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着王教授話頭，我們往下討論，越分析越害怕，感覺有可能全面倒退到改開前的舊體制。如果聯繫到可能的戰爭因素，那麼，實施強制性的戰時共產主義制度（舉國動員體制），不僅有可能性，甚至有必然性。從意識形態抓起，高唱社會主義優越性，強調黨管一切，高度集中，全面限制並逐步降低市場經濟影響，突出國有制和集體經濟的重要性，快速往計劃體制回歸。有人說，改革開放畢竟四十多年，要退回老路很困難。王教授說，以目前的思維定勢和體制固化看，走老路比較符合現領導層（文革青少年）的認知水平。
他說，回首後毛時代，包括鄧江胡三朝在內，儘管搞了些不倫不類的改革開放，但都沒有肯定過，市場經濟是永久性方向，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是對公有經濟的附屬和補充。咱們何曾聽說過，社會主義公有制有啥方向路線錯誤？哪裏樹立過」私有制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地位？從來沒有！恰恰相反，打壓、排斥、損害，侵犯民企的土匪行徑，層出不窮。類似消滅大午集團那樣的無理剝奪，層出不窮。所以，咱們的市場經濟，沒理直氣壯過；而滅資興無，化私為公，收歸國有，似乎光明正大，理直氣壯。
當然，就算按照黨國的習慣性思維，往國有制方向靠攏，甚至全面回歸，就能解決政府的財政困難嗎？想來想去，感覺雖有一定阻力，但並非沒有緩解危機的可能。當然，至少需要下列四項配套措施，才有可能效果明顯：第一，大張旗鼓地批判鄧江胡和所謂改革派理論家，清算他們以改開為名，走權貴資本主義道路；第二，清退權貴家族藏匿的天量資產，包括追討已經轉移到海外的資產，收繳國庫，與百姓共度時艱；第三，調整苦樂不均的薪酬福利制度，回歸到改開之前的相對平均，高低差距最多十來倍，而不是如今的幾十倍，或上百倍。限制或取消官員特供、高幹病房、公車私用、奢侈度假等特權待遇；第四，如實行定量供應，應該參考三年大饑荒時期，領導幹部和普通職工的定量標準，大體上平均。
如果做到以上四條，說明還有那麼一點社會主義味道，那麼恢復相對平均而且公開透明的福利制度，就有民意基礎，推行起來相對容易。當然，如果實行戰時共產體制，就算上述四條無法做到（或者無法全部做到），愣用暴力強推，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就看你服不服，也能勉強做到，或者部分做到。別看黨國體制搞市場化效率很低，但推行暴政的效率，向來很高，比如蔡奇在北京驅逐「低端人口」，就說到做到，立竿見影。
接下來，通過一系列措施，緩解目前非常嚴重的就業問題，讓底層民眾，在平均化的低水平上，勉強維持表面穩定，有可能暫時成功。反正咱們民族，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優良傳統。比方說，先砍四板斧試試，看看效果如何：
第一斧，恢復改革開放前，由國家給大學畢業生統一分配工作的制度。或者發放失業救濟，和基本醫療服務卡，以工代賑，讓人人有飯吃，有病能治療。缺點是效率低，惡化人浮於事，優點是能快速解決青年人生存困境，有利於減少集體自殺，或者報復社會的突發事件；
第二斧，動員畢業生到邊疆和基層，給碗飯吃。然後通過層層考核和員工評議，從低到高，逐級推選或提拔。有利於改變由官選官的任人唯親惡劣風氣；
第三斧，精簡機構，減少冗員，降低薪酬，鼓勵退休或者半休，自謀職業，自己養活自己。讓過份龐大的公務員和事業編制，快速瘦身，也有利於減少財政飯的壓力。
第四斧，如果農村恢復生產隊和集體經濟，也許能啟動上山下鄉2.0版，接收並消化千百萬城市青年（包括無業可就的大學畢業生），國家發放生活補貼（或基本底薪），到農村勞動，或參與不脫產的基層管理工作，不至於在城市躺平，繼續啃老，或者像寧夏那位大學生一樣，活活餓死在出租房內。同時，也有利於改變目前鄉村幹部家族化與黑社會化的危險狀況。
當然，除了以上四板斧，還有另一種規模更大，也許見效更快的引鴆止渴辦法，就是放鬆銀根，無錨印鈔，濫發紙幣，大水漫灌，借新債還舊債的同時，無限膨脹社會購買力，製造虛假繁榮，推動房市、股市、和匯市全面上漲。最近突然出台的萬億量化寬鬆，意味着「砸鍋賣鐵」戛然而止。但令人擔憂的是，如果只在金融貨幣領域做文章，而民企和實體經濟不見起色，印鈔放水的結果，比如稀釋全民存款，加速貨幣貶值。有可能重蹈國民政府金元券變廢紙的覆轍。
當然，以上所說的變通，都能不同程度暫時緩解地方財政壓力。但其副作用也很明顯，會扼殺目前僅存的一點市場經濟殘餘，完全向毛時代的社會主義大鍋飯看齊。在高層無意也無力推動體制改革的情況下，也許能讓爛攤子繼續維持，延長垃圾時間。用劉軍寧博士的話說，無論砸鍋賣鐵，還是大水漫灌，都是治標不治本的「敗家敗國」模式，其作用，最多也就是拖延垃圾時間，不可能逆轉或者走出垃圾時間（轉引自《美國之音》陳小平對劉軍寧博士的專訪）。
我贊同王教授的說法，根據當前黨國官僚的整體素質和認知水平，他們選擇殺雞取卵政策的可能性很大。其中，既有體制本身的慣性因素，也是內外困境逼迫下的無奈之舉，明知是引鴆止渴，難以根本扭轉發展的大方向。
改變舊思維，探討新方向
