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踩着9厘米粉色高跟鞋走來,扎馬尾,齊劉海,黝黑的皮膚映襯着身上一襲白色修身長裙,裙擺上點綴着紅玫瑰。粉紫色鐲子和銀灰色手錶並排套在左手腕上,指間還掛着一個粉白相間的皮包。
從背影來看,你絲毫不會懷疑這是一名女性。但她一開口,粗糲的嗓音立刻暴露了男性特徵,再加上嘴唇上方隱約可見的青色胡茬,頓時引來周圍人的注目。
這是本文主人公,一名28歲的跨性別女性。
2021年過年,她告別了男性身份「孫樹田」,為自己取名孫悅靈,向家人正式出櫃。一年半後,她被父母送入秦皇島市九龍山醫院強制扭轉,經歷了七次電擊治療和近三個月的藥物治療,身心嚴重受創。
今年年初,孫悅靈決定起訴這家精神專科醫院。她的代理律師郭睿稱,根據公開信息,這是國內跨性別者起訴扭轉醫院的第一案。
最開始,孫悅靈向外界展現出了一個逃離「舊世界」、捍衛性別多元主義的鬥士形象,故事的展開也順理成章——關於一個性少數人士如何在重重壓力下,掙脫家庭控制與傳統規訓。
但回到縣城老家,她更加弱勢的父母生活窘迫,在熟人社會備受輿論壓力。而孫悅靈離家後,在街頭流浪,頻繁陷入失業困境,數次企圖自殺。理想中沒有歧視的烏托邦,在現實社會並不存在,她掉入新與舊的縫隙中,痛苦掙扎。
故事本應在這裏結束,卻出現了意外轉折。孫悅靈提及的諸多經歷,被發現存在虛構成分,這讓她被視作「精神病人」,同時也成為不完美受害者。
對於孫悅靈的前後矛盾,援助過她的心理諮詢師如此形容,「我想,這也是人性的複雜性,和這個世界的複雜性。」
「鬥士」
我第一次見到孫悅靈,是今年8月2日,在北京回龍觀醫院的門診前。她看起來有些緊張,與人說話時,眼神先看向地面,然後立刻瞟向別處,不直視對方,嘴裏不停碎碎念。
見面前,孫悅靈在微信上發來好幾個長語音條介紹自己,「我2021年正式向父母出櫃,2022年就被父母關進扭轉機構,2023年才獲得真正的自由和獨立。可以說這幾年,我一直在跟父母反抗與鬥爭。」
說到「鬥爭」兩個字時,原本平淡的語氣突然加重,接下來的幾句話,仿佛在發表演講,一字一頓地吐出標準答案——「堅持性別多元化,堅持按照彩虹意志在走,性別不再是單一的,唯有支持多樣化才是正道。」
出櫃後,她堅持在從小長大的縣城穿女裝,父母指責她影響惡劣,讓一家人沒臉在縣城待下去。她向醫生吐露了兩次自殺,其中一次是2023年9月,因為父母經常罵自己「二椅子」(北方方言,形容男孩沒有陽剛之氣)、「陰魂不散」、「不正常」,她割了腕,被朋友送去醫院搶救。
「你有沒有想過不走這條路,回到自己本身的那個?」候診時,一位陪孩子來的中年阿姨輕聲問她。
這句話喚起了她的表達欲,「受父母反對,差點就放棄了,但是我要做真正的自己,我的內心就是女生。」她越說越激動,聲音迴蕩在安靜的大廳,「任何人也改變不了,社會再怎麼變也改變不了我,你知道嗎?」
孫悅靈的背影
一個捍衛性別多元的「鬥士」,這是她最初展現出的形象。
為此,她還主動談起做過的行動——大學時創建LGBT公益團體,當時她還沒有正式出櫃。
被問到創建契機時,她沒有正面回答,轉而輸出理念,「每個群體都有它存在的道理,應該有包容天地萬物的心理,給予ta們生存空間,創建一個充滿愛的世界,不再充滿偏見和歧視,多好……」
闡述持續了近兩分鐘,直至說到盡興,「我當時堅定自己的信念,就是愛與和平。」
採訪初期,她經常答非所問、描述誇張,問及事件和細節時常常迴避,反而在說起「大詞」上滔滔不絕。她有一套應對問題的話語體系,頻繁說到愛、多元、包容、做自己,並痛斥社會對性少數群體的偏見和歧視。
在北京看病短暫停留的兩天,孫悅靈穿着女裝,拿着男性身份證入住青年旅舍,遭到老闆的拒絕。
第二天,她發來消息,「臨時住的地方太難找了,都(只)認可二元性別」。緊接着又控訴,「多元性別在大城市有阻礙,當今社會多元性別身份在哪兒?」
臨時生活
從北京回到天津,「鬥士」的生活顯露出殘酷的一面,她露宿街頭、朝不保夕。
