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一棍子打下去
當時的場面上，除了談笑風生，還嗅得出火藥味。
毛澤東看見復旦大學教授漆琪生，就問：「復旦大學貼大字報多不多？」漆答道：「沒有華師大多。」毛澤東風趣地說：「你們的成績趕不上。」毛澤東又問柯慶施：「你們對大字報是否感到緊張？」柯慶施乖巧地答道：「有主席在這裏，我們就不緊張了。」從回憶來看，毛澤東在會見中還說過：反右鬥爭「必須貫徹到底，不是一陣風，必須提高到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對右派分子必須一棍子打下去。」
文匯報組織被接見的知識分子談感想，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讓大家進一步幫助文匯報。該報副社長、代總編輯陳虞孫在座談會上表示：「本報前一時期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本報同人的心情是沉重的。我們決心改正錯誤，在反右鬥爭中立功贖罪。使本報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報紙。因此，本報同人迫切地需要各位從和毛主席會見所得到的鼓舞與領會來提高我們的戰鬥力。」
果然，這些受到毛澤東接見的知識分子，反右派的鬥志被激發出來，對於文匯報的批判進一步深入了。
見過一次面，就被毛澤東稱為「老朋友」的復旦大學教授談家楨首先把自己的錯誤與文匯報掛鈎，說：「當時各方面的壓力大，特別是文匯報的氣焰囂張。四月初呂文約我寫稿，要我鳴。我還好，沒鳴出毛病。」聽上去有一種劫後餘生的僥倖。其實，談家楨的「鳴」還是「有問題」的。他在鳴放時，對於遺傳學中因為政治因素，獨尊蘇聯米丘林一派，抑制摩爾根學派，提出批評，認為這不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許多人就因為這個問題，後來被打成了「右派」。
談家楨進而揭發說：「在過去一個時期里，文匯報與復旦大學的右派是血肉相關的。」「最近一個時期的文匯報，我還不滿意。我要談一件事，這可能是採訪部同志的疏忽。上星期六生物系第三次鬥爭張孟聞，火力很猛，特別是蘇步青副校長參加了，對張的醜惡面目揭發得很徹底。蘇步青揭發：孫大雨所誣指的反革命分子名單曾放在張孟聞家裏達一個星期之久，並且張孟聞還同意了其中一部分。蘇步青說張孟聞是殺人不見血。張孟聞聽了很震動。同時，工人也很憤怒，一位汽車司機揭發張孟聞和孫大雨密會的情況，張孟聞住的宿舍的一位工友說：孫大雨每星期都打電話給張孟聞，講的是英文。這些材料是最有力的，而文匯報的消息中卻漏掉了。」張孟聞是著名的兩棲爬行動物學家，曾留學法國，一九四二年到復旦大學，在談家楨之前擔任過生物系主任，復旦大學生物系能擠身於國內先進行列，有他的一份心血。他後來被打成右派，一九五八年調往黑龍江大學。
笪移今說：「文匯報刊登了復旦大學右派分子張孟聞、王恆守的文章，在復旦是很有市場的，甚至四川也有人來信支持他們，可見確實迷惑過許多人。」他要求《文匯報》組織文章深入批判王恆守，「因為王恆守是一向掛了科學的招牌來偷運反對馬列主義的私貨的，搞得很隱蔽，一時不易識別。不像陳仁炳孫大雨惡劣得很明顯，明眼人一看便知，而且王恆守開口科學閉口科學，儼然大師。……據說直到現在恐怕還有一些人受他欺騙，尚未完全改變對王恆守的看法。這就說明像這樣一類的文章，必須深入的分析批判，以正確理論來反擊謬論，才能把毒素徹底洗清。做到了這一點，文匯報才能說真的還清了債。」王恆守，復旦大學物理系教授，曾留學美國哈佛研究生院，專攻理論物理學。鳴放時，他曾發表文章說：不能因為說了一句「天曉得」就斷定這個人就是唯心主義者，同樣，不能因為牛頓說了一句那個行星在最初圍繞太陽轉的時候是由一股神力推動的，就斷定牛頓是唯心論。他還否定生吞活剝的學習蘇聯，提倡教授治校。（見1957年4月25日《文匯報》）
