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3日，美國院際研究協會（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於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德里亞舉辦了「美國政治經濟的未來」論壇，《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一書的作者J.D.萬斯（J.D. Vance）於該論壇中發表了演講，下文即從該演講改編而來。鑑於網飛（Netflix）近期基於《鄉下人的悲歌》一書出品的電影，結合萬斯的奮鬥史，以及他對美國夢的不懈追求，院際研究協會邀請他就政治經濟學與家庭政策發表評論。
在當下的保守主義運動中，最需要的東西就是勇氣——對抗左派威脅的勇氣、秉持原則的勇氣、對全新的挑戰提出解決方案的勇氣。我將在稍後簡單地談一談家庭政策，然後我會給大家講一個故事，這也會是我在華盛頓特區最後一次討論家庭政策。
大概在三年前，我的發言被《華盛頓郵報》一眼相中。在那次演講中，我的論點之一就是：我們需要關注美國家庭數量不足的危機。我們的國家裏沒有足夠多的嬰兒。當然，華盛頓郵報認為，當我在說「美國寶寶數量不夠多」的時候，我真正想說的其實是——「白人美國寶寶數量不夠多」。
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知道，媒體可以險惡到什麼程度。我曾經也被媒體批評過，但是當我的評論被華盛頓郵報以這種方式解讀出來的時候，我失去了我的合同、失去了我的投資人，這件事真真切切地破壞了我的生活，然後，它也讓我意識到了兩件事：
首先，勇氣真的很重要。
其次，沒有足夠的友誼和善意時，勇氣是一件不可能擁有的東西。
在這間屋子裏，有這麼多的人正注視着你，我看到了這麼多我們國家此時此刻幫助我、讓我變得有勇氣的友人。友誼是一種必需品，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東西，謝謝你們、謝謝你們邀請我、謝謝你們在保守主義運動中承擔領袖的責任，而這個運動，事關我們所有人。
接下來，我想稍微談一談美國夢這個概念。美國夢不是那些媒體告訴我們的東西，它也不是光鮮亮麗的學位、不是一本排行榜首的暢銷書，美國夢不是大筆的財富、權力或者特權。對我來說，美國夢是一個關於美好生活的夢。我那高中輟學的母親的美國夢是什麼？我的母親塑造了我、在我生命中給了我無數的機遇，她不去限制我的未來，她不限制我去哪裏上學、不在乎我賺了多少錢，她只希望我成為一名好丈夫和好父親。她希望我能夠給我的孩子提供我長大時所沒有的東西。
我想驕傲地說，我母親的美國夢已經成功實現了。我居住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我有一個美麗的妻子、兩個可愛的男孩。我忍不住會想，「上帝啊，我本來應該是統計數據里一個微不起眼的數字的！」但是在這個國家、在這個屬於我們的國度里，我有機會實現我自己的夢想，有機會擁有我母親設想的機遇。在我還是個少年時，我從沒有想過這一切都會成真，我沒有想過我會在自己的家鄉經營商業。而我最沒有料到的事情就是，我可以給自己的孩子和妻子提供我長大時所沒有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為之奮鬥的美國夢。
同時，人們聽到「美國夢」這個詞彙的時候，他們呆滯的目光也讓我有些揪心。因為在許多建制派共和黨政治家的影響下，人們覺得，美國夢是米特·羅姆尼（譯者註：Mitt Romney，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家境優渥）的夢。美國夢就是私人飛機、是大筆的生意、是大把大把的錢。但是，這不是絕大多數美國人真正享有的夢。他們只希望在自己的國家裏過上好日子。
「美國夢」這個詞彙絕對沒有乍一聽這麼簡單。眾所周知，我們都非常在意美國夢，但是美國夢究竟意味着什麼？對我來說，它意味着兩種至關重要的東西。