臨時的「家」原本在朋友的汽車後備廂,後來搬到小區地下車庫。狹窄黑暗的空間裏,兩個行李箱裝着衣服和被褥,地上五顏六色的膠袋依次排開,盛着化妝品、速食、中藥和日用品,這些是她的全部家當。
8月5日零點左右,孫悅靈到達一座廢棄酒店門前的圓形穹頂下,先把一層薄薄的藍色褥子鋪到地上,再放上粉色枕頭、脫掉白色蝴蝶結鞋子,然後熟練地躺在「床」上,開啟睡前刷手機時間。
地鋪周圍被四根廊柱環繞,附近常有黃鼠狼出沒。即使露宿街頭,她也保持着一些精緻的習慣,比如抱着一個棕色小熊玩偶入睡,行李箱內還裝着粉色絲質睡衣,等街上無人時,她就換上。
孫悅靈露宿的廢棄酒店門前
流浪生活,是從離家後開始的。去年9月,她跟父母決裂,逃離了縣城,大腦脫離了控制,身體再次攝入雌激素,綠皮火車把她帶到很多城市,歧視和偏見被遠遠拋在身後,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
她也開始尋找身份認同,每天關注LGBT群體的新聞,加了很多跨性別社群,參加線上活動和講座。屬於性少數群體的概念和知識,進入她的視野,如今嘴裏蹦出的各類理論,就是學習後的成果。
那些語言,為她勾畫出一幅理想的烏托邦圖景,在那裏,人人生而平等,而她自己也有機會成為城邦的建設者,她仿佛「重獲新生」。
但從網絡回到現實,理論失效了,謀生才是最大的困難。
孫悅靈一直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畢業後,尚未出櫃的她去過秦皇島一家電子廠,做零件測試工作。招聘條件中明確規定,員工不能穿奇裝異服,她只能以男性形象出現在工廠實驗室,回到宿舍後,再偷偷穿女裝、吃藥,被偶然發現後,受過幾次議論和嘲笑。
她以為自己在公開場合隱藏得很好,但入職不到一個月,領導就要求她主動離職,並未明確告知緣由,她沒有拿到工資。
出櫃後,就業更難。當她穿着女裝應聘,而身份證上的性別是男時,招聘方幾乎清一色地拒絕。唯一接納她的是零工行業,她做過線上兼職主播,還有一些不看重形象的臨時工,比如在東北麻辣燙店當服務員,一個月收入兩千多元。
但這些都不是長久之計。離家後的孫悅靈變成了「浮萍」,無依無靠,只能依賴跨性別社群的支持。她最信任的跨性別姐妹王敏,也是通過社群結識的,今年3月,孫悅靈去天津投奔她。
此後,王敏幾乎成了孫悅靈唯一的「救命稻草」。她用自己的醫保卡,給孫悅靈掛號,還為她支付每個月1500元的房租。有幾次,孫悅靈在王敏家吃她母親送來的飯,羨慕地說,「剩飯也好,我這都沒人給我送。」
兩個月後,王敏也無力負擔房租,孫悅靈開始走上街頭露宿,她後來在醫院的檢查指標顯示,身體營養不良。
跨性別社群的志願者陳軍米,見證了孫悅靈失業期間極度缺乏安全感的一面——難以集中注意力,感到緊張焦慮,經常訴說沒有人能夠理解她,希望更多人關注她的存在。
孫悅靈的處境不是個例。由北京同志中心發佈的《2021年全國跨性別健康調研報告》顯示,3381位跨性別者中,失業率為15.9%,約為同期城鎮登記失業率的2.7倍,還有30.7%的受訪者年收入低於一萬元。
為了生存,大部分跨性別女性選擇隱藏真實身份,過一種「雙面人生」,公開出櫃的人則普遍靠家庭救濟。陳軍米看到了背後社會救助機制的缺位,「她(孫悅靈)沒有被看到,被社會遺棄掉了。」
7月的一個深夜,孫悅靈在地鋪上剛要入睡,一個叫曾志的跑腿小哥突然過來搭話,說自己也露宿在旁邊。兩人互相吐露傷痛,孫悅靈訴說出櫃的經歷,曾志聊起在東北老家患「精神障礙」的母親。
兩個「無家可歸者」開始相互扶持,曾志早上給孫悅靈買早餐,孫悅靈跟他一起跑腿,遇到太沉的單子,兩個人就一起抬。周末不接單時,曾志騎電動車載着孫悅靈去醫院看病,或者兜風遊玩。七八月天津多雨,他們各自搭帳篷睡在街頭。
顛沛流離的日子裏,曾志充當了孫悅靈臨時的「家人」,她感慨過,「如果沒有小哥照顧,我的生活又是另一個樣子。」
被製造的病人
被強制送醫的97天,給孫悅靈的身心造成了嚴重傷害。
