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卡倫·霍妮（Karen Danielsen Horney,1885-1952），醫學博士，德裔美國心理學家和精神病學家，精神分析學說中新弗洛伊德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妮是社會心理學的最早的倡導者之一，也是與阿德勒、榮格、弗洛姆等齊名的西方當代新精神分析學派的主要代表，是精神分析學說的發展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本文選自卡倫·霍妮代表作《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在這本書中，作者全面分析了現代人的病態心理和變態人格。而在本文中，作者從精神分析視角分析了我們這個時代三種「神經症人格」：對權力、聲望和財富的病態追求。作者認為，這其實是內心軟弱、焦慮和缺乏安全感的外在表現。
01
在我們的文化中，對愛的追求是經常被用來對抗焦慮、獲得安全感的一種方式，而另一種方式則是對權力、聲望和財富的追求。如果我將它們視為一個統一體，那是因為它們都具有一個共同點，正是這個共同點把它們把愛的需要區分開來。贏得愛意味着通過強化與他人的接觸與獲得安全感；而追求權力、聲望和財富，則意味着通過放鬆與他人的接觸，通過堅守個人自己的位置來獲得安全感。
統治和支配他人的願望，贏得聲望和願望，獲得財富的願望，其本身顯然並不是病態的傾向，正象希望獲得愛的願望本身並不是病態的願望一樣。要理解在這一方向上的病態追求的特徵，我們就應該拿它與正常的追求作一比較。
例如，在正常人身上，權力感可能產生於意識到自身在力量上的優越，不管這力量是指身體的能力或力量，還是指精神上的能力、成熟與智慧。此外，對權力的追求也可能與某些特定的原因有關，例如家庭、政治團體或職業團體、故鄉或祖國、某種宗教思想或科學思想等。但是，對權力的病態追求卻來源於焦慮、仇恨和自卑感。嚴格地說，對權力的正常追求來源於力量，而對權力的病態追求則來源於虛弱。
同樣，文化的因素也必須考慮進去。個人的權力、聲望和財富並非在每一種文化中都發揮作用。例如，在普韋布洛印第安人（PeubloIndians）中，對名望的追求是絕對不提倡的，在個人財富方面也只有很小的差別，因此對財富的追求也幾乎沒有什麼意義。在該文化中，追求任何形式的統治和支配，並以它作為獲得安全感的手段，都是毫無意義的。我們文化中的神經症病人之所以選擇了這種方式，是因為事實上，在我們的社會結構中，權力、名望和財富可以提供一種較大的安全感。
02
對權力、名望和財富的病態追求不僅被用來作為對抗焦慮的保護措施，而且也是受壓抑的敵意得以發泄的途徑。我將首先討論這些病態追求是如何提供了一種特殊的保護性措施以對抗焦慮；然後，再討論敵意可以經由它獲得釋放的特殊方式。
首先，對權力的追求可以作為一種保護性措施以對抗孤立無援、無能為力的狀態，我們已知這種狀態乃是焦慮中的基本因素之一。神經症病人對自身任何一點軟弱無能或喪失希望的感覺都十分敏感和極不情願，因此他總是設法逃避那些在正常人看來是司空見慣的情境，例如接受他人的指導、勸告、幫助，對他人的依賴和對環境的順應，放棄自己的意見或同意別人的意見，等等。這種對軟弱無能的反抗，並不立刻就以其全部力量爆發，而是逐漸地、一點一點地增加其強度。神經症病人越是感覺到自己事實上受到這些抑制作用的限制，他就越不可能實際地肯定自己；而他越是感到自己事實上的軟弱，他也就越是焦慮地想要逃避一切看起來與軟弱有某種相似的東西。
其次，對權力的病追求，可以被用來作為一種保護性措施，以對抗自覺無足輕重或被他人看得無足輕重的危險。神經症患者形成了一種頑固的、非理性的權力理想，這種理想使他相信：他應該能夠駕馭一切，無論是多麼困難的處境，他都應該立刻就能對付它。這種理想漸漸與驕傲感聯繫起來，其結果，神經症患者不僅視軟弱無能為一種危險，而且視為一種恥辱。他把人分為「強者」與「弱者」，崇拜強者而蔑視弱者。他對他視為軟弱無能的一切毫不留情。他總是或多或少地瞧不起那些同意他的看法，順從他的願望的人；瞧不起那些內心有種種禁忌，無法完全控制自己的情感，因而總是顯得表情冷漠的人。同樣，他也瞧不起他自己身上的這些品質。如果他終於不得不承認他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種焦慮或某種抑制，他就會感到恥辱；並因為自己有神經症而瞧不起自己，急於把這一事實掩蓋起來。他也因自己不能獨立對付這一困境而瞧不起自己。
對權力的追求所採取的這些特殊形式，取決於權力的缺乏是否是神經症病人最恐懼最蔑視的事情。我將要提到這種追求的一些特別常見的表現。