首先，美國夢意味着，如果你努力工作、遵守規則，你可以只拿一份工資，就支撐起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一份好的工作，可以為那些努力工作而遵守規則的人開出優渥的薪水。這是美國夢的第一個組成部分，它就這麼簡單。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這麼在意移民政策——正是現行的移民政策，降低了美國工人的工資。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意貿易政策和製造業政策。為什麼我們不希望中國人把美國中產階級踩在腳下、去培育他們的中產階級呢？因為我們希望，只要我們的人民努力工作、遵守規則，他們就能夠掙到足夠的薪水。
但是，美國夢也有文化層面的含義。這是我今晚演講的重點。
文化層面的美國夢意味着，如果你希望在這個國家過上美好的生活，你需要感受到自己是被尊重的。你需要有能力教育你的孩子，讓他們去尊敬和熱愛那些你曾經被教育要去尊敬和熱愛的東西。當我想到我那高中輟學的母親時——正如我剛剛所說，她不是一個一般意義上受過良好教育的女人——但是她知道喬治·S·巴頓將軍（譯者註：George S. Patton，二戰期間美國著名將領）在北非打過的每一場仗的名字。直到她去世的那一天，她都一直在教育我，我們從驕傲的過往中走來。我們是那些在諾曼第登陸的人、是那些打敗了納粹的人、是第一個把人類送上月球的人、是那些打敗了蘇聯人的人。
對她來說，美國愛國主義不僅僅是7月4日（譯者註：美國獨立日）遊行中揮舞的旗幟——這些東西當然很重要，也很吸引人——更是對於你往哪裏來的感激與銘記，只有這樣，你才能明白你將到哪裏去。對我來時，那是我們在今日的文化鬥爭中面臨危機的東西。
左派不僅僅是在批評我們的國家、不僅僅是在讓我們為自己的過往而感到羞恥，他們更是在試圖奪走我們的每一絲對國家的自豪，以及國家存續的意義——這兩者唇齒相依，唇亡齒寒。
如果你不懂得自己是從哪裏來的，你就不會明白自己應該往何處去。當他們將根植於歷史中的自豪感，從我們心中奪走的時候，他們就讓我們完全不明白未來該往何處去。這就是左派：絕不僅僅是關於糾正系統性的種族主義或者其他系統性問題，更是讓我們更輕鬆地被控制，讓我們為自己的過往而感受到羞恥。我們，正坐在這間屋子裏的人們，必須與之鬥爭。
但是實話實說，我擔心很多保守主義者——甚至是這間屋子裏的保守主義者——在我們正經歷的這場文化鬥爭里，低估了我們所面臨的挑戰。因為進行一場文化鬥爭的方式，不僅僅是施加社會壓力。左派不僅僅是讓你羞於相信某些東西，不僅僅是告訴你，你不能教育我們的孩子說「我們的祖先值得自豪」。左派告訴你的是，「如果你敢駛離進步主義的大道，我們就會讓你付出代價，我們會狠狠地懲罰你，痛擊那些對你來說十分重要的東西：那就是你的錢包。」這就是進行一場文化鬥爭的方式。
另一個討論這個問題的角度是，文化鬥爭也是一場階級鬥爭。這句話有兩方面的含義。第一個方面是，這是一場針對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群眾的鬥爭。如果你把目光投向民主黨和共和黨中最愛國的那些人，無論他們是黑人還是白人，無論他們在哪個黨，那些最愛國的人，幾乎總是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是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正是這些人，把他們的孩子送往文化鬥爭的前線，是這些人依法納稅、相信自己的國家值得自豪。作為保守主義運動的一員，如果我們要為任何東西而挺身而出的話，我們就是要為他們挺身而出。
僅僅通過我們理解的文化鬥爭的方式為他們發聲，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文化鬥爭也是一場階級鬥爭」的第二個方面的含義是，左派知道哪裏疼往哪打。正如我剛剛提到的，當《華盛頓郵報》發佈了在我看來極具誹謗性的指控時，我失去了我的商業合同和投資人。不過現在，大家不應當為我而哭，不應該為我講述他們悲傷的故事，我曾經過着很好的生活。但是，請大家想想那些被文化鬥爭波及的、堅信傳統美國價值觀的中產階級，想想科羅拉多州的烘焙師，現在他的官司已經第三次打到了最高法院，他只是想去拒絕為那些違背他信仰的事做蛋糕而已！（譯者註：指Masterpiece Cakeshop v. Colorado Civil Rights Commission一案，在該案中，科羅拉多州的一家蛋糕房，以違背其宗教信仰為由，拒絕為一對同性情侶製作婚禮蛋糕，因此被訴至法院。該案正在美國最高法院審理中。）僅僅是因為拒絕把客戶的留言放在蛋糕上，他們就把他送上了最高法院——我想想現在是第三次了。這是一場文化鬥爭，同時也是一場經濟鬥爭。
