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開始我就反對「下鄉」。這倒並不是說我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當初就有了什麼學理上的批判，而是因為它攪了我玩「無線電」的興致。自「複課鬧革命」以後，除了偶爾把自己鎖在屋子裏，窗戶蒙上床單遮住光，沖洗放大幾張黑白照片之外，我的一門心思都在有兩級高放的超外差收音機上。
六八年一開始分配下鄉，頭批到北大荒的名單下來，其中就有我。我沒搭理學校軍宣隊給我發的通知，再說我那麼忙，也沒有功夫解釋。
因為自己沒去，所以去北大荒的同學動身出發我也就不好到火車站送行，否則像是陪了法場又轉身回來一樣，對不住朋友。其中有幾個同學還是我平素最要好的，他們理解我，我也就不用把那些話非拿到火車站去說。事先找了個地方，大家吃一頓。人互相明白，話其實不用多，兩句就得。
他們走後第二天，有幾個送行回來的同學說起頭天車站裏的月台上人山人海，車一動，車上車下哭作一團。我不知道從哪兒來的那麼多的氣，也不知道是對誰發那麼大的火，竟高聲叫喊起來：「哭就不要去！去就不要哭！」
這樣黑頭黑臉的話一出口，我也覺得不合適，可既然說了，嘴上就不能軟，扭頭回家了。再說，我剛裝好的那個收音機這幾天短波老收不到《美國之音》的信號，幾天來茶飯無心，我不能在學校里再多耽誤功夫。
接着又分了一次內蒙古插隊，名單上還有我，我仍舊沒去。軍宣隊問我理由，我說我從來不吃羊肉，太膻。人家說，不一定非去牧區，這次也有農區的名額。我說農區也養羊，一回事，以後再說罷。
緊跟着是到山西雁北，就是宋代楊家將跟遼國契丹人打仗的那個雁門關以北的地方。這時候大概到了六八年的年底，學校里的軍宣隊撤了，換成廣安門火車站搬運站工人組成的工宣隊，由他們管理我們這些半大小子。山西插隊的名單下來了，裏面居然還有我！工人可不象張家口口外來的解放軍，到底是地頭蛇，又是搬運工，走街串巷的，大街胡同的地理都熟得不能再熟，也不跟你多廢話，直接找到管你們家的居民委員會，讓街道上的老頭老太太跟你磨。可我還是沒有搭理他們。
不過事過三十多年之後，前些時候打電話回去找我四中時候的老學長，大我四屆的傅同華先生聊天，當初他去的就是山西。我不免又提起這段舊話，他不以為然地說：「不是這話，你搭理過他們。我記得清清楚楚的。你仗着自己家裏就你一個孩子，跑到工宣隊進駐的教研組小院，衝着工宣隊大胖子耿師傅的面就說：『兩丁抽一！兩丁抽一』！他的鼻子都快氣歪了！」
我翻來復去地想了半天，實在是記不起來了，不過這話倒象是我說的。
山西我也沒去。可形勢比人強，給我來了一個釜底抽薪：父親讓機關的造反派給抓到專案組去了。起先說是什麼「權威」，我知道那是瞎說，他算什麼權威。要是權威，文化革命一開始早都給打倒了，哪還用等到這會兒？果然不久就改口說是「特務」，其實這也是瞎說。不過後來，等父親死在專案組的大牢裏面好多年，父親的好朋友，在大學裏當教授的許伯伯找到我們，對我說，父親的問題是牽涉到朱學范的案子裏。文革裏面說這是蔣介石搞的苦肉計，特意留在大陸的釘子。那個年月，如果跟朱學范的案子有瓜葛，都不用專案組出手，無論什麼人閉上眼睛就能判我父親是特務。許伯伯說他自己也是受這個案子牽連，吃了不少苦頭。
權威也罷，特務也罷，總之是沒錢，父親的工資給凍結了。那個時候，家裏的大人如果出了事，孩子說話就不能那麼硬氣，否則動不動就可以往「階級鬥爭」上扯。我人再傻，這點上還算識相。所以山西那撥人走後，我也開始打主意找落腳的地方了。
