官回家，即屬本府本縣公祖父母管矣。來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擺酒席；出軸金，賀壽旦。一毫不謹，失其歡心，則禍患立至，其為管束至入木埋下土未已也，管束得更苦矣。我是以寧飄流四外，不歸家也。
這個理由，與他辭官時所說「怕居官束縛」是同樣的道理，都表達了一種對獨立、自由與個人主義的渴望。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說，按照當時的習慣，李贄一旦回到泉州，他所需要照顧的絕不僅止於自己的家庭。
他是族中有名望的人物，又做過知府，那就一定會陷入無數的邀勸糾纏之中而不可自拔。
然而當時的李贄，已歷經生活的折磨，同時又研究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他在重新考慮生命的意義，重建人生觀之餘不能再墨守成規。
也就是說，他不能把讀書、做官、買田這條生活道路視為當然，也亟待擺脫由於血緣關係而產生的集體觀念。
可以看出，李贄的思想已經遠遠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
他標榜個人價值，企圖掙脫一切宏大意義，既不能受縛於官僚體制，亦不能被傳統的家族觀念困住。
他選擇了一個遠離故鄉，遠離宗族的地方，作為終老之地。
他早看透了基於血緣關係的親族之間的感情虛偽，在世人面前假哭，以維繫所謂倫理關係，目的則是為了爭奪財產繼承權。
62歲那年夏天，他在寄居地湖北麻城維摩庵剃去頭髮，卻留下鬍鬚，成了個亦僧亦俗、不僧不俗的模樣。
朋友見了，都很驚訝。他淡定地解釋說，天氣太熱。
不過，他剃髮的真實想法，在另外一些場合，坦率地表達了出來。
他在一封信里說，之所以落髮，是為了對抗家族俗事，讓家族中人徹底死心，不要指望他還能回去。
在給知交焦竑的信里，他說得更決絕：
今世俗子與一切假道學，共以異端目我，我謂不如遂為異端，免彼等以虛名加我，何如？
反正世人都說我是「異端」，我乾脆就剃個光頭成全他們，怎樣？哈哈。
他叫朱耷。他有個更出名的外號：八大山人。
朱字去掉「牛」為八，耷字去掉「耳」為大，故而此次易名是去掉「牛耳」之意。
牛耳，指的是在某方面居於領袖地位的人物。失去「牛耳」，淪為牛馬。
除此之外，他還用過一堆外號，每一個都很不把自己當回事。
比如雪個、個山、個山驢、驢屋、驢……
這到底是怎樣一個喪氣逼人的人物，才能如此怡然自得地自嘲？
其實，他出身顯赫，是朱元璋的十世孫，典型的皇室血統。
但是，在他18歲，舉行成人禮的年紀，大明亡了。
然後就是父喪妻亡，一個人能經歷的家國沉淪，他都經歷過了。
崇禎帝上吊後，所有人都以為明朝的歷史已經寫完。只有活着的子民，才知道這不過是翻頁而已。
俗世已經留不住朱耷了，他遁入空門。
他用一支畫筆，聊遣餘生，達到了人畫合一的境界。
他的畫，極簡。
通常是一張白紙，兩三筆，甚至兩三個墨點就完成了。
最顯著的標誌，是他畫出來的眼睛。
無論是一條魚，一隻雁，一隻鳧鳥，眼神總是似睡非睡，死氣沉沉。
他筆下的活物，已然不是活物，而是一種生命的蒼涼。
它們翻白眼的時候，就像他對待世界的態度：
時代予我痛擊，我報之以白眼。
他堪稱中國版的甘地。
我既然無力反抗你的統治，我選擇非暴力不合作，不行嗎？
清代雞湯文大師、《幽夢影》作者張潮，寫過八大山人的逸事：
予聞山人在江右，往往為武人招入室中作畫，或二三日不放歸。山人輒遺矢（屎）堂中，武人不能耐，縱之歸。
總有一些附庸風雅的人強行把他請到家中作畫，一畫就要好幾天，山人不爽想怠工，就在人家客廳里拉翔。
結果，如願被轟出來了。
這畫風，跟唐伯虎有得一拼。當年，唐伯虎得知寧王朱宸濠蓄意謀反，遂裝瘋賣傻，公然裸露下體，寧王受不了，放他回老家了。
總之，八大山人的人生態度，喪到了極點。
他說自己「墨點無多淚點多」，悲傷無以名狀。
這個老頭，都認識吧？
曾國藩，功業很大，名頭很響。很多人以他為終生的學習榜樣，但很少人知道，他簡直就是悲劇的代言人。
與阮籍、李贄和朱耷不同，他的悲哀沒那麼抽象，而是具體可感：
考試掛了，今天很喪；生病難受了，今天很喪；打敗仗了，今天很喪……
30歲以前，他基本是個平庸之輩，且一直在懷疑自己的智商。
他似乎遺傳了父親的基因，就是讀書不咋滴。曾家的孩子都這樣。
他後來說，幾個兄弟中，除了老六曾國華比較聰明，其他諸弟「天質較低」，有的比他還愚笨。
他本人考了七次，才勉強中了個秀才。
其中第六次考秀才，主考官在他的試卷上批了十個字：子城（曾國藩原名子城）文理欠通，發充佾生。
佾生是祭孔用的樂舞生。這相當於說，就你這點兒分數，去做個藝術生差不多。
「藝術生」後來走運，竟然考了個「同進士出身」。但，這並不表明他的生活就很勵志。
他的人生態度，一如既往的喪。在日記中刻了個「早」字。然後，就沒有然後了，照常睡到天昏地暗。
他曾休假四十多天，在這四十多天裏，寫了幾封家書，作了一篇祝壽文，其餘時間全在喝酒、應酬、吹牛逼中度過，導致天天沒東西記日記。
做京官那會兒，他的理想是外放。但不是做督撫之類的封疆大吏，而是做個學政或主考之類的小官員。