當然，上述「引鴆止渴」或「敗國模式」，只是根據當前詭異的國情，做出無奈的分析預測。那麼除此之外，有沒有更好的政策選擇呢？按劉軍寧博士的說法，事情並不複雜，只要宣佈三條「新政」，立馬就能提振投資信心，收到立竿見影的神效：第一，放棄領導人的終身制，重新恢復憲法和黨章規定的任期限制。第二，釋放無理關押的民營老闆，並歸還沒收的資產，保護他們依法經營的正當權益。第三，落實國企、民企和外企的平等法律地位，歡迎並保護所有財團法人公平合法競爭。他把上述三條，稱之為「興國模式」。不過他估計，落實上述三條的可能性，低於百分之一。之所以「敗國模式」積重難返，回天乏力，是因為體制性弊病，並非習近平一朝才有的新問題，而是毛鄧江胡歷屆班子逐步積累起來的，就算習真心想改，他也未必有那個水平與能力。
回顧上世紀80年的代改革開放1.0版，它給中國社會和世界政經格局帶來的變化，舉世矚目，一度讓中國富裕強大起來，百姓生活和中國的國際地位，有了明顯提高。可惜剛四五十年，路子就越走越窄，處境越來越難，非但跟外部世界的關係日益糟糕，而且內部積累的矛盾（或危機）也越來越尖銳複雜。貧富分化，階層固化，普羅大眾越來越難，無業可就，無家可歸，外賣單王過勞死，高校才女餓斃，九青年相約跳橋，等等人間慘劇時有所聞。
有些毛左粉紅，喜歡把半吊子改革惡果，歸因於市場化，抱怨私有制和資本競爭。其實他們哭錯了墳頭，那並非改開本身的過錯，而是老鄧改開不配套，是「經濟放寬，政治收緊」的惡果。也就是溫家寶告別政壇說的那句話（大意）：沒有與經濟改革配套的政治改革，經濟改革難以持續，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據說，溫家寶有過政改動議，可惜被胡錦濤的」不折騰」頂了回去。責任也不全在他們兩個「謹小慎微，缺乏魄力」的個人，而是整套黨國體系的局限性所致。
改開初期，保守派大佬陳雲，主張「鳥籠經濟」，也就是黨國體制對經濟的管控程度，可適當放大縮小，但不能完全取消，決不能讓企業的大鳥衝出牢籠，自由放飛。為反駁陳雲，老鄧搬出「市場中性」論，說市場「古已有之」，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名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用此堵住陳雲的嘴巴，不得不贊同向市場轉軌。認真剖析，老鄧的市場」中性論」是嚴重誤導。他不明白，古已有之的那種市場，屬於簡單的小商品生產，屬於集市貿易水平，跟建立在國際分工與比較優勢基礎上的現代世界市場體系，屬於不同的層次與等級。如果沒有世貿規則和國際監管，沒有公認的行為規範與價值標準，國際分工與公平交換，根本無法順利進行。
經過貿易戰、科技戰、信息戰反覆較量，我們今天終於明白，市場經濟並非中性，它離不開跟意識形態、政治理念、司法體系，甚至文化習俗相聯繫的配套制度。換句話說，如果離開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產權私有、信息透明、公平競爭等國際準則，世界市場的運轉一天也難維持。不按照世貿要求，改革咱們的「中國特色」，中國就無法融入現代世界市場體系，這已經成為方向路線問題，而非像朱鎔基簽入世協議時說的那樣，僅是權宜之計（先簽字入世再說，能不能落實是下一步的事）。這也應了老毛那句名言（大意）：「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
9月12號，中國駐美大使謝峰，對中美關係劃出了四條新紅線：除了台灣和周邊的主權爭議，其餘三條（民主人權、道路選擇與發展權利）似乎都跟所謂「中國特色」有關，也跟中國在世界市場上咄咄逼人的廉價傾銷有關。這裏僅舉一例，說明在開放競爭的世界市場，很難界定純粹的內政。比方說中國農民工的人權狀況（包括戶口隔離，留守兒童、薪酬福利、勞動強度與工時長短，被秦暉教授稱為「低人權優勢」），看似一國內政，但在世界市場上，就成了公平競爭問題。為什麼中國產品可以低價傾銷？甚至打敗天下無敵手？除了國家出口補貼，還有勞動力成本過低因素。比方相同技術相同產品，美國工人時薪20美元，中國工人的時薪只有2美元，相差十倍，當然中國有競爭優勢。因此，美國工人，希望政府和國際勞工組織，監督中國工人的勞動條件跟福利待遇，希望差距縮小。從這個意義上說，老祖宗馬克思說的「天下工人是一家」，還真沒說錯。
總之，我們希望中國擯棄「敗國模式」，改採「興國模式」，早日走上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的康莊大道。如今，懷念老鄧80年代改開的朋友，多數看不到今日的停滯倒退，跟鄧氏改開的片面性和實用主義韜晦策略，脫不開關係。就算鄧胡趙三人再世，有本事重啟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1.0版，再繁榮幾十年，結果還是回到今日原點，走不出權貴資本主義的泥潭。
所以歸根結底，老關和朋友們的主張，不是簡單重複改革開放1.0，而是重新開啟改革開放2.0。這個話題，今天點到為止，希望有機會再深入討論。
初稿：2024年9月18日
修改：2024年9月30日
作者為北京退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