山西的那幾個朋友特別和我說得來，所以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們。過了幾天，看見母親臉上雖然沒有什麼笑容，但話多了兩句，我就瞅個機會對她說：「媽媽，過兩天我到山西去會個朋友。」母親大概也沒有心思理我，待答不理地冷笑着說：「山西？還會個朋友？多大的口氣！」她看來並沒有當真。
有了她這句並無反對意見的回答，我開始自己準備行裝，過了幾天就和同住在一條街上的小學學長阿城一起奔赴雁北找朋友去了。
過了一個月，我們從山西鎩羽而歸，回到京城。聽母親說起我們走後的情形，倒確實覺得闖了禍，有些後悔。
母親在我走後幾天才發現我不見了。她在單位里也要整天政治學習，雖然大家都是口是心非，但鐘點夠了才能回家，一般要耗到晚上十點鐘以後。我走前留了個字條給她，說是與阿城一道走的。母親看見字條大約是慌了，因為她知道我身上平常最多只有幾塊錢，父親的工資一凍結，就更沒有多少零用錢給我了，於是她趕緊去找阿城的母親打聽。
人家的母親到底見過世面，並不慌張，說：「噢，是去了。阿城說是扒車去。」
「扒車去？什麼叫扒車？扒什麼車？」我的母親普通話不好，一些俗語不能確切領會，只得再深問一句。
「扒火車唄。《鐵道游擊隊》裏的劉洪不就是扒火車搞機槍麼？」阿城的母親笑着說。她在電影製片廠里工作多年，對電影故事早已都爛熟於胸。
我母親慌了，忙問：「怎麼扒？象劉洪那樣雙手抓門，把自己的身子吊在車廂外面？」那個時代，象《鐵道游擊隊》這樣的革命電影人人必看，所以母親對大隊長劉洪扒火車時的身手理解得絲絲入扣，一點偏差都沒有。
我聽阿城說過，她母親原先是在河北白洋淀一帶搞革命，大概對山東微山湖畔的鐵路沿線鬥爭方式並不熟悉。她竟也沒有想到這一層，經我母親一問，兩家的母親面面相覷，都慌了。
我回家之後，母親還心有餘悸地說：「不過人家的母親是見過大陣仗的，慌是慌，話頭倒是一直不斷。」
為了穩住母親的心，我一五一十地向她解釋我們是怎麼扒車去山西的細節。
其實這還是我的學長大偉兄在臨別之際傳授的錦囊妙計，囑咐我今後若是投奔他們，可用此法前去。他原先也是到山西雁北的山陰縣插隊，幾年之後到緬甸投共，不久戰死在亂軍之中。
按照計劃，我們先到永定門火車站，一人買好一張五分錢的站台票。然後跟在幾個肩挑手提行李的旅客身後，不時地好像還幫他們托上一把。上了開到大同的車，先不急着揀座位，眼睛要四周多看，直到火車開了，確實是沒人的空位子再坐下。因為是坐夜車，只檢一回票，是過了陽高，從餐車開始，往硬座這邊來。臥鋪車廂另有人管，不檢票。見到檢票的列車長和乘警過來，「敵進我退」，一直往後走。差不多快退到頭，人也就鬆懈了。趁他們不注意，端杯熱茶衝着他們就過去，要是不跟你要票，你正好過去；要是跟你要票，就手指前方說：我剛過這邊鍋爐房打水，是前邊那個車廂的，你不是剛檢過嗎？這麼快就忘啦？態度一定要從容鎮定，他們不會跟你過不去，因為返身再跟你過去對證，口子一開，前功盡棄，全亂了。
不過最後這一手，我們並沒用上。當時不知道什麼原因，檢票的還沒走到頭，火車突然就停了下來，說是臨時停車。我們趕緊開了車門跳下去，飛跑到已經檢過票的車廂，又從窗戶里鑽進來。喘息未定，車又開了。定下神來，我們覺得大偉傳授的這招還是太玄，以後要是在這條路上常來常往，恐怕還得另想辦法。
到了縣城車站倒是好辦，不出檢票口，順着鐵道走，小站的圍牆沒有多長，走不上多遠就是曠野，繞過去再回頭就進了大街。
我講得輕描淡寫，母親可是聽得神情緊張：「這就是你們的『扒車』？天下再亂也輪不到你們這樣胡來呀！」
但是母親卻沒有辦法阻止我的再次行動，因為他們單位撤消了，要下「五·七幹校」到安徽鳳陽去。至今我都認為，象我當年這樣膽小如鼠的人如今卻敢於橫行天下，政府把母親趕進幹校這步棋絕對是功不可沒的。
