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0歲,女,S省T地區插隊青年。
被大雨困在泰山上——一個女孩子突然跪在面前——她把命運壓在我手上——一人一棵「發煙捲」——她和他走時中間隔着兩三尺距離——北京西直門草打廠根本沒有這個新疆業務員——一幅無濟於事、自我安慰的畫
我先說,我得給你的工作來點「突破」。我要講的不是自己的故事,是別人的。可這是我親身經歷的。咱別生拉硬扯,非說這就算我的經歷。其實在「文革」中,我自己真的受過不少苦不少罪,有一次我差點瘋了。倒不是因為我怕說了受不了,才不說,我這個人心裏呀,往往碰到別人的苦難比我自己記得還清。尤其這一樁。這人——我想你再有本事,中國這麼大,十億人,你未必還能找到她。我認真尋找過,但沒找到……我說這事行嗎,行,那好,我說。
七四年吧,那時我在一個工藝美術學校教繪畫。那年春天,挺涼着呢,要外出給學生們上寫生課。我和另外一些老師負責。那老師教花卉,我教山水。他帶着學生們先去荷澤,牡丹之鄉呀,在山東。春天牡丹正開花。他先帶學生去那裏,畫完牡丹再去泰山,由我接着教山水寫生。他們走後,我接着就自個兒上泰山等他們。我住在中天門一家小旅館裏,風景當然挺棒呀,上邊險峻,下邊幽深,往西邊還可以山前山後轉來轉去,可不巧趕上了下雨,春雨沒有利索的,下起來沒完沒了。我只好截着窗子天天畫雨景,一邊等學生們,可怎麼也等不來。我聽說荷澤那邊雨更大。照理說牡丹遭雨一打,全敗了,怎麼他們也不來呢。是不是返回去了?山上沒電話,寫信一個往返不知要多少天,還得托挑山工把信捎下去,有了回信再捎上來,那可就沒準兒了。我算給困在山上了。過了幾天,雨不但不停,愈下愈大,可是景兒就出來了。滿山全是泉水聲,瀑布也有了,這在春天是很少見到的,先不說這太美的事情了,因為這個故事本身挺慘。
我在山上被困了整整十天。第十一天,雲彩開了,見到藍天,我趕緊下山。如果不趕緊走,再來場大雨就夠嗆了。我身上沒剩多少錢,必需趕緊走。等我到了山下邊,天竟全晴了。我就到泰安車站買了票;車是下午三點的。隨便吃點東西,在車站外找個太陽地歇歇。連日下雨候車室里又陰又潮,呆不住。我找到一面大牆的牆跟,搬塊石頭坐下來,太陽一曬挺舒服。旁邊還蹲着幾個等車的人,有的拿棉大衣一裹打盹,有的打撲克。不知都是等哪趟車的。還有個賣煙的老頭擺個小攤,挺靜。春天倒是乾淨,沒有蒼蠅跟你搗亂。抬眼瞧,正對着泰山,起起伏伏,挺有氣勢,好像大地掀起的波浪。閒着也沒事,我才要支起板子畫一畫。只覺得一個人朝我走來。
下意識抬起頭一看,是個女孩子,穿得挺破,頭髮很亂,額前的頭髮把上半張臉蓋住根本看不見,何況她又是低着頭。她一直走到我面前,看來是直奔我來的,我還沒弄清怎麼回事,她「撲通」一下就給我跪下。我懵了,你想我能不怔?她幹嘛給我跪下。我說:「你、你這是怎麼回事呀。」她不說話,也不動勁,跪在那兒。旁邊那個披大棉襖的,看樣子像個復員軍人,還有那幾個打撲克的,賣煙的,全都怔了,圍過來。我說:「這姑娘,你是不是有難處?是吧。」這話一說,這女孩子頭還是沒抬,可淚珠子就下來了。像下雨的雨點落在地上,很快「劈哩啪啦」全是淚滴,一片。但她沒哭聲,好像是憋在嗓子下邊,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我可有點受不了這場面,急着說:「這姑娘,你到底怎麼回事,是不是沒錢,我可以給你,我的車票已經買完啦,剩下錢全都可以給你,怎麼,你說話呀,你需要什麼我可以幫助你。」旁邊那復員軍人開了口,說:「這姑娘人家問你話呢,你別光哭行不行,你有難處我也可以幫你。你的難處未必是我們的難處,你痛痛快快告我們成不成?你不信我們能給你解決問題?」一聽這復員軍人的口音,一聽他說話的口氣,就知是山東這邊人,一股子義氣勁兒,梁山英雄那勁兒,叫人一聽心裏就發熱。另外那幾個人也都安慰她,叫她快說。這女孩子把臉一揚,挺清秀的一張臉,接着全是淚珠,像叫急雨淋上去的。臉上沒一點血色,眼圈是黑的,一看就是熬得夠勁,一副受難的樣子。