目的也不是為了成就什麼大功業，而是學政或主考是肥差事。這樣，他就可以不用天天哭窮。
他希望得到江西主考的差事，結果被別人得了去。於是，很鬱悶地寫信說：
真不知道做官有什麼意思。
後來，在與太平天囯的生死搏鬥中，他基本上一吃敗仗就想到自殺。真是喪得不要不要的。
鎮壓了太平天國之後，已經位極人臣的他，終於，終於……失去了繼續生活下去的勇氣和意趣。
這時候，身體多病，讓他的人生不喪都不行。
他是個典型的「藥罐子」，一生中幾乎有一半的時間在與病魔作鬥爭。
35歲起，他得了牛皮癬。此病特難纏，幾乎伴其終生。
每當軍事不順，身上就奇癢難耐，以至於搔得全身上下出血不止，痛苦萬分，只覺「無生人之樂」。
他的日記中，「遍身瘡癬，且痛且癢」的記載不可勝數。
晚年，耳鳴、失明、失眠，各種病魔折磨着他，讓他生不如死。
他常找弟子趙烈文傾訴，動不動就說「唯祈速死」。
更悲劇的是，他看不到自己效忠的王朝，前途何在。但他老了，不可能再肩負起「挽狂瀾於既倒」的重任。
他明白自己已落後於時代，不再屬於他所生活的這個時代。但他，又不願消極地等待時代的淘汰。
所以，他給自己寫了一句自勉的話：
禽里還人，靜由敬出；
死中求活，淡極樂生。
意思是說，修行好的話，禽鳥也能投胎成人，想內心平靜，先要敬重周圍的人事。死中求活，在絕境中不放棄希望，看淡一切功名，才能享受人生。
這樣的曾國藩，讓人莫名感慨。
看到這裏，你以為他們活得如此不堪，活得萬念俱灰，就一無所成了嗎？
身為亂世中的名士，阮籍只想做個普通人，路人甲。
他不想，也不敢跟着嵇康做烈士。
狷狂，於是成了他最好的保護色。
他成功了。
嵇康死的光榮，阮籍生的偉大。
他留下了偉大的詩歌，生命的色彩，以及溫柔反抗的技術。
李贄活成了生命可以蒼老，思想絕不蒼老的歌者。
他的狷狂性格，是對世俗人生的反叛，也是對傳統禮俗的抗爭。為此，他不憚與整個社會的絕大多數為敵。
晚明，一個走向沒落衰頹的時代，竟是這名執着的老者，為帝國塗抹了一筆最有力的青春色彩。
他做的第一件石破天驚的事就是，把孔子請下神壇。
他告訴世人，「聖人不曾高，眾人不曾低」。
他否定孔子、孟子的聖人地位，認為孔孟非聖人，也和常人一樣，兩者沒有高低之分，所以人人皆可成聖，沒有必要以孔孟的是非觀作為自己的標準。
他說，道路不只有一條，心性也不只有一種，怎麼可以強求同一？
他批判程朱理學，指出所謂正統人士都是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
他極其痛恨那種「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偽道學家們。
他認為「人必有私」，人人都有私心，孔子也不例外。
他其實是一位真正尊崇孔子的儒生，所以要讓孔子回歸到人本身，拒絕程朱理學對孔子的神化，更反對統治者利用孔子來鉗制人性，禁錮思想。
他說得很直白：「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
以此，將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慾」那一套束縛性的禮教擊打得粉碎。
不僅如此，他還公開挑戰男女大防，給男權社會難堪。他為女性說話，說頭髮有長短，但男女的見識無長短。
他幾乎把人們視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徹底翻了個個兒。
他幹過的事兒，300多年後，五四時代那些反傳統的知識精英照着又幹了一遍，然後一個個成為了啟蒙大師。
而朱耷，這麼喪的一個人，竟然沒有鬱鬱而終。
他活到了80歲，而且功成名就。
清初以後的畫家，都得承認他的江湖地位。他的任何一幅畫，現在都值一線城市好幾套房。
他的影響早已超越國界。
1960年代，美國一幫後現代藝術家看了他的畫，驚異於300多年前中國畫家的表現力，進而開始探索自己繪畫的變化。
所以，他的負面情緒，其實隱藏着極其正面的人生態度。
就像他的落款「八大山人」，在書寫上，總是可以呈現出「哭之」「笑之」兩種形態與理解。
至於曾國藩，更是用一人之力把人生之苦提升到了成功學的高度。
他從窮鄉僻壤起步，在一無家學、二無家族背景的情況下，一路喪下來，竟崛起而成「晚清中興第一名臣」。
他獲評的名頭都很嚇人：曠代聖相、古今第一完人、傳統社會最後一個聖人……
有人說，曾國藩存在的意義是為了證明：一個資質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動下，可以達到什麼樣的高度。
真正絕望的人生，是無聲的。絕望者的聲音，誰也聽不到。
面對生活中的鬱悶和暴擊，我們也許會想起阮籍，也許會想起李贄，也許會想起朱耷，也許會想起曾國藩。
他們教會我們的人生哲理，用來對付日常的愁與苦，不多不少剛剛好。
這個世界就是這個樣子。你要麼讓它變得更好，要麼讓自己變得更好。
這就是活人的破地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