讓我們大家想一想，現在參與政治生活的方式就是，你必須要說正確的東西。你必須用正確的方式談論特定的議題。我記得，即使是在15年以前，尊重男女同性戀者就已經是一種恰當的討論性與性別議題的方式，這就是所謂的「LG」。然後又有了「B」，雙性戀者，「T」，跨性別者。現在，每當你瀏覽別人的個人信息或者推特賬號時，這個詞已經變成了「LGBTIAQ+」，而我甚至不知道這個詞是什麼意思！我對我們的激進派朋友說的是，謝謝你們用了個加號，不然我們還需要記住更多的縮寫。
但是，讓我們想想，對於那些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家庭的孩子來說，這究竟意味着什麼。如果你不說正確的東西、如果你不採用正確的詞彙，你就是在政治生活里不受歡迎的人。如果你不說那些他們想讓你說的東西，你甚至不能在我們國家最好的一些公司里上班。
我有一個好朋友，他是一名很有才華的政治學者。幾年前，他在推特上用伊麗莎白·沃倫的總統競選賬號，給我發了條私信。他說，「我們和所有LGBTQIA+人士站在一起，還有那些『兩個靈魂的人』。」我得告訴大家的是，我大概花了我生命里的15分鐘去理解「兩個靈魂」是什麼意思，即便到現在，我也還是不明白它的意思。但是我記得，因為我的朋友（他是一名男同性戀）說，「我們只想自己待着，我也不知道『兩個靈魂』是什麼意思。別來怪我，要怪就怪那些進步主義者吧，這不是我的錯。」
但是，一個工人階級或者中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孩子，從不了解進步主義者希望他如何說話，這對他來說又會意味着什麼？
我相信，凱文·哈特（Kevin Hart）就是一個絕好的例子，他是一名非常有趣的黑人喜劇演員。幾年前，他的節目被砍掉了。我相信他本應該去主持奧斯卡或者格萊美之類活動的，而他失去了這個機會。這對他的經濟狀況來說簡直是一場災難。他失去了演出機會的原因是，他在17歲的時候發表了一些反同性戀言論。這件事情不僅僅是關於你不能說特定話題，更是關於：如果你說了，你就要面對經濟上的後果。
這讓我想起俄亥俄州的一個人，2021年2月後，他在臉書上發表了一些親特朗普的言論，批評了新總統拜登。他的臉書上的好友糾集了彼此的其他好友，總共十個人，一起給他的僱主打電話，試圖讓他被解僱。那個人是俄亥俄州中鎮（Middletown）的一名中產階級。想想這件事情對他來說意味着什麼吧，僅僅是因為他在自己的、在這個他的祖輩所建設的國家裏說出了他想說的話，他就要被因此而解僱。原來，在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憲政共和國里，為你投票支持的人發聲，是要受到經濟懲罰的！
文化鬥爭就是一場階級鬥爭。這是一場針對我們所代表的、所捍衛的人民的階級鬥爭，這就是我們要去鬥爭的原因。
儘管曾經有過爭執，但這場會議里有一些我所尊敬的人。我親愛的朋友奧倫·卡斯（Oren Cass），他是這個國家裏最出色的政治經濟學研究者之一。
我也看到了理查德·雷因施（Richard Reinsch）。我和他曾經在推特上發生過爭執，但是我也讀過很多他的作品，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我從他身上學到了許多東西。
我提到他們兩人的原因是，我認為，我們所有人都需要去清醒地認識，我們所反對的究竟是什麼，我們要去擱置爭議——儘管這些爭議很重要，也很必要，但是它們不應當是決定性的，因為如果我們同室操戈，我們就不可能贏得這場與左派的文化鬥爭。
這就是我的觀點。
我不認為是社會主義締造了美國最偉大、最有力的經濟成就，但是我也不同意俗稱的新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或者其他任何你們的「主義」締造了這些東西——我知道這些詞彙意思不一樣。
