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忠事件的名稱取自歷史人物——張獻忠，據史料記載，張獻忠稱帝後，在四川進行過多次大屠殺，造成人口嚴重銳減。在簡中互聯網上，獻忠事件是一個熱門話題，藉以隱喻近幾年的惡性傷人事件。
相關報道稱，自今年起中國發生了多起惡性傷人事件，上個月的28日，一位50歲左右的男子持刀闖入北京海淀區中關村第三小學，無差別攻擊放學的孩子和隨行的家長，導致三個孩子和兩個大人受傷。
中國獻忠事件的特點
首先，獻忠事件常是以報復社會的形式出現。所謂報復社會，是一種無指向性的犯罪行為，兇手會在報復過程中無差別地襲擊無辜路人。事件中的兇手往往因生活不滿和社會不公，而選擇通過傷害無辜者來發泄自己的怒火。今年10月23日，一名青島男子駕駛一輛混凝土車，逆行連撞50多輛車，在一段據信肇事司機同步錄製的視頻顯示，他犯罪的根本原因是「共產黨斷了自己的活路」，但報復社會的對象卻是與自己無任何利害關係的無辜民眾。
除了無差別的報復社會，中國獻忠事件的另一個特點是，行兇者會針對社會中的弱勢群體進行攻擊，比如小學生。今年六月份和九月份，在蘇州和深圳分別發生了日本學生遇襲事件，其中一名日本學生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身亡。此外，在10月8日廣州，一名男子在城區一所小學門口持刀傷人，兩名小學生在事件中受傷。對兇手而言，向欺壓自己的權力階層或強勢群體報仇面臨諸多困難，難以付諸於實際行動，所以他們選擇向社會中比自己弱勢的人群行兇，年幼的孩童因此成了犯罪分子的目標。
2024年，中國多地接連發生數起基層官員遭遇攻擊的案件，涉及從政協到法院，鄉鎮及村委會等不同部門官員，山西長治、山東臨沂、山東鄒平、河南漯河、河北邯鄲、江西安福及湖南相繼發生地方官員遭民眾殺害事件。殺官事件反映出地方官民衝突嚴重，基層官員是本地的土皇帝，平日裏飛揚跋扈，貪腐瀆職，與群眾關係不佳。為了完成上級的任務，官員們甚至使用暴力手段強迫民眾服從。然而，人民缺乏對權力有效的監督與制約，且痛苦和冤屈申訴無門，忍無可忍之下，才決心將刀揮向欺壓自己的官員。
獻忠事件背後的社會與經濟原因
中共官方稱，獻忠事件均系偶發事件，但縱觀獻忠事件的案例，其背後隱藏着兩大核心原因：疫情後的經濟困難以及長期的社會不公。
根據公開報道，2023年上半年，中國共有46萬家企業宣佈倒閉，310萬家個體工商戶註銷。隨着企業倒閉浪潮的到來，中國的失業人口較以往有明顯地增長。據中國國家統計局8月份的數據，全國城鎮失業率為5.3%，青年失業率攀升至18.8%。官方的統計數據不包括人數更多的農村人口，可想而知，真實的失業人數要遠遠高於政府的數據。勉強存活下來的企業，因為利潤降低，開始削減員工工資。彭博社報道，2023年第四季度，中國38個主要城市的企業為員工提供的平均工資，較去年同期下降1.3%。
根據中共官方披露的有限信息，在今年6月份發生的美國人在吉林遇刺、日本人在蘇州遇刺中，犯罪嫌疑人都是失業人士。
在經濟衰退期，失業人口是社會中不穩定的群體，會造成嚴重的治安問題和社會不穩定。舉例而言，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下崗潮」中，大約有3500萬城市工人下崗，中國隨之進入「第五犯罪高峰」，失業人員迫於生活壓力不惜殺人越貨。全國範圍統計，每十萬人中，檢察院批捕人數增加1人，批准起訴增加2人。
中國的失業和減薪潮導致越來越多的極端事件。人在面對生存危機時，會感到極度的痛苦和無助。起初，失業者會努力尋覓活路，但經濟下行令他們難以重新就業。長此以往，失業帶來物質以及精神的雙重壓力會使人思想極端，心情抑鬱，影響理智判斷。失業者會將壓抑的心情轉化為對整個社會的敵視和憤怒，把敵意和不滿投射到社會中的個體。最終，他們會責怪社會沒有提供平等的機會，失去生活的全部希望和意義，並通過報復的方式，來表達對社會的不滿，宣洩內心的憤怒。
在另一方面，獻忠事件折射出中國社會存在巨大的社會不公。
由於權力階級製造的社會權力分配不平衡，中國的基層政府官員成為獻忠事件的受害者。在中國，國家權力高度集中，地方官員由上級政府任命，不經由選舉產生。上級政府任人唯親，建立起他們的權力體系。基層官員只為權力來源負責，而廣大的民眾則不是他們負責與服務的對象。相反，人民無法選舉官員，無權監督問責政府。當官方和民間利益發生衝突時，缺乏力量的民間總是受害的一方。
