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有這樣一個女性，她正和丈夫在國外的一座城市中散步。事先，她曾在一定程度上詳細研究過地圖，因此她一直充當嚮導。但當他們走到某些她事先未曾在地圖上研究過的地方和街道時，她自然而然地感到不安全，於是把嚮導的任務完全推給了丈夫。儘管在此之前她一直十分活潑歡快，這時候她卻突然感到疲憊不堪，而且幾乎一步也不能再往前挪動。我們大多數人都熟知婚姻伴侶、兄弟姊妹、朋友夥伴之間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神經症病人往往表現得象一個奴隸主，他用他的軟弱無能象鞭子一樣地抽打對方，以便驅使對方對他的意志服務，向對方索取無止境的關懷和幫助。這種狀況的典型特徵，就是神經症病人從未能夠從別人為他作出的種種努力中獲得任何好處，而只是報之以不斷的怨和不斷的要求；更壞的則是報之以責難，硬說別人忽視了他，虧待了他。
在心理分析的過程中也可以觀察到同樣的行為。這種類型的病人可能會拼命要求幫助，然而，他們不僅不遵循醫生的任何建議，而且還會對沒有得到幫助表現出憤怒和怨恨。如果他們確實獲得了某些幫助，因而對自己的某些性格特徵有所了解，他們就會立刻墜入先前的苦惱之中；然而，就象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似的，他們會設法消除這種通過醫生艱苦勞動得來的自我洞察和自我反省。最後，這些病人會再次迫使醫生作出新的努力，而這些努力又註定將再次遭到失敗。
病人從這種處境中可以得到雙重滿足：一方面，通過表現自己的軟弱無能，迫使醫生象奴隸一般為他服務，並獲得一種勝利的滿足；與此同時，這一策略又往往能夠使醫生產生無能為力之感——這樣，由於病人自身的種種糾葛使他不能以一種積極的方式去支配別人，他便找到了一種消極的方式以支配別人。
不用說，以這種方式獲得的滿足完全是無意識的，就象為獲得這種滿足所運用的技巧也完全是無意識的一樣。病人自己能夠意識到的一切，只是他非常需要得到幫助而又沒有能夠得到幫助。正因為如此，所以在病人自己看來，他的所作所為不僅完全合情合理，而且他還覺得他有充分權利對醫生發火。
儘管如此，病人卻不可能不在內心深處意識到他正在玩弄一種狡計，並因此而害怕被人發現和被人報復。因此，出於自衛，他感到有必要使自己處於有力的地位，於是採取反守為攻的方式來做到這一點。也就是說，不是他暗中使壞，而是醫生輕慢他、欺騙他和虐待了他。但是，除非他真正感到自己成了醫生的犧牲品，否則他就不可能信心十足地維持這一假定。因此，處於這種狀況中的病人，不僅不會自動承認他並沒有受虐待，而且恰恰相反，他還會堅決維護他的這一信念。由於他始終堅持他受到了醫生的傷害，所以往往給人以他希望受虐待的印象。但實際上，他跟我們大家一樣，一點也不希望受虐待；只不過他那種遭受虐待的信念具有什麼重要的作用，所以他不能輕易地放棄這一信念。
在這種支配他人的態度中，往往可能包含太多的敵意，從而導致新的焦慮；而這又可能產生這樣一些抑制作用，如不能下命令，不能下決心，不能表達確切的意見等。其結果則是神經症病人往往顯過過分順從，而這又反過來使他把自己的抑制作用誤認為一種天生的軟弱。
07
在那些把追求名望當作頭等大事的人身上，敵意往往採取一種想侮辱他人的欲望形式出現。對那些自尊心曾因為遭受屈辱而受過傷害並因而變得報復成性的人說來，這種欲望乃是至高無上的最大欲望。
這些人在童年時代往往都經歷過種種辱屈，這些屈辱的經驗可能來自他們出生和成長的社會環境，例如少數民族，或者本人家庭很窮但卻有一些富有的親戚。它們也可能來自個人的遭遇，例如：因為其它孩子的緣故而受到歧視，被人瞧不起；被父母視為玩物，時而受到縱容，時而又被羞辱呵斥、冷落、痛罵。這些經驗往往因其具有痛苦的性質而被遺忘，但一旦問題明顯地涉及到屈辱，這些經驗就會在意識中再度出現。但是，在成年神經症病人身上，我們有夠觀察到的，卻僅僅是這些童年經驗的間接結果而不是直接結果。這些間接結果之所以得到強化，是因為它們經歷了屈辱感→想侮辱他人的欲望→由於害怕受到報復而對屈辱高度敏感→更加希望侮辱他人這樣一整套「惡性循環」。