她總會做噩夢回到精神病院,毫無反抗之力;她控制不住情緒,像一顆「定時炸彈」,曾在寄住朋友家時深夜發脾氣,影響了樓下孕婦休息,不得不向對方賠錢道歉,搬了出來。租房期間,她經常產生自殺念頭,王敏幾乎每天陪她語音聊天,一直到凌晨一兩點。後來因為「鬧」自殺,警察來了兩次,房東拒絕繼續出租,她才開始露宿街頭。
8月2日,北京回龍觀醫院的精神衛生檢測結果顯示,孫悅靈有輕中度抑鬱傾向、中重度非社會化傾向,最大可能的社會適應障礙、行為障礙,以及強迫、疑病、驚恐發作等。
孫悅靈曾接受電擊「扭轉治療」的住院樓
今年年初,律師郭睿決定代理孫悅靈的案件,以侵犯人格權、人身自由權起訴電擊扭轉她的秦皇島市九龍山醫院(又稱「秦皇島市第五醫院」)。案件於8月13日開庭,孫悅靈向醫院索賠包含誤工費、護理費、精神損害撫慰金等共計82931.22元。目前該案處於調解階段。
郭睿指出了兩點問題,一是醫院對強制收治權力的濫用,二是對同性戀和跨性別人群的雙重歧視,「此事能進入法律程序,將對更多被扭轉治療的受害者有幫助,具有公共價值。」
8月5日下午,距離案件開庭前一周,孫悅靈回了一趟秦皇島市九龍山醫院。她曾在這裏被診斷為「同性戀」,具體說法是:自我不和諧的性取向。醫生告知她母親周桂芳,這就是「精神病」,需要入院治療。
坐電梯上三樓,到達「臨床二科」住院部,兩道鐵門背後,是患者所在的病房。2022年7月22日,兩個又高又瘦的男護士把孫悅靈押入鐵門後,用束縛帶把她綁在病床上,直到傍晚才鬆開。
病歷顯示,收治時孫悅靈意識清晰,定向力準確,對答切題,在勉強狀態下住院,周桂芳簽署了《非自願入院治療知情同意書》。
入院第11天,住院醫師張玲在查房記錄中寫,「思維未見明顯變化,仍不願意換下女裝,不願理髮。」又過了25天後,藥物仍未改變她的性別認同,她反覆詢問醫生,「為什麼不做父母的工作,讓父母理解這個群體?」
2022年8月28日當晚,孫悅靈忽然收到護士發的蛋糕和牛奶,吃完後開始禁食禁水、測體重,她不知道即將發生什麼。
治療方案有了改變。第二天,護士把孫悅靈帶到MECT治療室,她躺在病床上,先被注射麻醉劑,然後手腳和胸口被貼上金屬片,一切準備就緒後,一個穿白大褂的男醫生按下按鈕,電流立刻通過全身。
疼痛襲來,她呼吸困難,暈了過去,再次睜開雙眼時,已經被推回病房,躺了很久才緩過來,電擊後的食物是雞蛋糕。此後每隔三四天,孫悅靈就會在晚飯收到牛奶和蛋糕,這是一種信號,第二天要電擊了,當晚就要在恐懼中度過。
她反抗過兩次,都毫無作用,直到第七次電擊結束,牛奶和蛋糕才沒再出現。
針對孫悅靈性別認同而採取的「扭轉治療」,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的醫生潘柏林認為並不科學,「非但無效,還會加重自我厭惡和焦慮情緒,甚至會引起更嚴重的抑鬱、焦慮和自殺風險。」潘柏林從業20年,發起了國內第一個「跨性別多學科綜合門診」,已幫助超過2500位跨性別者。
孫悅靈出院後,心理諮詢師W曾為她做過一段時間公益諮詢。孫悅靈提到,電擊把她整個人都電壞了。W曾訪談過多位被電擊治療的跨性別者,發現電擊會對大腦神經造成嚴重損傷,創傷壓力之下,人會產生嚴重的解離和遺忘,進而變得避世、易怒、性格極端或邊緣。
臨床二科病房
兩年後重返秦皇島市九龍山醫院,在8月5日當天的出診表中,孫悅靈看到了熟悉的名字:臨床二科主任王秀奎。她掛了號,走入診室。
穿着白大褂的王秀奎上身前傾,眼睛從兩個鏡片後露出來,認出了她,「你是不是住二科?我認得你,不用診斷,你是不是有點性取向問題?」
和當初一樣,王秀奎認為孫悅靈是同性戀,直接診斷為「性取向認同障礙」。孫悅靈則強調自己的跨性別身份,「我屬於非二元性別,你們醫院應該缺這個概念,性別認同障礙和性取向障礙有區別,知道嗎?」
在北京回龍觀醫院,孫悅靈拿到的診斷為「易性症,男跨女」。根據2022年最新生效的《國際疾病分類標準第11版》,與跨性別相關的「性別認同障礙」不再被列為心理疾病。
王秀奎堅持自己的診斷,他用中西方國情不同來解釋,「那是國外講『去除』,在美國英國這些西方國家,咱們中國診斷的癔症,他們還沒有呢。」