我相信，是美國的體制締造了美國的財富，這一體制讓我們意識到，我們需要發展獨立的產業，需要保護我們的科技和工業。從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到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亨利·克雷（Henry Clay，譯者註：美國輝格黨創始人）到西奧多·羅斯福（Teddy Roosevelt），再到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這一體制一脈相傳，是美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原因之一。
我知道，這間屋子裏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的觀點。我想呼籲在座的各位，在許許多多的議題上，你們應該同意我的觀點，並不是因為我也同意你們的觀點，即美國體制比哈耶克或者巴斯夏（Bastiat，譯者註：19世紀法國古典自由主義理論家）等知識分子更重要——讓我在此做出一個純粹、不成熟、甚至有些憤世嫉俗的論斷——而是因為一個簡單的事實，因為一個我們每個人都需要接受和尊重的事實：我們在失去了幾乎每一個重要文化領域的主導權。接受這件事吧，然後去思考它：金融、科技、華爾街、大型企業、大學、媒體、政府，如今的保守派沒有控制哪怕一個文化領域。
但在這些領域中，有一個我們未來可能有機會控制的領域，那就是這個國家的創立者贈給我們的憲政共和制度。我們沒有機會去掌控臉書、亞馬遜、蘋果，然後將他們轉變為保守主義的機構，我們也沒有機會去掌控大學，把他們轉變為保守主義的機構。但是，如果我們勤懇努力，我們以理服人，我們可能有機會去掌控這個國家裏的民主制度。
所以，即使你因為政治經濟學的原因反對我的觀點，我的論點也保持不變：我們需要去「覺醒資本」（woke capital）、「覺醒企業」(woke corporations)，還有喚醒能夠實現這兩者的政府，因為我們在其他任何領域，都沒有獲勝的可能。如果我們不願意去運用憲政共和制度賦予我們的權力，我們就會失去這個國家。
運用權力，意味着什麼？這裏有很多的觀點。我們可以討論保護性關稅、以及其他有助於保持良好而強大的經濟狀況的舉措。我們還可以討論230節改革（譯者註：指《美國法典》第230節，該節免除了網絡平台在用戶發表內容時的責任），以打擊科技巨頭，甚至肢解科技寡頭，這是我最中意的一條路徑。
我們可以討論許許多多的東西，以最小化最惡性的組織對我們社會的控制，但是在演講的剩餘部分，我想集中談一談左派，特別是那些拒絕生育的左派。因為我認為，對美國家庭的拒斥，可能是左派對我們這個國家所做的最惡毒、最邪惡的事情。
現在，讓我問你們一個問題，雖然我可能因為這個問題惹上麻煩，但是我還是要問。除了希拉里·克林頓，伯尼·桑德斯和喬·拜登，除了拜登以外，這幾位年長的民主黨政治家，都曾參加過總統競選，並且可能不會再次參加競選了。想一想民主黨的下一代候選人，如果你去找任意一家預測機構，他們會告訴你，誰最有可能在2024年或2028年，贏下民主黨總統提名。想想那些人，他們的名字都很醒目，他們都很出名：卡馬拉·哈瑞斯（Kamala Harris）；皮特·布蒂吉格市長（Pete Buttigieg）；他現在擔任着交通部長；科里·布克（Cory Booker）；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AOC）。想想這些人，他們都來自不同領域、不同地方。是什麼東西把他們每一個人聯繫在一起？他們都沒有生育孩子。
我們國家的領袖是與他們的後代沒有個人的、直接的利益關係的人。這究竟是為什麼？為什麼我們要讓民主黨被不生孩子的人控制？為什麼這已經變成了美國生活里習以為常的事？
現在，讓我重複一下我的觀點，因為我的確覺得這非常重要。由於非常複雜和重要的原因，很多人沒有能力生孩子。我知道我的很多好朋友，正在努力尋找他們合適的另一半。也有很多人因為生理上的原因、醫學上的原因不能生孩子。要指出的是，我的評論不是針對他們的。世界上總是有很多人希望生孩子而沒有能力生，讓我們先不談他們的事情。