不過，此後我們沒有重新到山西雁北去，而是改道內蒙的阿榮旗，原因是聽說那裏掙錢多，一天的工分有九毛多錢。我甚至幻想，等我們干好了，紮下根，就把山西的那群朋友接過來，同享富貴快活。
到阿榮旗，首先要從北京坐火車到黑龍江的齊齊哈爾，坐夜車要走一天，差不多凌晨到達那裏。然後坐短途火車到小站扎蘭屯，再從那裏轉汽車到阿榮旗。事情是麻煩點，但好在有個先行者替我們鋪墊好了，可以坐享其成。這個不期而遇的朋友是通過鄰居介紹認識的李兄。
李兄說他為了尋找理想的插隊地方，已經隻身一人去過內蒙阿榮旗一趟。路上早就打定了主意，非要認識個鐵路上的列車員不能保證今後的來往暢通。結果還就真讓他「認識」了那趟列車上的一個乘務員。如今我實在是忘記了那個列車員的姓名，姑且就叫他小王。現在想來，這位列車員得七十出頭了吧，或許正在含飴弄孫，早就忘記了這段往事。即便今後從朋友那裏打聽出來他的真實姓名，我也不好直言，這是人家的私隱。
李兄是個外場人，幾句話過後就和小王心照不宣。小王懂得來意之後就開誠佈公地告訴李兄，今後可以不用買票，就坐他這趟車，只要每次給他捎上幾斤豬肉，再給十幾斤北京糧票即可。李兄有了這個底，剛到鄉下應了個卯，轉身就搭小王的車回了北京。李兄告訴我們，他不但可以介紹專跑從北京到齊齊哈爾這條線上的列車員小王，而且上次路經扎蘭屯回北京時，還認識了一個從天津分在當地車站行李房鍛煉的大學生，如果我願意，他也可以居中引見。
這可真是「窮則思變，變則通」，我聽了，頓開茅塞，不禁對李兄肅然起敬。
第二天我到學校把這番打算告訴了幾個朋友，說我準備這兩天就到阿榮旗去。眾人聽了都說且把死馬當作活馬醫，此計或許可行，並且表示願意湊錢資助我們的盤川。我當然表示無功不可受祿，事成之後再來慶賀不遲。
幾天之後的一個晚上我們動身了。仍然是一人一張五分錢站台票的手段。見到李兄介紹的小王之後，我們先是互道仰慕，然後按照要求送上豬肉和糧票。小王也是個痛快人，立刻就將我們安排到車廂里留好的座位上。車開動時，我和送行的朋友揮手告別，頗有壯士臨危受命時的感覺。
小王為人很四海，表示極度同情我們知識青年的境遇，有他值班，定不會為難，只是到檢票的時候也要給列車長一個面子，就躲在小王的列車員室裏面不要出來。我們當然依計而行。
一路無話，到了齊齊哈爾之後，小王只用一個眼色就將我們順利地送出檢票口。我們勉強在關東煙濃霧繚繞的候車室里蹲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小王果不食言，又來到車站，將我們托咐給列車員同事，送我們到扎蘭屯去。從齊齊哈爾到扎蘭屯只有兩三個小時的光景，一會兒就到了。當然，我們免不了也送了十幾斤全國糧票給小王的同事，作為投桃報李的人情。
幾經周折，我們總算到了阿榮旗。雖然說「窮則變，變則通」，可是下面還有一句「通則久」，我們卻沒有做到。情況並非全象李兄講的那般美好，辦理起來也並不簡單，而且我從來沒有在社會上和人打過交道，人家旁敲側擊的暗示重複了好幾遍，我竟還是不得要領，所以李兄原先交代過的幾個關係竟讓我一一得罪了。象我這種初出茅廬，十幾歲的學生哪裏見識過什麼世面，所以一來二去的就大感挫折。十幾天後，帶來的盤纏早已用完，心裏就更加慌亂，不免漸漸萌生了退意。
想到打道回府，可又不甘心，但總要在我回去之前儘快先給北京那些等待佳音的朋友一個交代。臨來之前，我們曾經約法三章，無論成與不成儘快回信，免得他們抵擋工宣隊的壓力太大。問題是千頭萬緒，幾句話難以說清，而且囊中羞澀，電文不可太長，免得破費太多，於是斟酌再三，突然想起《三國演義》裏楊修用雞肋的典故，終於決定就用這兩個字，發一封電報回京算是交差。