其中之一是：神經症病人往往既希望控制自己，也希望控制他人。凡不是由他發起或贊同的事情，他都不希望發生。這種對控制的追求可以採取一種淡化的形式，即有意識地允許他人享有充分的自由，但他卻堅持要知道他人所做的一切事情；一旦有什麼事情對他隱瞞，他就會勃然大怒。這種控制他人的傾向，也可以受到強烈的壓抑，因而不僅他自己，就是他周圍的人也都相信：他在充許他人享有充分自由方式十分慷慨大度。但如果一個人如此徹底地壓抑了他自己控制他人的欲望，他就可能變得懨懨不樂；甚至每當對方與其他朋友有約會或赴自己的約會遲到時，他就會出現嚴重的頭痛或翻腸倒肚。由於不知道這種生理功能失調的原因，他往往把它們歸罪於天氣不好、飲食不節或其它同樣無關的原因。許多表面上好象是好奇的心理，實際都是由希望控制一切的隱秘願望所決定的。
同樣，這種類型的人也往往希望自己永遠正確，而一旦被證明出了錯，即使僅僅是在微不足道的細節上出了錯，他們也會變得十分惱怒。他們必須比任何人知道的事都多，這種態度有時候會明顯得令人尷尬。那些在其他方面都十分嚴肅可靠的人，一旦面臨一個問題而不知其答案，可能會不懂裝懂，或甚至憑空撰一個答案，儘管在這個特殊問題上無知也並不會有損他們的名譽。
有時候，他們會強調希望預先知道即將發生的事情，希望預期或預言各種可能性。這種態度可能是不願意出現任何不能控制的局勢，不願冒任何風險的心理。對自我控制的強調錶現為不願意讓任何感情擺佈自己。患神經症的女性可能會感受到某個男人對她的吸引力，但一旦他真的愛上她，她又會突然轉而輕視他，看不起他。這種類型的病人往往很難讓自己弛騁於自由聯想，因為那就意味着失去控制和讓自己被捲入到未知的領域中去。
03
另一種標誌神經症病人對權力追求的態度是希望一切符合自己的願望。如果他人所做的事情不是恰好符合他的希望，或者不是恰好按他希望的方式，在他希望的時間去做，他就可能經常因此而惱怒。不耐煩的態度也與上述追求權力的態度緊密相關。任何形式的遷延，任保被迫作出的等待，哪怕是對交通燈的等待，都可能導致他火冒三丈。
神經症病人自己往往並不知道他有一種支配一切的態度，至少是不知道這種態度對自己影響有多大。不承認這種態度，不改變這種態度，確實更符合他的利益，因為這種態度具有重要的保護作用。同樣，也不應該讓他人發現這種態度，因為如果他人發現了這一點，他就有失去他人的愛的危險。
這種不自覺的態度在戀愛關係中有着重要而微妙的意義。如果丈夫或情人未能恰好符合自己的期望，如果他遲到了，忘了打電話，或因事外出，女性神經症患者就會覺得他並不愛她。她把這種事情視為她不被人需要的證據，而沒有意識到，她這種感覺乃是因為對方未能順應他自己這種常常是模糊不清的願望而產生的一種憤怒反應。
這種謬誤在我們的文化中的確十分常見，它在極大的程度上構成了不被人需要的感覺，而這種感覺在神經症中又往往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這種反應通常是從父母那兒習得的。一個支配慾很強的母親，由於十分反感孩子公然不服從自己，往往會相信並宣佈這孩子並不愛她。在這種心理基礎上，往往會產生出一種奇怪的矛盾現象，這種矛盾幾乎可以使一切戀愛關係歸於失敗。一個神經質的姑娘由於瞧不起任何軟弱無能而不可能愛一個「軟弱」的男人，但她又因為總是希望自己的伴侶順從自己，而同樣不可能與一個「堅強」的男人相處。因此，她內心深處所渴望的男人是一個英雄、一個超人，而與此同時又十分軟弱，因而會毫不猶豫地屈服於她的一切願望。
追求權力的另一種態度是絕不讓步的態度。同意他人的意見或接受他人的建議──即使這些意見和建議被認為是正確的──會被神經症病人視為一種軟弱，而且哪怕是想到要這樣做，也會在神經症病人心中喚起一種逆反心理。那些頑固堅持這種態度的人往往會因為害怕屈服於他人，而矯枉為正地強迫自己採取一種相反的立場。這種態度最常見的表現方式，是神經症病人在心中暗暗堅持認為世界應該適應他而不是他應該適應這世界。
精神分析治療中的一個基本困難就來源於這一點。對病人的分析治療，其最終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獲得內省的知識，而是利用這種內省來改變病人的生活態度。而這種類型的神經症病人儘管知道這種改變對自己有好處，卻十分憎惡這種未來的改變，因為這種改變對他來說即意味着最後的讓步。在愛情關係中也同樣包含着這種不能這樣做的態度。不管愛情究竟意味着什麼，愛情中始終包含着對愛人和對自己感情的屈服和讓步。無論男人還是女人，越是不能做出這種讓步，他的戀愛關係就越不能令他滿意。在性冷淡中也同樣包含着這一因素，因為性高潮的獲得需要有完全放棄自我的能力。
我們明白了追求權力給愛情關係造成的這種影響，就能夠更完整地理解對愛的病態追求所具有的種種內涵。不考慮到追求權力在追求愛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我們就不可能完整地理解對愛的追求中所包含的許多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