要注意的是，有一些人沒有孩子，並不是因為他們自身的選擇。但是，當人們沒有對國家的未來做出任何生理上的承諾時，這件事情就事關政治行動，理論上來說，甚至與國家的未來密切相關。
現在媒體界的很多人，也是如此。媒體報道中，沒有孩子的人往往是那些最不高興、最悲慘和最憤怒的人。誠實一點吧！看看精英該有的樣子，對精英們來說，美國夢就是拿到儘可能多的證，賺儘可能多的錢，干最體面的工作，這是人們找到他們自我價值感的方式。但是說實話，主流的記者並沒有讓人印象深刻，他們沒有找到自己工作的意義，他們不擅長去找到意義。
但是，僅僅圍繞着沒有孩子的成年人，究竟什麼樣的社會才能建立起整個文明、信息流、國家的領袖、政治與政府、企業？這是歷史上從沒有過的事情，這是美國生活方式里的一件新事，甚至是世界歷史裏的新事。
這件事情不好，更不健康。你有沒有看到那些讓人成癮的、奇異的、幾乎羞辱性的咄咄逼人的媒體，你會不會想知道什麼樣的人才會這麼悲慘和鬱鬱寡歡？是因為他們沒有任何孩子。孩子是我們生活中發現自我意義的終極手段，無論是你自己的孩子、你的孫子，還是你的侄子侄女。
無論如何，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的兩個可愛的男孩，以及愛着我的妻子。最重要的東西，始終是他們。是他們的認可讓我們成為了更健康、更堅韌的人。我們要擔心的事情就是，在美國，我們的家庭組成、我們的生育率，以及其他無數標誌着家庭健康程度的東西，已經崩潰了。
今天，我向大家提議，無論你是否贊成我在政治經濟學上的觀點，我們也應該將生育問題視作這個國家裏的一場危機。我們沒有足夠多的嬰兒，我們沒有足夠多的孩子，這就是一場危機。這是一場危機，因為它讓我們的媒體更加的可悲，因為它沒有給我們的領袖提供一筆對未來的投資。這是一場危機，因為我們都知道，孩子非常美好。
我可以給大家列舉出各種各樣的理由。有海量的經濟學證據表明，孩子可以提高經濟的創新能力、提高生產力、讓經濟更面向未來。甚至有心理學證據表明，女孩的父親更加具有同理心、更通情達理，他們甚至會在說話時採用不同的詞彙。
一個有着孩子的國家，是一個健康而值得生活於此的國家。我們不是精神病人，我們也不想生活在一個充斥着瘋子的國家裏，所以我們在乎孩子。現在，關於如何讓支持家庭和養育孩子變得更輕鬆，已經有了一些切實的主意。匈牙利的維克托·歐爾班（譯者註：Viktor Orbán，現任匈牙利首相，力主推動傳統家庭價值觀），他在美國媒體的主流標準里毫無疑問是個妖魔鬼怪，但是他採取了一系列在我看來非常有趣的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他們向新婚夫婦提供貸款，如果這對夫妻在一段時間後沒有分開、並且生育了孩子，貸款就可以被免除。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做這件事呢？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切實地促使人們組建家庭呢？明明他們唯一不想生孩子的原因就是生不起，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向這些父母提供資源呢？
這是一場文明的危機，如果我們不願意花費資源去解決它，我們就沒有認認真真地對待這場嚴峻的危機。
所以，我們應該去解決這件事。我們應該向打算生育的父母們提供資源，我們應該讓養活家人變得更簡單。我們應該向文化界發送信號：我們是一個親家庭的政黨，我們將會用務實的政策支撐起家庭。
我們可以就政策細節再進行辯論，但我還是期望，我們都同意健康的美國家庭是一件好事。我擔心在當下的美國社會，存在着結構性的民主的劣勢。長話短說，例如民主黨的領導人，他們很有可能會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他們在美國進行了投資、他們不生育孩子，相比之下，一個俄亥俄州的中產階級家庭，則是花費了海量的時間和資源去教育他們的孩子、教他們去愛國。當孩子們長大的時候，這些孩子將會啟程去為美國打仗。當我們所有人行將就木的時候，他們將會是那些照料我們的人。