束世澄則認為「文匯報到現在還在包庇右派分子」，證據是：「華東師大在揭發『楚歌』的幕後人戴家祥的大會上，我的發言有三點，前面二點特別重要。第一點是質問戴家祥，他寫給歷史系黨員的信，原稿給曹汗奇、路永明兩位先生看過，而且曾經修改過，為什麼不叫他們簽名，這究竟是什麼把戲？其次當我最初要戴家祥檢討的時候，他衝口說出沈志遠脫不了責任，沈志遠說過要大鳴大放，如果怕打擊報復有民盟撐腰。但這句話戴在後來不說了，卻改口說情願坐牢。現在看來，上海的大火，沈志遠的確脫不了干係。可是偏偏這二點文匯報就沒有登，光登了我講的第三點要戴家祥詳細交代『楚歌』的內幕。而解放日報是全部登了的。」束還說：戴家祥「一向在說了幾句好話後，總要帶上一句壞話。當時我不過以為他思想落後，不疑其他。現在知道他一貫反對黨，他講好話未必是好，壞話才暴露了他的真面目」。戴家祥是華東師大教授，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早年入清華國學院，師從王國維。華東師大「楚歌」事件，緣起該校一位歷史系資料員趙明義，化名「楚歌」寫了一篇《告全體同學書》。戴家祥晚年自敘中寫道：《告全體同學書》「煽動同學起來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上海市公安局派方明同志協助破案，趙明義自己也承認。但是，有人不滿足於這樣一個小右派，聲言要抓頭面人物，說趙明義受人唆使。七月一日華師大萬人大會上栽贓誣陷，說那篇文章是我給的稿子，從此蒙冤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一九六一年摘帽。」（見《戴家祥自傳》，《當代社會科學家》1985年第6輯）
導演鄭君里提到文匯報與電影界的問題：「現在回憶起來，種種跡象不能不使人懷疑當時在右派分子把持下的文匯報所舉行的電影討論，是和上影的五次座談會互相配合、互相呼應、互相支援的。也很可能就是羅隆基與陳仁炳等人所指揮的對党進攻奪取領導權的整個陰謀的一個具體步驟。這也是有蛛絲馬跡可尋的。」
導演沈浮說：「上影是陳仁炳與吳茵內外勾結，放了五次火，闖了大禍。」
電影演員黃宗英說：《文匯報》發起的電影討論「在群眾中造成人民電影一團糟的印象。其實我們的五年計劃也提前完成了，上繳利潤也不小。這次展覽成績也很突出，賣座率打破歷史記錄，觀眾反映很好。『事實勝於雄辯，』——我們想看看文匯報怎麼把電影問題討論來收場。文匯報巧妙的滑過了這一關。只是冷冷的發了一些小消息。為什麼不宣傳好的呢？文匯報把我們糟蹋了一陣，對宣傳好的就不熱情，這太不公道了。這不是立場問題是什麼呢？」
一九五六年秋冬上影的五次座談會是在「雙百方針」的精神下為改進上影工作而召開的，創作自由、黨群關係等是座談會上談得最多的兩個問題。《文匯報》則幾乎在同時，發起「為什麼好的國產片這樣少？」的討論，公開為國產片「診脈」，並以鍾惦棐《電影的鑼鼓》為討論小結，動機也是可圈可點。經過反右，上影五次座談會的積極分子——「放火女將」吳茵、「反黨陰謀家」馬國亮、「偽君子」項堃、「不出面的主席」白沉等被揪上反右鬥爭台，經過近二十次的鬥爭座談會，他們的「醜惡面目赤裸裸暴露出來了」。罪名是借幫助上影改進工作為名，把座談會引向對黨的攻擊、對電影事業的詆毀。撰文參加《文匯報》討論的吳永剛、石揮和《文匯報》有關記者編輯梅朵、姚芳藻等也成為右派。上影共揪出右派四十六人。石揮投河自盡，年僅四十二歲。與吳茵通信的一個女影迷也被打成右派。
此前，吳茵主演的《烏鴉與麻雀》，在一九五七年四月獲文化部優秀影片評獎（1949–1955）一等獎。馬國亮曾主編《良友》畫報，解放後在上海美影廠做編劇，任民盟上影主任委員。項堃曾在《南征北戰》中扮演張靈甫。白沉一九五五年導演的影片《南島風雲》獲文化部優秀影片（1949–1955）二等獎。吳永剛三十年代就編導了《神女》、《壯志凌雲》等進步電影。有「話劇皇帝」之稱的石揮，敵偽時期就把蘇聯作品《夜店》改編拍攝為電影。他於一九五〇年自導、自演的影片《我這一輩子》是中國電影史上的經典作品，曾獲文化部私營廠優秀影片（1949–1955）二等獎。1954年導演的影片《雞毛信》，榮獲一九五五年第九屆愛丁堡國際電影節優勝獎，是最早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的中國兒童故事片。
高度概括非常精到
據說，就在這次接見中，翻譯家羅稷南向毛澤東請教了一個問題：假如魯迅還活着，他會怎麼樣？毛澤東答道：要麼關在牢裏寫他的，要麼他識大體一句話不說。此事經魯迅之子周海嬰披露，黃宗英作為當時在座者，在《南方周末》撰文證實了這一情節。（見2003年10月21日《南方周末》）
關於這件事情的真偽，前幾年國內有許多學者曾經有過討論。儘管其真偽難以定論，但並不影響大家對毛澤東談話內容的關注，也不影響大家對被接見人士有何感想的興趣。當年，羅稷南在《文匯報》組織的座談會上有一個發言：全文如下：
