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傳聞說，在韓戰中，金日成為保存實力，不顧全局下令北韓軍隊撤退，結果造成志願軍慘重損失。彭德懷氣憤萬分，狠狠扇了金日成兩耳光，臉都打腫了，導致偉大領袖金日成一星期進食艱難。這個傳聞早已死無對證，但彭德懷與金日成之間的關係，從來就沒有「和諧」過。
彭德懷與金日成之間的分歧和不滿，貫穿整個朝鮮戰爭始末。戰爭過程中，雙方一直為軍隊統一指揮權歸屬、越過三八線後是否繼續南進、鐵路運輸補給線管理權、停戰談判簽字時機……等等問題，屢起衝突。譬如，談判初期，朝鮮軍隊雖無力獨自抵禦美軍攻勢，但金日成對停戰談判卻措辭激烈，甚至聲稱「我寧願在沒有中國人的幫助下繼續進行戰爭」；當中美因戰俘問題談判陷入僵局時，金日成卻希望中方接受美方條件，儘快在停戰協定上簽字，勸說中方：大多數志願軍戰俘以前是蔣介石軍隊的人，「為了他們去鬥爭沒有特別的意義。」
彭金之間的矛盾，首推中朝軍隊統一指揮權問題。志願軍數十萬部隊入朝後，金日成已意識到由朝方統一指揮中朝軍隊並不現實，轉而努力希望保持人民軍指揮的獨立性。第一次戰役期間，雙方因協調乏力，朝鮮黨政軍民的大撤退，嚴重堵塞道路，導致志願軍行軍作戰受阻，還發生多起人民軍誤擊志願軍事件，這促使彭考慮軍隊指揮權歸屬的統一。但金日成在這個問題上相當敏感，拒絕配合，堅持雙方只派參謀擔任通信聯絡，還故意讓人民軍總部遠離志願軍總部。
1951年1月，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作戰第三次戰役，把美軍和南韓李承晚偽政權趕出了漢城。當中朝軍隊前鋒到達三七線時，彭德懷忽然下令停止追擊。得知這一消息，金日成闖進中朝聯軍司令部，劈頭就問彭德懷：「好戲才開場，雙方剛接觸不幾天，怎麼就鳴金收兵了呢？再說，這麼大的事，應該和我商量一下啊！」
彭德懷心情沉重地說：「志願軍入朝作戰已整整70天。現在統計，志願軍已傷亡5萬餘人，因病和凍死餓死的約5萬，總計10萬人，這個代價是巨大的。」
金日成默默地聽着，沒有說話。
彭德懷又說：「還有，因制空權沒有解決，運輸困難，前方沒有糧食供給，棉衣不足，20萬指戰員向前推進追擊途中，有一半人的鞋子丟了，燒飯的鍋也丟了，戰士們在如此嚴寒的冰天雪地里赤着腳、餓着肚子，叫他們怎麼再追擊？」
金日成仍然沒有吭聲。
「再說，」彭德懷看了一眼金日成，繼續陳述他的理由，「據偵察，敵人退到洛東江，是想利用洛東江的天然屏障，在兩岸加築工事，誘我南進，加以殲滅。」鄧華插話說：「停止追擊是按照第三次戰爭計劃實施的，你們的代表參加了討論，計劃也送到你的手中。所以，按照計劃辦，是沒有必要再向你報告的。」
金日成聽後說：「我對志願軍休整並不反對，只希望你們要縮短休整時間，可以邊休整邊追擊，比如，可以先出動3個軍追擊，其餘幾個軍休整一個月再南進不行嗎？」
彭德懷回答說：「不行，敵人是誘我南進，想將我軍逐個圍殲，假如繼續追擊，我軍一定會吃虧的。」
金日成又說：「南下假如不能殲滅敵人，解放城鎮鄉村，擴大領土也是好事啊！」
雙方爭執不下，僵持了將近3個小時。最後，鬧到中國和蘇聯的最高領袖處，解決這個問題的，是斯大林的一紙電文：彭德懷是久經考驗的指揮員，他指揮志願軍打敗了世界上最強大的美軍。彭德懷是天才的軍事家，今後一切要聽彭德懷的。
彭金在朝鮮戰場上芥蒂頗深，戰場之外也無例外。據志願軍司令部參謀楊迪回憶：「1952年4月15日，是金日成40歲生日，朝鮮方面要舉行祝壽慶典，三次請彭德懷同志去參加祝壽活動，每次都是派黨政軍最高級領導來邀請，彭總就是堅決不去，記得當時彭總說話的大意是：現在前方的指戰員正在浴血奮戰中，朝鮮國土被敵人轟炸成一片廢墟，人民正處在最艱難困苦，無以為生中，怎麼40歲生日就搞祝壽慶典呢?友方領導同志由此而對彭總又一次積怨。」