她說了。說得很簡單。字字句句都像槍子打在我心上。
她說她是濟南人。出身不好,可是打小就沒了父親。母親守寡帶着她。但都受了父親牽連。母親偏偏太直,為死了的父親辯護幾句話,被弄起來。家裏的親戚朋友沒人敢沾她,她就自己過日子。她沒收入,靠賣家裏的東西過日子。一個家叫她快賣空了。她不懂價錢,受了不少騙。直到上山下鄉就報名,被分配到泰安這地方山區里。後來母親死在牢裏,也不准她回去見一面。單位處理了結後給一張通知單就算完了。感情上雖不叫她和家裏連着,政治上卻把她和家裏拴在一起。她說:
「當地那些人和一塊下鄉的都欺侮我。大隊拿我當四類分子看。我有慢性腎盂腎炎,犯起病站都站不住,大隊偏不派我輕活干。在農村能幹活還好一點。我常沒的吃。找人借糧借不上,借了也沒法還。我實在沒法活了,就跑出來。剛跑出來時覺得自己自由。可跑着跑着才知道自己根本沒地方去。回濟南吧,沒人肯收下我。要是返回農村去,大隊他們肯定不會饒我,起碼打個『革命的逃兵』今後更沒好。我在車站上碰到一個人。他是個業務員,新疆來的,他說他是北京人,現在父母還都在北京。這人三十多歲。他說他是從北京支邊到新疆,沒娶老婆。他看我可憐,說可以帶我去新疆,但必需嫁給他。他今天就返回新疆,我要是同意,他就帶我去,要是不同意就算,他就自己走了。我沒主意,請你們給我做主,說我該怎麼辦?」
我完全懵住了。一個女孩子怎麼可能把終身大事隨隨便便交給一個陌生人做主。可是那時候,就這情況。細一想,她無親無故,沒來路也無去路,走投無路。她又沒社會經驗,找誰去商量?她肯定是看我的外表像個有點頭腦、有點文化的人,選中了我替她決斷。這就叫我非常為難了。這是關乎她一生是否幸福的選擇。我的一句話也許就把她推向一條生路,也許推向一條絕路。我一向以為自己有點主意。我的朋友們遇到難處,都喜歡聽我的分析和判斷,但我頭一次感到自己無能。我扭頭看看那復員軍人,意思向他求援,可是他的眼睛正看我,也是一對問號。他那股俠義勁看來也使不上了。我又不能不說話。可是她把她的命運壓在我手上了。這分量實在太重。
我拿不定主意,半天說不出話來。這女孩子直怔怔瞧着我。好像非我不成。好像無論我怎麼說她都會怎麼做。再想一想,那個新疆的業務員要是走了,她怎麼辦。她活一天,就得有地方睡,就得一天三餐。現在要飯都沒地方要去,到處搞階級鬥爭,不知你底細誰敢把東西給你吃?擺在面前,既是她的前途和命運,又是極現實的問題呀。
我一急,來了靈感。對她說:「你把那新疆業務員叫來,我們看看他再說行嗎?」
復員軍人看我一眼,好像稱讚我這辦法對。這女孩子一聽,臉仿佛都亮了,馬上點頭答應,去了。我、復員軍人,還有那幾個打撲克的,都蹲在一塊,等那新疆業務員來。我們說好,他來了,咱就好好盤問他,別客氣。別叫這始娘不明不白的毀了。
不會兒,那女孩子就領一個男人來。這人和那女孩子差不離高,腿挺短,有點羅圈,上邊一件藍布大棉襖,提着個黑人造革的手提包,皮膚給風吹日曬又粗又黑,眼珠很大,很精明,一看就是業務員,沒錯。他說他三十多歲,我看起碼四十二、三。還沒等我們站起身他就蹲在對面,打上衣口袋摸出一盒「墨菊牌」煙捲,飛快抽出一根給我,又拿出幾根,一人一根扔過去,這在業務員那行叫「發煙捲」。我們才要謝絕,他齜着牙笑道:「煙酒不分家。」憑我的觀察力,他是業務員絲毫不用懷疑了。不等我仔細打量他。他眼睛在我們個個身上來回掃過兩趟,可每一眼都好像把我們看透。我看這人過分精明,有點不放心,就問:「你是新疆什麼地方的。」我剛一說,他立即從口袋掏出一張證明信,打開,還用手指「嗒嗒」彈落裏邊夾着的煙末子,送給我,又掏出一個紅塑料皮工作證給我。一看,確實是新疆烏魯木齊市的,一個叫「紅衛印刷廠」的單位工作,證明信上說是來買圓盤印刷機。工作證上還有他的照片,蓋過鋼印。照片就是他本人,不僅沒有任何破綻,還叫人心裏踏實了。我們幾個把他的工作證和證明信都傳着看了,這下不但沒有任何疑問,也沒話可說,有點犯傻。他卻說了:
「咱們素不相識,我的話信不信由你們。可還得說一句,我和這姑娘也素不相識,她的話我都信了。我可不是硬要把她帶定。我是在這兒等車,看她坐在旁邊哭,哭得挺可憐,我以為她缺錢,要幫她,誰知她一說,是在生產隊受氣跑出來的。人心都是肉長的,對不?我挺同情她。我家在北京,住在西直門草打廠117號。爹娘和一個姐姐現在還住在那兒。我是十年前支邊到新疆去的。原先干車工,廠里看我能幹,能跑能顛,叫我出來干業務採購這行,吃苦受累唄。我一直沒結婚。你們不知新疆那鬼地方,內地的女人大都是男人帶去的,單身女人也不願嫁當地人,都想法嫁到內地,好回內地唄。當地的女人跟咱習慣和不來。我在內地找不到媳婦,誰都明白,嫁給我就等於充軍了。條件再差的,瘸的、瞎的、有毛病的也不肯。我就一直沒結婚。可你們別以為我非有老婆不行,光棍也有光棍的自由,各有各的樂兒,我也習慣單身生活。要不是碰見這姑娘,我根本沒打算結婚。當時我看她怪可憐,無親無故,生一個想法,帶她回去。可我總不能不沾親不帶故帶一個姑娘回去,算哪門子事?我說是我妹妹行嗎?單位人會說,你哪輩子的妹妹呀,怎麼以前填表從來沒這個人呀,是吧。我又不忍心看她這樣,就說你要嫁我,我管你。說實在的,她一沒戶口,二沒糧食,跑到哪兒也沒法活。我還好,跑這些年業務,地面上關係都熟,再說那邊也沒這邊嚴。起個戶口,弄個口糧,不成問題。我說這些你放心,我要你就對得起你,我今年三十六、七了,她說她才二十,差着不小呢。我這麼大人了,也不會欺侮這個小姑娘。我這麼好心待她,她將來也不會對不起我。對吧!她說她得找個人問問去,就找到你們了。你們幾位看,這事合適不合適,要是合適我們就走。反正再過半個小時火車就來了。要是不合適就算,我走我的。反正我對得起自己良心了。我才剛說過,我不是非結婚不行,就是同情她。說老實話,我也是看這個姑娘是個老實人。娶了她也算是福氣吧,我一口氣把心裏話全掏出來了。成不成你們說,她既然信得過你們幾位,我也信得過你們幾位。我沒話了,你們說吧!」
復員軍人和那幾個都看我,等我說,大概他們聽了這些通情達理的話,也無話可說了。我說什麼呢?我反來復去把那工作證和證明信看了又看,愈看愈沒話說。當然,從形象上看,他們絕對不是一對,完全不合套。一個文氣的、沒有任何社會經驗的少女,一個是老練甚至有點油滑的業務員。年齡幾乎差着一代。可是如果我說不合適,這男人走了,這姑娘又該怎麼辦?我們幾個不多會兒也要各奔東西,她一個人沒吃沒喝沒有住處,留在這裏,還不如一隻小貓。難道我們中間有誰可以把她帶回去?吃喝先不說,誰家都是一間屋子半間炕,住在哪兒,戶口又怎麼辦。沒戶口不就是窩藏黑人了?我實在沒辦法了,只好問那女孩:「你覺得怎麼樣?」她一直低着頭,不言語。我想,是啊,她找我,不就是叫我拿主意嗎?我只好對這業務員說:
「如果她本人真願意,要是真跟了你,你無論如何也得疼她。你想想,她一個女孩子,沒父沒母沒親人,那麼老遠跟你去了,一下子幾千里地以外,你要是……要是對不起她,她找誰去?」