阿榮旗郵電局的女營業員或許從來沒有收過這樣的電文，當時階級鬥爭的觀念還囂張得很，只見她抬起頭，十分疑惑地看着我說：「『雞肋』算個什麼意思？」
我一時慌張而語塞，怕答錯話又節外生枝，惹出其它的麻煩，下意識地將一隻手放到另外一側手臂的腋下，表示「肋」是指這個地方。正在遲疑之間，女營業員到底聰明，反倒替我解了圍：「噢，明白了。雞翅膀，雞翅膀。兩個字代替三個字，為了省錢，是不是？」
聽了這話，我連忙點頭。她於是俯下頭去翻檢電報字碼，口中自言自語道：「這還是頭回有人電報上用『肋』字，新鮮，新鮮。」說罷搖頭不止。這段用典的舊事其實我也已經忘記，是如今以研究明清兩季歷史聞名京城的學長寶臣兄前年贈我新作時提醒我的。他說，大家接到電報，明白了我的難處，只是說：這小子到了這個時候還在那裏掉書袋，不知死活的東西！
我怕事久生變，趕緊交錢離開了郵局，搭車經扎蘭屯趕到齊齊哈爾。到齊齊哈爾後，先在車站大廳里忍了一夜，第二天，小王如約來到站前的廣場接應我們。有他作「交通」，我們又順利地爬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
這次回京似乎沒有來的時候那樣順利，不過倒也只是一場虛驚。火車不久進了吉林境內，車過白城，就照例要檢票了。小王於是又讓我們躲進他的列車員室，他出去之後將門反鎖上。
少頃，外面人聲嘈雜，知道是檢票的來了，我們趕緊屏住呼吸，仔細辨認着外面的動靜。這時突然聽見門鎖響，緊接着有人敲門，而且不等我們反應，門就打開了。進來一個穿着鐵路制服的人，從袖章上看得出就是列車長。
我們面面相覷，知道大事不好，心頭就是一緊，不由得站了起來，喉嚨里象是有一團粘痰咽不下去。不想列車長人還和氣，將房門從身後關上，和顏悅色地說：小王的朋友吧？知識青年？沒有買票，是不是？
果然是列車長，好一付眼力。我們不打自招，趕緊承認了。列車長說，小王帶人也不是頭一回了，他這個人還算機靈，可不跟我通氣，幾次事後問他，還都不承認，所以今天我索性問問你們算了。
聽到這裏，我不免擔心害了小王，砸了他的飯碗，趕緊解釋說，是我們主動求小王帶人「扒車」的，肉和全國糧票也都是我們心甘情願「孝敬」給他，他並沒有主動索要。
列車長聽罷，「哦」了一聲說：「原來還送了東西給他，」然後意味深長地點點頭，從嘴裏吐了口氣，似乎明白了些什麼。我這時才後悔多說了話，竟將交易的底牌也端了出去。心想這回要倒霉，可能會把我們交給乘警，到下一站將我們轟下火車，罰到鐵路的採石場去勞動，掙夠了錢才會放人。這些都是原先聽說過的，弄不好直接解送專政機關處理都很難說。
我正在腦子裏飛快地設想各種前途，不想列車長卻眉開眼笑地說：「我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也很同情，你們哪裏有什麼錢，扒車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今後不如直接來找我，省得這麼躲躲藏藏，擔驚受怕。今天就算交個朋友，留個北京的地址給我，說不定到時候我還有什麼事情求到你們頭上呢。」
我們這時如夢初醒，知道找到了真佛，小王無非是座「小雷音寺」。不過這時我倒是留了個心眼兒，沒有把真實的地址寫給他，只是胡亂給了他一個假地址。我擔心萬一他是在套我們的口供，然後到了北京再交給那邊的派出所處理，麻煩可就大了。我告訴他，其實不必到我們家找，有事我們會到火車站來找他。
列車長臨走的時候還說，你們要是在這裏呆着不舒服就跟我到臥鋪車廂去，那裏還能躺着睡覺。
看見列車長這樣熱情，我就又有些後悔，覺得給他一個假地址有些對不住他，連忙擺手說不用麻煩，我們後會有期。