我有機會謁見我們國家的元首，近代世界的大思想家，詩人，我感覺榮幸，興奮而又慚愧。
從右派的謾罵和誹謗中，我們知道他們有一個目標：反對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
中國應該走社會主義的路還是走資本主義的路？為了這個問題，我們打了二十多年內戰，八年外戰，流了無數鮮血，犧牲了無數生命財產。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設社會主義，乃是中國人民經過長期艱苦鬥爭選擇的結果，中國歷史演進的必然結果。而領導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乃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任務。
這任務是非常艱苦的：要把我們的貧窮落後的祖國變為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
我們正在艱苦奮鬥的過程中，而末路政客，殘餘軍閥，以及一些知識界敗類，卻站在旁邊說風涼話，擴大我們的缺點，以便於他們投機取巧，爭名奪利。
右派分子當然不過是些蒼蠅蚊子，撲滅並不困難。要緊的是講究衛生，否則物腐蟲生，那也是很可怕的。
我們知識分子在這樣變動的時代必須有堅定的立場，信仰社會主義，才經得起風浪，否則，無所信守，時常處於費孝通所謂「小春天氣」之中，「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這種患得患失的精神狀態是可憐而又有害的。（見1957年7月12日《文匯報》）
從這段乾淨的文字看，羅稷南大概是事先寫了發言稿的，不像有些人士發言明顯的口語化。而且羅稷南的概括能力特別強，譬如他對於右派分子的歸納：一為「末路政客」——應是指的章伯鈞、羅隆基一類；一為「殘餘軍閥」——應是指的龍雲、黃琪翔一類，一為「知識界敗類」——應是指的曾昭掄、費孝通一類。在他之前，似乎還沒有看到這麼「精到」的「冠名」。但經他這麼一歸納，右派立刻變得更加令人鄙夷了。羅稷南還說右派就跟「蒼蠅蚊子」一樣，「撲滅並不困難」。這樣的話語，總讓人感覺到他對於當時的反右心中似乎並沒有太多牴觸，那麼，他那句對領袖「具有潛在的危脅性」（周海嬰語）的發問是怎麼來的呢？因為問這個問題的前提是：他覺得當時的環境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很惡劣，所以才有「假如魯迅活着會怎麼樣」的提問。也是要「將」毛澤東一「軍」的意思吧。可看他事後的表態，又不像。或者跟所有被接見的知識分子一樣，都被毛澤東那句「關在牢裏」的回答嚇壞了？
晚年，黃宗英撰文回憶說：當她親耳聆聽到毛澤東對羅稷南「魯迅活着會怎麼樣」的回答後：「呀，不發脾氣的脾氣，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見羅稷南和趙丹對了對默契的眼神，他倆倒坦然理解了，我卻嚇得肚裏娃娃兒險些蹦出來……記不清遠一點兒的圓桌旁的哪一位站起來又說些什麼，也記不清座談會是怎麼繼續的，我只偷空兒悄悄問坐在身邊不遠處的應雲衛：『應家伯伯，儂阿聽清爽要關勒監牢裏？』（上海話，意為：你是否聽清楚要關進監牢裏？）應雲衛對我滑頭滑腦笑：『清爽勿清爽，當伊嘸介事。』（意為：[聽]清楚沒聽清楚，[你就]當它沒這事。）他嘻嘻哈哈跟別桌的老朋友搭訕去了，……」（見2003年10月21日《南方周末》）行文雖然很生動，可跟她當年的回憶相去甚遠，不知哪個更接近事實。
透過四十年的時光，回望當年這件事，並沒有讓人產生後知後覺的優越——因為今天的覺悟，浸透了前人的血淚。這些知識分子中，若干年之後，在這場惡因之後產生的巨大惡果中，都受到了程度不一的摧殘。有的被反覆揪鬥，有的身陷囹圄，有的死於非命……，以至於我們都不忍再引用他們的言述……。可是，歷史需要反思和銘記的情節卻不在少數，這是驅使我們重提舊事的原因。
二〇〇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於小草繁花閣
註：毛澤東與上海各界人士會見細節均引自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二日《文匯報》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