侮辱他人的傾向之所以受到深深的壓抑，通常是因為神經症病人從自己的敏感中知道，當他自己遭到侮辱時，他是如何痛苦和如何渴望報復；因此他幾乎是本能地害怕別人也會對他產生同樣的反應。儘管如此，這種傾向仍有可能在他不知不覺的狀態中表現出來。它可以表現為無意間輕慢了他人，讓他人長時間的等待；表現為無意間使他人陷入某種尷尬的處境，使他人產生寄人籬下之感，等等。
即使神經症病人完全意識不到自己有侮辱他人的願望，意識不到自己實際上已經侮辱了他人，在與他人的相處中，他心中仍然瀰漫着無形的焦慮，表現為不斷地擔心遭到非難和屈辱。後面，在討論失敗恐懼的時候，我會回過頭來討論這種恐懼。由這種對侮辱的極端敏感所產生的抑制作用，往往可能表現為希望避免任何可能傷害或侮辱他人的事情。例如，這種類型的神經症病人可能會不敢批評他人，不敢拒絕他人的要求，不敢解僱他手下的職員，其結果，他往往顯得過分考慮周全和過分彬彬有禮。
最後，侮辱他人的傾向還可能隱藏在崇拜他人的傾向背後。由於使人遭到侮辱和給人以讚賞是截然相反的兩件事情，因而後者就為前者提供了最佳的方式以隱藏和掩飾侮辱他人的種種傾向。正因為如此，所以在同一個人身上，我們往往能同時發現這兩種極端的傾向。這兩種態度的分配方式可以有種種不同，其所以不同的原因則取決於個人的差異。它們可以分別出現在不同的人生階段。
一個人可以在一段時期內輕視一切人，緊接着又在下一段時期陷入英雄崇拜；他可能崇拜男人而蔑視女人，也可能恰恰相反；他可能盲目地崇拜一兩個人，而與此同時卻同樣盲目地蔑視其他一切人。正是在精神分析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這兩種態度實際上是同時存在的。病人可以在同一時間內既盲目崇拜醫生又盲目蔑視醫生，他可以壓抑這兩種情感中的任何一種，或始終動搖於這兩種情感之間。
在對財富的追求中，敵意往往表現為剝奪他人的傾向。欺騙、偷盜、榨取或擊敗他人的願望，其本身本並不是病態的願望。它可能是由文化環境決定的，也可能是由實際處境認可的，它也可能被一般地認為是一個權術問題。然而，在神經症病人身上，這些傾向卻具有高度的情緒色彩。即使從他人身上得到的實際好處微乎其微，但只要獲得成功，他也會興高極烈，充滿勝利的自豪。例如，為了討價還價地弄到一個便宜貨，他可以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大大超出他所獲得的實際好處。他從這種成功中可以獲得兩種滿足：一種是感到自己聰明過人，技高一籌；另一種是感到自己擊敗了他人，損害了對方。
這種剝奪他人的傾嚮往往採取種種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如果醫生不能無償地治療病人，或者醫生要求的報酬超過了他的支付能力，神經症病人就會對醫生充滿怨恨。如果他手下的僱員沒有報酬而不願加班工作，他也可能會為此怒氣衝天。在與朋友和子女的關係中，這種掠奪傾嚮往往通過宣稱對方對自己負有責任和義務而得以合法化。事實上，父母根據這一理由而要求子女作出犧牲，往往可能斷送子女的一生。即使這種掠奪傾向並不以這樣一種破壞性的形式出現，那些認為子女的存在就是為了給自己以滿足的母親，也必然會從情感上向自己的子女進行掠奪和榨取。
這種掠奪他人的傾嚮往往伴隨着對他人的羨慕和嫉妒。當然，如果他人得到了某些我們也希望得到的好處，那麼，我們大多數人都是會或多或少有一點羨慕或嫉妒的。但是，在正常人身上，這種嫉妒偏重於他希望自己能得到這種好處；而在神經症病人身上，這種嫉妒卻偏重於他不願意別人得到這種好處，即使他自己並不願意得到這種好處時也是如此。這種類型的母親往往嫉妒自己子女的快樂，她會對他們說：「誰今天笑得歡，他明天就會哭得慘。」
08
