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納雄耐爾
記得中學的時候，有一陣子，放學之前都要唱《國際歌》。最後一句，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鏗鏘有力，挺激動的。但實際不太懂其中的意思。
實際上，當時老師給我們講過，英特納雄耐爾是國際的意思。但懂的也就僅此而已，但國際就一定要實現是什麼意思？還是懵懵懂懂。後來才明白，這裏實際上說的是一種國際共產主義的理想一定要實現。前些年，曹征路曾經寫過一篇引起相當轟動的小說，叫《那兒》，就描寫了懵懵懂懂的耐爾到了老年時如何變成了那兒。
按照馬克思的說法，是工人無祖國。更確切地說，是資本有祖國，而工人無祖國。因為按照工業社會的邏輯，資本（主要是工業資本）需要礦山、廠房，因而資本是離不開祖國的。而工人本來就一無所有，所以國家與他們沒有什麼關係。於是，具有了基於國際主義基礎上的共產主義，就有了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第三國際（共產國際）。
但歷史是個幽默大師。後來的演變卻呈現了另外一種相反的過程。
從工人無祖國到資本無國界
事實表明，在之後全球化的過程中，真正無國界的並不是工人，而是資本。到今天已經很清楚，作為資本象徵的華爾街，似乎越來越成為一個國別不明晰的存在。
這源於資本的基因。資本的最大特徵是逐利性，哪裏有錢掙，它可能就會去哪裏。而發達的金融業，仿佛為資本打造了一種暢行無阻的直通車。資本變成一組數字，瞬間到達，毋須走路。即使是資產形態的資本，由於各種資本運作形式的出現，其流動性也在明顯加強。實際上，都不用說資本，如果你手裏有一筆錢，存在了某個銀行里，現在有個銀行有一種利率更高的儲蓄品種，你也會把錢轉到利息更高的銀行里去。
然而問題是，勞動力與居民意義上的個人的流動性與資本的流動性有明顯差別。
相對而言，作為同樣是生產要素的勞動力的流動性要弱得多，因為勞動力是嵌入於各種社會關係和結構之中的，其流動要受到各種牽制。而作為居民的流動性是最差的，這不僅僅是由於居住地改變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在國與國之間，國籍是其中最重要的壁壘。其結果就是，勞動力與居民不能伴隨資本流動。
於是就出現了資本的抽離與結構的坍塌。
資本抽離和結構坍塌，是我在分析特朗普在大選中獲勝的社會背景時提出來的。美國上次的總統大選，即特朗普獲勝的那一次，彰顯的就是這個問題。資本的抽離，尤其是製造業產業資本的抽離，造成了社會結構的坍塌，被全球化拋離的那部分人，即人們通常所說的紅脖子，成為支持特朗普的重要力量。
管理一個財富社會比管理一個人頭社會更難
現在我們把話題稍微變換一下，範圍也再擴大一點，我們現在關注的不僅僅是資本而是財富的流動，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本世紀之後，中國發生了一個歷史性的變化，這就是開始從一個真正無產的社會，轉變為一個多少有點財產的社會。這個過程當然與房地產的發展有密切關係。
這時，另一個變化隨之發生：從管理一個人頭社會到管理一個財富社會。
前者的管理對象是人，赤裸裸的沒有財產的人。而後者管理的是人與財富。這兩種管理是很不同的。人是有名有姓有國籍而且不能化整為零的。因此，你只要把人頭管住就行了。甚至你管不住了，別人還可以替你管。
而財富這個東西不一樣。它無名無姓無國籍，可以化整為零也可以化零為整，可以裝在錢包里，可以放在口袋中，甚至還可以變成一組數字存在賬戶上。加密貨幣就更是可以使其來無影去無蹤。也就是說，財富比人具有更大的流動性，甚至是無形而隱秘的流動性。
這也就提出了一個巨大的難題：如何使得這些財富能安安穩穩地在你這個社會裏待着？
這裏的關鍵是看你能否提供一個能讓人放心的盛裝財富的容器。這個容器是什麼？就是真正的法治。在人頭時代，把人管住就是了，這種管理權力就可以做到。但在一個財富的時代不同了。在一個財富時代，也許只有真正的法治，才能成為一種使財富不至於跑冒滴漏的容器。換句話說，沒有真正的法治，創造出的財富可能都難以保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