在基層的執政過程中，無權民眾的聲音和利益時常被忽視，基層政府官員為了特定利益集團的利益，會選擇犧牲多數人的利益。比如，2011年的烏坎事件，村民委員會在當地居民不知情的情況下轉讓3200畝農用土地，賣地款項高達七億多元人民幣，而補助款每戶只有550元，造成普通村民的利益嚴重受損。
中國的制度無法保障個人或群體的正當權益，平衡民間和官方之間懸殊的權力差異，因為其本質是實現權力階級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人民缺乏影響力和決策權將會導致利益分配不均，產生個人對社會和制度的不滿。面對人民的不滿，政府雖然會通過暴力機構壓制潛在的反對聲音和行為，營造歌舞昇平的景象，但問題並沒有因此被解決，當社會矛盾積累到極點，就會以暴力形式呈現。
除此之外，大部分社會資源被權力階級壟斷，不受監管的權力介入市場經濟活動，公平的市場淪為權力尋租和權錢交易的場所。這直接導致行業壟斷，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加劇收入分配不公。在2020年，中國最富有的1%的人佔據了全國30%的財富。政治和經濟的特權階級將資源牢牢控制手中，不但造成市場經濟中的不平等競爭，還阻礙了階級間的社會流動。財富和權力代際傳遞，形成一批「富二代」和「官二代」組成的新貴階級，普通人向上流動的機會大大減少，難以通過自身努力實現社會階層的向上移動。當階層固化，社會底層沒有途徑實現社會公認的成功，改變自身窘困的現狀，他們就可能實施報復社會的行為，使用暴力去發泄憤怒。
如何避免獻忠事件發生
獻忠事件暴露出中國政府的治理危機，如果不能妥善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在未來可能會進入一個動盪和衝突的社會。避免獻忠事件再次發生，需要改變目前的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
中國政府需投入更多資源改善福利制度，將轉移支付的重心放在社會保障，才能遏制暴力事件的再次發生。2021年，中國社會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為2.96%，遠低於發達國家的社會福利支出佔GDP20%的平均比重。加大福利保障力度，能夠讓更多失業者在經濟衰退期度過難關，保證基本的生活需求。通過為失業群體提供物質和金錢上的支持，社會矛盾和不滿情緒將會減少，從而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預防國家進入動盪和犯罪高峰。
保障中國人的民主權利以及建立民主制度，有利於平衡社會權力分配的不平衡。民主是約束政府權力的制度武器，民主制度保障了人民監督問責和選舉官員的權利，縮小了官方和民間的權力鴻溝。民選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決策過程中，要時刻考慮公共利益，降低特定利益集團對公利的侵佔和破壞。當更多的聲音被政府聽取和採納，社會矛盾才不會被激化，殺官的暴力行為才不會再次發生。
要打破權貴階級形成的壟斷行業，唯有建立自由化的市場經濟和完善的法律制度，把非涉及戰略性和國家安全的領域向全社會開放。自由市場促進了資源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防止資源壟斷在金字塔頂端，社會的中產和底層都有機會獲得資源，實現階層流動，由此打破原來的階層邊界。完善的法律制度能夠保證資源分配過程中的公平性，劃清資本和權力的邊界，維護全社會的公平正義。
獻忠事件是中國社會問題的縮影，其體現出高度集權的制度弊端。由於中國的體制缺乏有效的反饋機制，政府時常忽視底層利益，打壓異己，最終導致社會矛盾激化，進而將國家帶入潰散和動盪的絕境。自疫情過後，中國經濟放緩，社會失去了緩解矛盾的潤滑劑，長期積累的社會矛盾最終轉化為暴力。高壓統治雖能在短時間內維持穩定，但從長遠看，制度之變才有利於中國的長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