沒有了人口，這些東西都是金錢買不到的。這些孩子是國家的未來，然而他們的父母卻在我們的民主程序里沒有任何優勢。在非常多的情況下，他們發出的聲音比不生孩子的人要小得多。來自這些家庭的孩子，在我們的民主制度里沒有被充分地代表，為什麼我們不能去改變這件事？
現在，一些人可能會說這太激進、太瘋狂了。民主黨人在討論賦予16歲以上的人投票權，但是讓我們干相反的事情：賦予所有孩子以投票權，但是賦予家長對於孩子行使投票權的控制權。當你去投票站的時候，作為一個家長，你應該具有更多的權力，在我們的民主共和國里，你應該比不生孩子的人有更多的話語權。讓我們面對現實吧，如果你對於國家的未來沒有充分的投資，你就不應該獲得相當的話語權。
現在，人們可能會說，我確信《大西洋報》和《華盛頓郵報》還有其他慣於揣摩和猜疑的人，都會在未來批評我了。「難道這不是意味着，不是父母的人不能發出與父母同樣的聲音嗎？難道這不是意味着，家長們會對民主制度的運作有更多的話語權嗎？」當然，我的觀點就是這樣的。
讓我們採取行動吧。讓我們推行更好的公共政策，讓美國成為一個親家庭的國度，不僅僅是在我們投票的方式上，也是在我們採取的政策上，更是在這個國家的結構上。
我非常確信，這裏還有非常多的好主意。人們可能會提出其他建議，但是對我來說，保守主義運動的目標就是這個。無論是移民、犯罪、選舉誠信，任何我們在意的事情，追根溯源，都在於我們希望人們誠實工作、遵守規則，以過上幸福的生活。這就是一切，這就是我們代表的東西。
現在，我知道我面前有很多的大學學生，或者很多參與到大學教育中的人，所以我想用幾句適合大家的話，結束今天的演講。
首先，我很尊敬你們。我尊敬你們，即使是在當下這個成為保守主義者需要付出很多社會和經濟代價的時刻，你們也成為了保守主義者，願意去為了你們的信念而奮鬥。但是想要提醒你們，這件事不僅僅關乎勇氣。我不僅僅尊重敬你們，我還需要你們，我們都需要你們，這間屋子、這個國家需要你們。
我想給你們講一個故事，這個故事關於一名女性，她給了我許多思考。她來自一個小鎮，小鎮位於俄亥俄州的西南部，離我長大的地方不遠。在一次政治活動上，我遇到了她，一直在努力別太靦腆，因為她真的很有魅力，讓我想起了我的祖母。那個女人照顧着她的孫子，因為她的女兒因為海洛英成癮和濫用而去世了。
我思索着這個女人。
她的丈夫去世了，她靠一筆固定收入活着，她不僅僅希望去在情感上和經濟上照顧好她的孫子，她實際上也做到了。她做到了這件事情，因為這就是正確的事情。現在她的頭等大事、她在世界上最關心的事，就是移民危機。她關心移民問題的理由很簡單。左派會告訴你，她在乎移民危機，因為她不喜歡棕色人種、不喜歡墨西哥人。但是，她實際上是出於更簡單、更充分的理由去關心移民問題的：她不希望帶走了她女兒的毒品，再次將她的孫子帶走。這就是她在乎移民危機的原因、她成為一個保守主義者的原因，因為她想要一條堅實的南部邊境線去保護她的孫子，那個除了她無人關心的孫子。
關於自由、關於大政府和有限政府、關於社會保守主義，還有其他我堅信的東西，我們都談了很多很多。但是它們都是抽象的名詞。然而，這件事事關真實的人。女士們、先生們，這場運動應該代表着這位俄亥俄州黎巴嫩市（Lebanon）的祖母和她的孫子的利益，這位祖母一心一意照料着她的孫子。這場運動不僅僅是為了勇氣而具有勇氣，它更關乎一種勇氣：為那些建設了並將繼續建設這個國家的人而奮鬥的勇氣。
謝謝大家，謝謝大家在乎這個國度並且為之奮鬥，讓我們繼續前進。願上帝保佑你們。
翻譯文章：
J.D. Vance, A Civilizational Crisis,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July27,2021.
網絡連結：
https://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a-civilizational-crisis/
譯者介紹
呂海寧，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2021級法學碩士研究生。現為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熱愛閱讀和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