顯然，這種掠奪或剝削他人的傾向，也像我們討論過的所有敵對傾向一樣，不僅來源於不正常的人際關係，而且還會進一步加深這種關係的不正常。尤其是在這種傾向或多或少處於無意識狀態的時候——而實際情形也往往正是這樣——它就必然會使他對他人處於一種不自然或甚至是羞怯的狀態。在那些他並不對之抱任何希望的人面前，他的行為舉止和言談感覺都很泰然自若，無拘無束；但只要一有可能從他人那兒得到任何好處，他就會立刻變得很不自然。這些好處可能是實質性的好處，例如某些信息或某種建議；也可能是看不見摸不着的，例如未來可能得到的利益。這一點既適用於性關係，也適用於其他人際關係。這種類型的神經症病人往往在自己並不介意的異性面前，表現得坦然自若；而在他渴望能夠喜歡自己的異性面前，就變得十分尷尬和手足無措。因為在他看來，獲得對方的愛就跟從對方身上得到某些好處是一回事情。
這種類型的人很可能在掙錢謀生方面特別能幹，從而把自己的衝動引導到有利的方向上。但他們也往往在掙錢的問題上形成種種抑制，這樣他們就會不好意思向別人要報酬，或做了大量工作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酬金，因而顯得比他們的實際性格要更加慷慨大度。此後，他們又很可能因自己沒有得到足夠的報酬而心懷不滿，但自己卻並不知道這種不滿的真實原因。如果神經症病人的這種抑制作用變得十分嚴重並因而滲透到他的整個人格中，其結果則會使他在總體上無法自立，而必須依靠他人的支持和供養。這樣，他就會過一種寄生蟲式的生活，並以此來滿足他那種剝削他人的傾向。
這種寄生蟲式的態度並不一定表現為「所有人都應該為我服務」的明顯形式，而可能採取比較微妙的形式，例如希望他人給自己以恩惠，希望他人首先採取主動，希望他人在工作上幫自己出謀劃策。一句話，希望他人對他的生活負責。其結果，他便從總體上對生活形成了一種奇怪的態度，這就是，他好象沒有清楚地意識到：這就是他自己的生活，他必須在這種生活面前或者有所建樹，或者虛度一生。他的這種生活態度，就好象他周圍發生的一切事情都與他自己全然無關；就好象一切好事或壞事都純粹來自外界，而與他的所作所為全然無關；就好象他有權坐享他人創造的一切美好事物，而把所有的壞事都歸咎於他人一樣。由於在這樣一種生活態度中，壞事往往比好事更容易發生，因此寄生蟲式的態度，同樣也見之於對愛的病態需要中，特別是在對愛的需要表現為對物質恩惠的渴望時更是如此。
神經症病人這種剝削或掠奪他人的傾向所經常產生的另一結果，乃是對自己可能被他人欺騙或剝削而感到焦慮。他可能生活在一種不斷的恐懼中，深怕別人會佔他的便宜，會從他手中奪走金錢，會剽竊他的某一思想；他會對他碰見的每一個人都產生這種恐懼的反應，深怕這個人是在對他打什麼主意。一旦他真地受到欺騙，例如，如果出租汽車司機故意不走最近的路線，如果餐廳的待者向他多報帳單，他所發泄的憤怒就會大大超過應有的限度。顯然，他是在把自己的欺騙傾向所具有的心理價值投射到他人身上，因為，對他人產生一種正當的憤怒顯然比面對自己的問題要愉快得多。何況，癔病患者往往把責難當作一種恐嚇的方式，或者通過恐嚇使對方產生犯罪感，從而任其辱罵或利用。辛克萊·劉易斯（Sinclair Lewis）在多茲沃爾斯夫人這個人物形象的性格中，對這種策略作了精彩的描繪。
09
對權力、名望和財富的病態追求，其目標與功用可以大致列表如下：
阿爾弗雷特·阿德勒的成就正是在於發現並強調了這些追求所具有的重要性，這些追求在神經症病人的病態表現中所發揮的作用，以及這些追求藉以表現出來的偽裝。但阿德勒卻認為這些追求是人性中最重要的傾向，其本身已不再需要任何解釋說明。
尼采也對權力渴望作了同樣片面的估計和評價，參看她的《權力意志》。
至於這些追求何以在神經症病人身上變得如此強烈，他把它歸結為自卑感和生理上的缺陷。
弗洛伊德也同樣注意到這些追求的許多內涵，但他並不認為應把它們放到一起來考慮。他把對名望的追求視為自戀傾向的一種表現。他本來很可能會把權力和財富的追求，以及其中包含的敵意，視為「肛門欲施虐狂階段」的派生物；但後來，他承認這些敵意不可能還原到性慾的基礎上，因而認為它們是「死亡本能」的表現。這樣，他就保持了對自己那種生物學傾向的信念。總之，無論是阿德勒還是弗洛伊德，都既沒有發現焦慮在產生這些驅力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也沒有發現在它們賴以表現的形式中所包含的文化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