他所在的臨床二科,每年都會接診兩三個LGBT人士,先下診斷,再取得監護人同意,就可以完成收治,當事人的意願則被排除在外。
扭轉成功過嗎?王秀奎說,「成功不了,幾率很小。」
但他仍然把對孫悅靈的「扭轉」視作「正義的試驗」,一是促進家庭和諧——「因為『他』爸媽有這個需求,試一試,了了他們的心願,給『他』糾正過來,找個女朋友結婚,正常過日子嘛。」
二是維護社會穩定——「如果『他』爸媽因為這個自殺,不影響社會治安嗎?」在他口中,這場試驗的最高期限是三個月,時間一到,醫生就告知孫悅靈父母,已經治好了。
但如今孫悅靈的性別認同仍然為女,王秀奎擺擺手,表示現在不會再收治了,「我們投降了,治不好,她腦子就這麼想的,就是真格的。」
談話接近尾聲時,這名醫生還提及對LGBT人群的看法,「不違法,但如果人類都是同性戀的話,這世界就滅種了,這個地球是不是就要滅亡了?」
面對年輕人的性別多元思想,他的態度是,「不是一代人能解決整個社會的大規律」。
重返「舊世界」
邁出精神病院的大門,孫悅靈坐上車,一路向北,往她心中更深的「舊世界」駛去,那是8月5日傍晚。
她的老家是河北省東北部的一座小縣城,沒有火車站,需乘坐兩小時左右的大巴才能到達最近的市里,直到2018年,縣城才摘掉貧困縣的帽子。她的父母在這個熟人社會生活了幾十多年,在街坊鄰居的注視下工作、結婚、生子。
2021年過年,她把長發、女裝和跨性別的概念帶了回去,正式宣告,「我想以女孩子身份進入社會。」
「這輩子沒見過,沒聽說過。」闔家團圓的日子,父母的天塌了。第二年,母親周桂芳聽從朋友的建議,把孫悅靈送去了精神病院,
周桂芳沒去探視過,捎去了日用品和衣服,打過一次半小時的電話。電話里,孫悅靈哭訴自己崩潰了,「想離開這個鬼地方」。周桂芳回復,好了就接你出來。
那年中秋節,孫悅靈是在醫院度過的,沒吃到月餅,出院遙遙無期,她感到絕望。護士跟她閒聊——要是想出院,就得表現出男孩子的樣子。一個病友出主意,「你就得找個女的形婚,穩住你爸媽。」
他們的話提供了一種思路,「所有的意識形態都要像男生一樣,才能離開」,這個想法出現後,她決定犧牲長發,換掉女裝。
住院兩個多月後,醫生的查房記錄有了變化——「患者服從管理,同意將頭髮剪短,能隨其他病友參加康復治療。」
直到住院97天後,父母來醫院辦理了出院手續。
秦皇島市第五醫院康複課程表
入院時是盛夏,出院已是深秋,短髮的孫悅靈穿着一件薄薄的長袖走出醫院,眼前的一切都很不真實。
父親來接她,到家後母親做好了飯,激素藥停了之後,她的胸部縮小,恢復了男生的樣子。兩個老人覺得,原來的兒子終於回來了。
回到房間,孫悅靈發現自己的化妝品和衣服都消失了,手機也不見了。她不在時,母親處理了一切,周桂芳給了她一台老年機,只能接打電話。去醫院走了一遭後,她意識到,反抗只會加深矛盾,於是決定在父母面前扮演男性,期待有朝一日,能得到二老的理解。
但壓抑帶來了更大的痛苦。孫悅靈的性別開始發生流動,時而是男,時而是女,徘徊在兩性之間,後來變成「兩個靈魂在搶佔一具肉體」,無法融合,無法控制,直至被扯成兩半,「變成雙重人格,都快精神分裂了。」
她必須做出選擇。2023年9月初的夜晚,大吵一架後,她推開家門。母親威脅道,「你只要走出這個門,以後還是這種狀態,就永遠不用再登大門。」
孫悅靈沒有回頭,踏上火車。
8月5日傍晚,孫悅靈回到老家
一年過去,她還是回來了,回到了這個原本「再也不想回來的傷心之地"。狹窄的石板路上,高跟鞋撞擊地面的聲響停在一扇紅色鐵門前,她希望跟父母和解。
門沒上鎖,輕輕一推就開了。穿着紫色花襯衫、白髮爬上雙鬢的周桂芳從屋裏走出來,目光瞟到門口的孫悅靈,就條件反射式地擺手趕人,「不行不行,走走走。」
緊接着是一連串拒絕,「我們不認識她」「你們再這樣我報警了」。孫悅靈積攢的情緒瞬間爆發,「就這麼固執,死活不肯認我,巴不得我死了。」
跟離家那天一樣,「咣當」一聲,大門鎖上了,溝通的窗口也隨之關閉。
