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在家鄉的一所重點中學裏讀高二，班主任是一位四十多歲的男老師，瘦小而黑，背微駝，一年有三季都是藏藍色的中山裝，上面若有若無的一層白色的粉筆末，戴一副黑色寬邊的深度近視眼鏡，說起話來有板有眼，完全是數學推理的思維方式。他一口濃濃的鄰縣口音，讓我們感覺有點滑稽但可親，他是我當時最尊敬、崇拜的老師之一。
與我同班的有一位是我們縣公安局副局長的「千金」，我們都知道她能進我們班，並非憑她的中考成績，所以對她往往「敬而遠之」，她似乎也十二分地瞧不起我們這些拼命讀書的孩子，對我們更是沒有拿正眼看過。這樣井水不犯河水的日子像小河流水一般地流淌過去，沒有什麼波瀾，甚至是小小的漣漪也沒有。如果不是因為發生了那件事，我可能早忘記了我曾經有過那樣一位高中同窗。
有一天，不知道為了一件什麼樣的小事，我惹惱了那位「千金」，她用一貫的驕橫態度，一把把我的數學作業本撕成兩半，扔在地上，揚長而去。我氣急了，不顧一切地衝上去，狠狠地將她推倒在地，同學們哄然大笑，「千金」哪裏受到過這種「禮遇」，她大哭着找班主任告了狀，把事情渲染得異常之嚴重。我心想：我心目中的班主任是異常地公正的，大不了教育我幾句罷了，畢竟是她冒犯我在先，我只不過是自衛而已。所以我心裏並沒有惴惴不安的感覺。直到班主任一臉嚴肅地喊道：「開班會！」我還以為是再普通不過的班會，絲毫沒有聯想到這次班會是針對我來的啊。
班主任先是強調了一番班級紀律，褒揚了幾位同學如何嚴於律己，團結同學，然後話鋒一轉：「當然也有個別同學沒有集體觀念，搞分裂主義……」我當時馬上聯想到陳獨秀、張國燾之輩，只有他們有權利搞所謂的「主義」，這「搞主義者」萬萬無法和我相提並論，所以還是一副事不關己的坦然，思想不斷在開小差，直到班主任提到我名字，我才收回浮想的野韁，原來班主任要求我就這次打「千金」事件，在全班做公開檢討。我知道辯解是毫無用處的，再說我推倒她畢竟是太過分了，就口頭做了深刻的檢查，並保證以後不再犯這樣的錯誤。誰知道那位「千金」不依不饒，依然哭哭啼啼，班主任這時竟然提出一個震驚全班的提議：讓那位「千金」也把我推倒在地，以牙還牙。而那位「千金」當真的過來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我雖然沒有摔倒，肘關節在桌面上猛地磕了一下，疼得我眼淚在眼眶裏打轉。我驚呆了，呆呆地站在那裏，沒有聽見班主任讓我坐下的話，我真實地感到了從來未有過的屈辱，感到了權利的威嚴和沉重，感到了一個平民子女的弱小，感到了一個小人物的悲哀與無奈！誰都以為我會離開那所學校，因為那時的我異常的倔強而任性，但我出人意料地留下了，甚至沒有把這件事告訴我的父母。我知道，他們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告訴他們於事無補，反而使他們徒增悲哀。我那時真恨啊，恨班主任，恨那位「千金」，恨我渺小得如同一粒沙子，任何的風吹草動都可能改變我的方向，我深切地看清楚了小人物不可避免的命運。儘管班主任後來把我叫到辦公室說了諸如她父親我們都得罪不起，我也知道她一貫驕橫跋扈之類的話，但我不能原諒他！
高中畢業十年後，我回家鄉看望我當年的語文老師，他和班主任住隔壁，他說：「你從你張老師門前過來的，看望他了吧？」我搖了搖頭。他說：「我知道你一直記恨他……」我心裏的那個傷疤似乎又被人揭了痂殼去，仍然有一陣疼痛襲來。我把臉扭向窗外，院子裏正有一棵月季，在初春的陽光下含苞欲放，我的思緒一下子飛得好遠，在那個含苞欲放的年齡，是多麼經不起風吹雨打啊。
「唉！莉莉啊，你不知道，他在我面前不止一次說過，他傷害了你，他說你一定恨死他了。」
「是的，沒錯，他破壞了當年在我心目中，為人師長的那種美好的形象，如果那時我忍受不了那種侮辱而輟學的話，那後果呢？」
「他也有苦衷啊，他老婆在鄉下當小學教師，身體很不好，他想把老婆孩子通過農轉非帶到城裏來，怎麼敢得罪公安局長的女兒呢？」
「那結果呢？」
「結果那位局長的女兒高考落榜了，局長遷怒於張老師，說他沒有盡心教育好孩子，他已經填好的農轉非表格還被要回去了啊，打那時，他煙抽得更凶了，這不，年前查出來了……肺癌。」
「啊？」
「還有那位千金，被他父親安排在糧食局上班，前年他父親退休了，去年他們單位競爭上崗，她下崗了。她丈夫也是你同學，學財經的，在我們縣商業局工作，很有前途的，就因為忍受不了她的小姐脾氣，正鬧離婚呢。」
我黯然神傷，完全沒有當初想像的復仇的快意，真的沒有。我再一次感到了小人物的悲哀和無奈，原來他們和我一樣，也只是小人物，也難免小人物的命運啊！我們一生都可能只是個小人物，甚至我們連認識大人物的機會都沒有。小人物更需要有一顆善良的心，善待和我們一樣的甚至比我們更卑微的人啊，你說對嗎？
（選自《溫故》（之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