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兵力在朝鮮的最高峰達到約135萬人（1953年5月），並在戰爭不同階段輪換，共計240萬人參與朝鮮作戰。此外，還有大量東北地區的工人和技術人員為戰爭支援服務，總人數超過300萬。
1953年簽署的《朝鮮停戰協定》結束了三年的戰爭，但沒有帶來正式的和平協議。中國志願軍繼續留駐朝鮮，名義上是為了維護停戰後的安全和穩定。然而，這種駐軍對於朝鮮來說也意味着主權的受限，尤其是在朝鮮內部政治穩定逐漸恢復後，金日成越來越希望擺脫這種軍事依賴。
中國人民志願軍在韓戰期間和戰後駐留，在重建和維持秩序中發揮了作用，但隨着時間推移，一些行為引發了不滿。志願軍的長期駐紮不僅給當地經濟和資源帶來負擔，還導致與朝鮮人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升級。金日成政府逐漸認為，志願軍的存在不僅影響了北韓的自主權，還威脅到他個人的權力基礎。這種摩擦推動了金日成在1950年代中後期的「去中國化」努力。
1956年是中朝關係的關鍵點。在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對斯大林主義進行批判後，金日成政府試圖平衡來自中蘇兩國的壓力，並開始排斥黨內親中的「延安派」幹部（即在中國學習或與中國關係密切的北韓領導人）。這不僅是內部權力鬥爭的一部分，也反映了金日成對中國影響的牴觸。8月的朝鮮勞動黨全會上，金日成迅速鎮壓了對其政權的批評聲浪，並指控批評者為「反黨分子」，一些「延安派」成員倉惶逃到中國。
中蘇兩黨磋商後，決定派遣米高揚、彭德懷、聶榮臻前往朝鮮，調停此次事件。出發前，毛澤東曾與朝鮮代表團會談，明確指出：朝鮮在經濟政策和幹部政策方面的「問題很嚴重」，毛澤東對朝鮮勞動黨的批評非常嚴厲，指責他們在幹部問題上敵我不分，犯了「路線錯誤」，令「黨內充滿恐怖情緒」。
據稱，中蘇兩黨曾考慮過，如果此次彭德懷等人訪談不成，則廢除金日成，另起爐灶。彭德懷等人到朝鮮後，與金日成有過兩次秘密深談，具體內容迄今未曾披露，但顯然最終沒能解決問題，金日成繼續施展他的鐵腕手段，牢牢控制了朝鮮的統治權。
駐紮在朝鮮的志願軍及其總司令彭德懷一直是金日成的心頭大患。1956年11月，朝鮮政府向中國政府遞交備忘錄，建議聯合國出面解決外國駐軍問題，向中國志願軍發出離開的信號。這一提議對中國而言具有高度挑釁性，因為當時聯合國不僅參與了韓戰，而且在法律上只承認韓國政府。如果聯合國介入協調駐軍問題，這無疑是對中國的直接否定。北韓此舉在一定程度上是利用了國際政治體系的複雜性向中國施壓。
中國在面對朝鮮要求撤軍的舉動時，儘管心存不滿，但並未選擇公開對抗。這是因為中國需要在社會主義陣營內保持團結，同時也不希望因朝鮮問題而引發更大的地緣政治衝突。為了避免公開衝突，中國逐步撤回志願軍，而金日成趁機成功地通過一系列清洗和權力整合，確保了政權的穩定與獨立。1958年，志願軍全面撤離朝鮮，標誌着中朝關係進入新的階段。一年後的1959年，原志願軍總司令彭德懷在廬山會議被批判，金日成迫不及待地致電中共，「表明他非常贊同對彭的處理，並要求親見毛澤東，有很多事要對其說」。要說什麼？不言而喻，自然是「落井下石」，報那兩耳光之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