被父母拒之門外的第二天,深夜12點左右,我收到了王敏發來的消息——「靈兒吃安眠藥了,想自殺」。但當我急忙趕到孫悅靈的住處時,她正在跟王敏打語音,沒有服用安眠藥。
整個人癱坐在椅子上,她先是吐露對父母的理解,「他們逼迫也有苦衷和無奈,半輩子都在為老思想而活,做子女的應該理解老人的不容易。」然後大聲地自我攻擊,「所有錯誤都在我身上。我活着就是個錯誤。我對不起父母。我該死。」
援助孫悅靈的社工核桃告訴我,自殺有三個步驟——意念、計劃和行為,如果找到宣洩渠道,痛苦減少,自殺意念就會降低,如此反覆。而自殺干預的正確方式是,把每一次求救都當成真正實施來處理。
她也多次提起,要把死作為最後的反抗,逼父母轉換觀念——「我想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改變這個事情」。
愧疚、威脅和尋求理解相互交織,這是跨性別人群共性的複雜心理,心理諮詢師W轉述過一些人的真實想法——「如果我死了,父母就會後悔,他們就明白我有多難過。」「要是再這樣逼我,我就死給你們看,不行就來給我收屍。」
但生命的代價不一定會換來改變。核桃記得,一位跨性別女性先後三次自殺,最後還是離開了。她死後,墓碑被母親以「兒子某某之墓」命名。
「就算你死了,他們還是接受不了。」電話那頭,王敏冷靜地勸說,「他們不接受,那你就為自己而活。」
「我從來沒想過為自己而活,你知道嗎?」孫悅靈的聲音沉下來。
在那個深夜,一切關於「做自己」的宣言和口號都瓦解了,她變得不像初見時的那個反抗者,兩個靈魂再次佔據她的身體,一個奔向了新思想,一個還殘留在「舊世界」。
生存,還是自由
孫悅靈企圖自殺的第二天,我再次見到了她的母親周桂芳。
為了不驚動左鄰右舍,她把門掀開一條縫,迅速把我領到院子一角,一個多小時內,她始終警惕地瞪大雙眼,語氣驚恐,音量像耳語一樣微弱,生怕任何談話聲穿透牆壁,驚動樓上臥床的老人,或者被路人聽去。
這是一座老舊的自建磚房,院子不大,屋頂引水槽的鐵皮鏽跡斑斑,幾塊碎磚隨意壘成台階,門上掛着幾串粉色珠簾,院子中央堆滿白色泡沫箱,裏面栽種的菜苗長勢旺盛,灰土色牆上依稀還能看到,孫悅靈童年時用粉筆畫的小人兒。
孫悅靈老家院子裏的植物
自從孫悅靈出櫃後,周桂芳就很少走出這幢老房子,為數不多的必要出行,仍能聽到指指點點的聲音,「她家幹什麼缺德事兒了?」
後來周桂芳連菜市場都不想去,經常在家裏種菜吃,每當此時,孫悅靈就會在她耳邊談論跨性別的概念,周桂芳聽不懂,認為她說的是「歪門邪道」。
周桂芳生活在縣城幾十多年,鮮少走出去,孫悅靈的出櫃原本是一次接觸新思想的契機,但「舊世界的牆」太過堅固,難以打破。
跑了全國各大醫院後,周桂芳得出結論——醫生是為了盈利掙錢,才建議孫悅靈做性別重置手術。接觸心理領域從業者後,她仍然覺得,「多數都不正常,他自己不正常,就盼着別人也不正常。」
直到現在,周桂芳仍不知道電擊治療的後果,也不明白簽署知情同意書意味着什麼,但她堅持認為要配合醫生,「人家說咋治,咱們都得簽。(電擊)肯定有風險,但是有好多人那麼治好了。」
無論是科學知識,還是聞所未聞的性別多元思想,對周桂芳來說都太過遙遠,眼下最要緊的是解決生存問題。
她連續吐露出經濟困難:老房子年久失修,一漏雨就得用盆接;丈夫智力有殘疾,母親也臥病在床,如果不是照顧兩個病人,她就去後廚洗盤子,在縣城,一天掙50塊的活也有人搶着干。她提前為自己的晚年下了預判——「小病吃點藥,大病治不起」。
孫悅靈的出櫃讓原本窘迫的家雪上加霜。周桂芳口中,孫悅靈「屬於要債鬼」,畢業後就一直消耗家裏的錢,還信用卡和花唄。去北京求醫時,兩人一起露宿街頭。在家住期間,「有點錢就買那個……」周桂芳試探着說出「外賣」兩個字,還有幾十塊一盒的激素藥,而幾十塊是她和丈夫半個月的伙食費。
作為母親,周桂芳希望孫悅靈退一步,「等把錢掙到手了,再穿女裝。」
舅舅曾給孫悅靈介紹過一個央企辦公室的工作,這是來之不易的工作機會,填簡歷時,孫悅靈最終放棄填寫性別一欄,痛苦轉化為控訴,「我被你們搞得哪有性別,只能不填。」