這業務員馬上伸出一隻手攔住我說:「您可別這麼說,您說您同情她,我更同情她。您同情她只是嘴頭上同情,我得帶回去養着她。要不您帶她走,您要能把她帶走,我佩服您。怎麼樣,不成吧。我可不是跟您嗆火,是說您甭拿咱好心當別的。您想想,我給她買一張車票回去得花多少錢?到我們那兒也不能馬上工作,她這身子骨我看只能料理家務。我得管她吃穿。當然我認頭,她是我老婆了,我的人,我不疼誰疼?我把她弄回去,欺侮她,整天惹氣,我撐的?我放着光棍一身輕的日子不過,找彆扭?咱再把話說遠點,我已經快四十的人了,還指她生兒育女,還得一塊過一輩子呢。尤其在那麼老遠那鬼地方,只有親的熱才是自己的,您說對吧。」
他說得眼珠直冒光,好像犯火氣了。我給他說得悶住口。不單沒話,一個字兒也沒有了。旁邊那復員軍人把話接過去對業務員說:
「嘆,我說,這同志勸你,也是為你好。雖然這姑娘跟你,是你的人,可你們倆不是還沒說定嗎?我們不認識她,也不認識你,為什麼管這事,是看這始娘可憐。你要是明白人,就懂得我們這些話不僅為這姑娘好,也是為你好。對吧!」
這業務員不大情願地點點頭,他還有點氣哼哼,好像我們冤枉了好人。旁邊那幾位也連勸帶說,那業務員站起身說:「那我謝謝你們幾位了。你們看這事怎麼辦?」眼瞅着我。
我問那姑娘:「你說這麼行嗎?」
那始娘一直低着頭。聽完我的話,輕輕點了一下頭。還直怔照站着,好像不知該怎麼做。
業務員對她說:「要是說定了,咱就得走了,還得補一張車票去,再晚怕沒票了。」
那姑娘頭還是沒抬,對我說聲:「我總記住您。」轉身跟着業務員去了。這句話可有點撕我的心。我忽然靈機一動,拿筆在紙上寫了幾個字,叫住她,跑上去說:「這是我的地址姓名,有什麼需要我幫助,寫信給我。」她接過紙條就哭了,哭着就走了。我一直站着看他們走遠。這姑娘一直跟那業務員保持兩三尺遠的距離,中間空的那塊地方,是遠處的車站。兩個氣質經歷各個方面完全無關的人,就這麼走到一起去了。她和他保持這個距離,不願和他挨近,大概出於一個少女的自尊,還是出於什麼別的心理,就琢磨不透了。我看着,心裏不是滋味。
事過之後,一直沒有收到這女孩子的來信,我想她肯定在遙遠的邊疆生活或生存了。也許在操持家務,也許已經生兒育女。但願那個其貌不揚的業務員心地還好,能在這艱難世事中給她一點點溫暖。不知為什麼,偶然這女孩子的身影在我眼前閃過時,我總帶着一點擔心,一點不安,好像還有一點點內疚似的。
七五年秋天我去北京出差。忽然想起那姑娘,很想知道她的情況,想到那新疆業務員在北京家的地址,是西直門內草打廠117號。我去了,找到草打廠,非常奇怪,那兒根本沒有117號,我以為我記錯了。再找17號和77號,都不對。我就找到居委會,問一個街道代表老大娘,她說這兒從來沒有這家人,也沒人去新疆支邊,根本沒這個人,我再往深問,她起了疑心,反而問我姓氏名誰,找這人幹什麼,還向我要工作證看。那時到處都搞階級鬥爭,好像到處都有階級敵人。我要是再追下去,她就會把我帶到派出所去的。我只好應付一下去了。
走出草打廠我才意識到,我受了那所謂的新疆業務員騙了,那姑娘也受騙了。我竟全傻了。已經事隔一年,那姑娘可能被賣,可能受到更悲慘的命運,甚至可能不在人世。我就深深的後悔起來,如果當初我制止,那姑娘即便被迫無奈回到生產隊,也不會落到這處境。都是因為我!在人家把命運壓在自己手上時,自己卻輕易的處置了,這究竟不是一個人問路問道呀,可是我又想,如果當時不那麼辦,又該怎麼辦。跟着我又覺得這是為自己開脫。我這是沒有人性,夠不上一個男人。每逢此時,我會自己給自己胸脯來上幾拳。
我不想往下說了……我現在只想知道這姑娘如今在哪裏?
我畫過一張畫,從泥濘通向遠處的陽光。這畫是我為這姑娘畫的。但願有一天能把這畫送給她。當然這也是用來安慰自己罷了。
那時,一個人的命運,往往也是千萬個人的命運。
(選自馮驥才著《一百個人的十年》,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