孫悅靈堅持要性別自由,周桂芳必須考慮現實生存。先解決生存,再追求自由,是很多家長的想法,但現實情況是,相當一部分跨兒撐不到那一步。
而在縣城人的認知里,「自由」是有錢人的「特權」。一個親戚告訴周桂芳,「除非是有的是錢的家庭,不然哪家受得了。」算命先生則建議她,這孩子只能放任,「除非你們是忒有錢的,樂意給她就給她。」
周桂芳流着淚說,「我要有這個能力,我何愁給她掏錢做手術,我有能力我就支持『他』。」
這種想法並非毫無道理。一位山東跨兒家長列出了孩子出櫃後的一系列手術費——正畸3.3萬,去勢(切除睾丸)1.3萬,植髮3萬,做臉9.5萬,喉結1萬,性別重置5.5萬,共計23萬左右。還有一位北京跨兒去泰國做手術,各項費用加起來一共十多萬。兩個案例都屬於所在城市的中產家庭。
錢也不只是錢,還代表着社會地位、資源和接受新鮮事物的能力。一位生活在北京的母親,在孩子出櫃不到一個月,就帶她去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得到了正確的就醫指導。母親還找了心理諮詢師,幫助自己和孩子處理心理問題。後來,她積極參加北京同志中心組織的活動,逐步了解和接受LGBT人群。
儘管尋找到了各種社會資源的支持,這位北京的母親仍然用了五年的時間,才從心底真正接納孩子。而接受只是第一步,此後她還要面對整個家族、面對社會,這個議題將伴隨她一生。
周桂芳卻連第一步都未能抵達,為精神病院掏出的五萬多住院費,是她心中最後的自救,結果只把她和孩子的關係推向了暴力的深淵。
有一次吵架,周桂芳記得,她被孫悅靈推着肩膀到屋門口,「給你弄住了,就想着置你死。」她和丈夫嚇壞了,半夜不敢睡踏實,一點動靜就醒過來。回憶起來,她的眼神滿是恐懼,「怕她再鬧出啥事兒,拿刀子把我們殺了呢。」
但孫悅靈不承認自己動過手,反而提起父親的暴力行為——出櫃那年的夏天,她穿着一個帶兔子圖案的衣服,父親看不順眼,動手打了她。周桂芳對此否認。
到底是誰使用了暴力,成了一場「羅生門」。孫悅靈離家出走時,周桂芳心灰意冷,「讓『他』進來,我們的生命就得終止了。」
面對難以修復的裂痕,周桂芳同樣矛盾,一邊控訴孫悅靈是自己痛苦的製造者,「最後悔的就是生了『他』。」一邊又強烈地譴責自己,「我上輩子絕對是一個壞人,幹了很多很多缺德事兒。」
孫悅靈離家後,周桂芳依然困在這座老房子裏,困在家庭照顧者的角色里,她不擅長使用社交媒體與人交流,也恐懼網上潮水般的輿論,更無法像孫悅靈一樣,習得一種新的語言和知識,在其中得到庇護。
採訪那天,她只發出了一點微弱的聲音,就關上了大門。
不完美受害者
我去見周桂芳時,孫悅靈搭乘火車回到了天津。
她的周末,通常是在公園、街頭長椅和24小時便利店度過的,8月初的一個下午,她悠閒地走在夏日街頭,路過刨冰、大麻花、杏皮茶、狗不理包子,道路兩旁是翠綠的梧桐葉,一抬頭,透藍的天上飄着帶線的風箏。
深夜,在常去的便利店,她進入王敏的直播間,化身「霸道總裁」,談起公司打算在天津開一家娛樂城。直播間裏,幾位熟識的朋友都默認她的身份,開始七嘴八舌地發言。
孫悅靈壓不住嘴角的笑意,大方承諾給朋友們提供重要職位,「回頭派點人來天津,開個分部,讓我姐變成項目負責人,再讓XX哥當管理。」
但當討論氛圍到達高點時,她忽然嘆了口氣,吐露公司最近陷入了困境——資金虧損嚴重,她掏出幾百萬堵窟窿,導致自己的銀行卡被凍結,同時外部競爭對手打壓,拿下的地段有爭議,而內部董事會又「暗流涌動」,她不能立刻公開跨性別身份,因為「有兩股勢力在跟我對着幹,如果傳出蛛絲馬跡,讓他們把我扳倒,我就完了」。
「你好,有整箱的酒嗎?」兩名男子忽然走進便利店,打斷了這場商戰表演,孫悅靈收回總裁的口吻,尷尬一笑,「我不是店員。」然後轉向直播間,繼續調侃道,「看來我是有服務員氣質啊。」
我搜索後發現,她口中的娛樂公司,公開股東名單里並沒有她的名字。慢慢地,她的其他身份也開始露出破綻。
她曾說自己大學就讀於河北傳媒學院的音樂表演專業,但學信網賬號顯示,她實際畢業於河北建材職業技術學院的計算機信息管理專業。
她多次提過,畢業後在一家MCN機構當主播,出演過一部古裝網絡微劇《白狐傳奇》。但這家MCN機構的法務在採訪中表示,和孫悅靈只簽了合作協議,不存在正式勞動關係,且她簽約後大概率沒有直播。
就連她的社交媒體形象也是「假的」。孫悅靈說自己從小就學習古箏,並在朋友圈持續分享一位女生彈古箏的視頻,用自己的口吻配字,「小女子靈兒獻醜了」。
這名女生跟孫悅靈長相完全不一致,其實是天津一家娛樂公司的簽約主播。那部網絡微劇的女主角,也另有其人,當一張截然不同的臉被舉到面前時,孫悅靈卻信誓旦旦地說,那就是化妝後的自己。
她穿梭於多重身份外殼之中,但真正走上前,掀開每一個殼子,裏面都空空如也。
我把上述情況描述給了精神分析家龍傘樹,對方判斷,「她的精神問題很嚴重,在網上看到一個人的人生,就把想要的那部分拿過來,編織成自己的故事。嚴格意義上講,她是一個縫合怪。」
另外他覺得,不能把孫悅靈的行為簡單定義為欺騙,站在她的角度去理解,那是她唯一的選擇——「當一個人一定要用偽裝的人設來面對你或者世界時,那意味着她堅定地認為,原本的自己是絕不可能被任何人接受的。」
但後來,一個更大的謊言浮出水面。
8月7日,孫悅靈再次離開老家
認識第一天,孫悅靈就告知了一個噩耗,今年7月在天津的醫院被診斷為惡性心臟主動脈瘤,她的社交媒體上有診斷截圖。後來她又透露腫瘤是晚期,只剩下兩個月壽命。
因為承擔不起手術費用,孫悅靈經常把「死」和「痛苦」掛在嘴邊。她曾向陳軍米求助過,對方提出可以籌款,要求她發送醫院的票據開銷,她一直沒有提供。
起初,腫瘤的真實性沒有被重點懷疑,直到一天深夜,律師郭睿帶她做心臟檢查,結果讓所有人意外——沒有腫瘤,心臟結構功能未見異常。後來,我又發現,她在天津的心臟診斷截圖,患者信息並非她本人,而是來源於網上一名38歲的女性患者。
當病例截圖作為證據放到面前時,她突然不說話了,手裏不停擺弄紙巾,言辭閃爍,「我當時不方便公開我真正的病情……轉院沒來得及回去取……」
我表達了對她的理解,而不是批判,希望她說出真實想法。她突然背過身去,語氣淡漠,「我沒什麼可隱瞞的,我沒有那麼複雜的想法。」
我又繼續詢問她,關於編造其他身份的動機,「你是希望以這種形象跟我們認識嗎?」
她回答,「對。」
她陷入沉默,片刻後,突然抬頭看天花板,嘴裏自言自語,「一步錯步步錯,有因必有果,因果報應已經到我身上了,如果沒有違背父母的意願,我怎麼能落到這種地步?」
這些真假難辨的信息,不同程度地拋向了支援她的律師、志願者、社工和記者,大家被她「搞得很崩潰」。但是目前為止,所有接受採訪的醫學和心理專業人士,都無法給出明確判斷——她的行為到底是主觀故意,還是疾病使然。
但此前在北京回龍觀醫院的精神衛生測查結果提示,她的心理狀態重度異常。其中幾處細節描述如下,「與人相處時缺乏愛別人的能力,慣於欺騙或操縱他人,缺乏自我責任感和社會道德恥感;常為尋求幫助而誇大問題的嚴重程度。」
「要說她處心積慮騙別人,好像也能理解,人在極度貧困的狀態下,做出這種行為,只能說是一種不幸,也沒辦法在道德上對她過多譴責。」社工核桃說。
知曉一切後,志願者陳軍米仍繼續為孫悅靈提供經濟和心理支持。她接觸過的跨兒中,無論從學歷、家庭關係,還是經濟狀況來看,孫悅靈都是最邊緣和最需要救助的一個。
「要追求一個完美的當事人非常難。」陳軍米說。
一次獲取愛的嘗試
回到最初的起點,是孫悅靈的性別探索之路。
一條線索是女性性格心理的出現。9歲左右,她喜歡娃娃、和女生玩得來,看偶像劇時,代入的是女性角色,比如《仙劍奇俠傳》裏的趙靈兒,能跟李逍遙發生一段愛情。18歲之後,她開始討厭鬍鬚和喉結,擔心自己變成「大叔」,她只對男性心動,陽光帥氣的男生是她偏愛的類型,「最好有胸肌腹肌」。
2020年,她大學畢業,進入一家直播公司工作,公司建議「男扮女裝」,她有了機會穿女裝、留長髮、化妝,終於「找到了自我」,後來在激素類藥物的作用下,胸部一天天膨脹起來,她感受到「身心合一」的愉悅。
在她的講述中,除了內心的本能外,還有另一條脈絡,那是一個外部壓力下的選擇。
上小學時,「孫樹田」是個瘦小的男孩,被一群高高大大的男孩欺負,有人把垃圾桶扣在他頭上,叫他「小怪物」,他向老師和家長求助,但沒有靠譜的大人出面解決問題。
大二那年,他20出頭,被一個聲音甜美的女網友吸引,想跟她戀愛。在一家小餐館裏,1米58的「孫樹田」見到了身高1米7左右的女生,對方嘲笑他個子矮,表示只能當普通朋友。他很受傷,產生了一種念頭,「異性對我根本不感興趣,做男的一點意思都沒有。」
後來個子矮成了「孫樹田」的心病,他還特地去老家權威的相親機構打聽過,女生的擇偶標準里「1米75以下的男的不要」。
即將畢業時,他又被一種社會化的壓力迅速裹挾——必須得多掙錢,必須得養家餬口,必須得有個對象,必須得傳宗接代。
「我為了擺脫男人的命運,一步一步走上那條道。」在孫悅靈看來,這都是「孫樹田」選擇做女性的誘因。
兩條脈絡相互交織,打破了我對「LGBT人群完全由先天基因決定」的認識。潘柏林表示,目前為止,醫學界對於跨性別的成因是「先天」還是「後天」尚未有明確結論,但更多學者認為,先天因素在其形成中佔有更多可能性。
龍傘樹的實際經驗則相反,在給LGBT人群做精神分析的過程中,他發現,沒有一個人完全由基因決定——「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促使ta們做出選擇。哪怕這種選擇是無意識的。」
在他看來,這個選擇是一種獲取愛的嘗試,或者說,一個關於愛的困境。「不論是她(孫悅靈)的精神還是身體,可能從來沒有被另一個人好好對待和接納過,她才堅信,需要改造自己,才有可能被愛。」
於是,她殺死了「孫樹田」,變身為孫悅靈,一個不斷生長的女性自我破殼而出。不如想像中那般輕鬆,跨性別女性中大多數都膚色白皙,黝黑的皮膚成為孫悅靈新的焦慮,她買了很多美白和護膚產品,還計劃削個骨,做面部整容。
社交媒體上,她躲在「標準美女」的照片背後,用文字表達自己的容貌焦慮,「我太矮小了,越來越難看了,我變得好醜啊。」
她身上依然有「孫樹田」的影子——不敢在人前落淚;認為應該殺死所有日本人;喜歡糾正別人來顯示自己,「你怎麼連這個都不懂」;經常脫口而出蕩婦羞辱的話,「XX願意勾引男人,是個小賤人」。傳統男性氣質中暴力的一面,也會時不時顯露在她身上,比如習慣性發脾氣、罵髒話,跟朋友吵架時,揚言要「弄死對方」。
而她對女性的理解,仍停留在最傳統的模板——女人不應該抽煙,應該穿高跟鞋、短裙、出門前化很久的妝,一定要做個「正經女人」,或者「小鳥依人」的女人。
從一個被社會建構了20多年的男性身份,到另一個同樣被建構的女性身份,過渡期是混亂的,甚至是割裂的,尋找自我是一個艱難的過程。
改變性別後,孫悅靈依然沒有獲得想要的愛情。很多直男加了她的聯繫方式後,第一句話就問,約嗎?
她渴望的是愛,不只是性。但現實是,大部分直男都只對她的生理結構感興趣,有一次她果斷拒絕,對方滿不在乎,「你不來找我玩,我就去找別人玩。」
她羨慕王敏,出櫃前後都很受歡迎,擁有一個成功人生,相比之下,自己則是失敗,「做男人,不招女人喜歡,做女生,不招男生喜歡。」
她越說越激動,忽然脫口而出,「我要有老婆孩子,我可以放棄做女人,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
反覆詢問後,我才明白她想表達的準確意思,是想擁有一個理解她、陪伴她、關愛她的人,至於性別,無關男女。
回縣城老家時路過隧道
我想起那次重返「舊世界」的行程。車子一次次穿過漆黑的隧道,隧道的盡頭是光,外面有蒼茫的山、潔白的雲、蔚藍的天,有那麼廣大的世界,她縮在後排座位,喃喃道,「金星說過,愛不分性別。」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孫樹田/孫悅靈、周桂芳、王敏、曾志、核桃、龍傘樹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