列車長走後，我們心裏踏實許多，很快進入夢鄉。時間也過得飛快，睜眼已經是車過楊村，馬上就到北京。這時小王看見我們醒了，大約也多少知道我們和列車長之間地談話，訕訕着臉，大不似原先那樣熱情。我看小王獨自在整理自己的東西，隻字未提這次旅途的最後一關：如何送我們出站，心裏便打起鼓來。後來看見火車已經閃過東便門的城樓，說話就要進站，我只好鼓起勇氣問問他的計劃。沒想到他聽了之後說：「這都到了北京，出站應該是你們自己想辦法了。咱們是鐵路警察各管一段，北京站這麼嚴，我咋能有辦法送你出站呢？其實你們應該事先打個電報，托咐好你們的同學，多買兩張站台票進站接你們不就得了，下回留神吧。」小王說得振振有詞，我們聽了面面相覷，一時語塞，心中不免埋怨他這些話為何不早告訴我們。可是事到如今也是悔之晚矣。我也責怪自己：這樣簡單易行的辦法怎麼我就想不出來呢？
小王見我不開心，也沒有多說，跟我們一同下了車，嘴裏還滿應滿許地說：「如果你們下次還要『扒』車去東北，就來找我。要是你們夠意思，別忘了下禮拜四接車，再給我送五斤豬肉來，外面一定抹上四環素，最好四指以上的膘，另外全國糧票也別忘了。」
見小王毫無幫我們度過難關的意思，就只好硬着頭皮跟着旅客向外走，連向他告辭的話都忘記了。
其實檢票口的大門我十分清楚，只有兩條窄窄的通道，幾個人嚴加防守，而且旁邊就是協助執勤的警察，三句話不對，立刻就可以將人押去車站的派出所。那個時候，政府唯恐外地來京上訪申冤的民眾惹事生非，早都通知各地火車站沒有證明不許賣給來京的火車票，所以如若抓到沒有車票「蹭」車的，首先就要懷疑是否是來京上訪的「壞人」，而警察最煩的就是這些上訪的民眾，象北京這樣的首善之區，治安出現問題，完全都是因為他們，所以手下也是最不留情面的。
心裏知道其中的厲害，我便覺得此事不能強奪，只能智取。只是小王懸崖撒手，事到臨頭我竟一時沒有了辦法，只好跟在出站的隊伍後面慢慢磨蹭，一邊在腦子裏飛快地盤算起來。這時我突然瞥見從站台西面開來一列運送行李的電瓶車。順着他們的來路，我發現那些行李都是從車站西側的行李房運過來的。而行李房那邊有一張通向外面的大門，那是大宗貨物的出入口，門前還有幾個戴着紅袖章的值班工人正在指揮着行李的進出。
看到這裏，我計上心來，撒腿離開等待出門的隊伍，靠着行李車的掩護，躬身向西跑去，很快就到了行李房附近。當我們看到幾個正在裝卸行李的工人時立刻就放慢了腳步，裝作若無其事地到處張望。我們的行跡果然很快就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他們警覺地過來查問我們是幹什麼的。我說我們要乘車到上海，不知道候車室在哪裏，正好向諸位打聽一下。他們上下打量了一番，又聽我一口標準的京片子，就問我們是從哪裏走進車站裏來的。我指着通向外面的大門答道，就是從這張門進來的。沒有想到這裏到處都是行李，連個落腳休息的地方都沒有。那幾個工人聽了立刻就不耐煩起來，說這裏是行李房重地，怎麼可以允許閒人亂走，從東面正廳裏面進去才是候車室，聽口音好象還是北京人，怎麼連上火車的規矩都不懂。你們趕快出去，出去！說罷不由分說，連推帶搡地將我們轟出了運貨的大門。
轉身看見那幾個貨運工人走掉，我們不免哈哈大笑起來。但恐怕他們醒悟之後來追趕，又趕緊收住笑，三步並作兩步，融進車站外面喧囂的人群之中。
車站外的廣場上是一片紅旗飛舞的海洋。一輛輛的卡車正在把一批批的青年學生和他們的行李運進車站。大喇叭里反覆播放着震耳欲聾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車站塔樓上扯起的大紅橫幅上分明寫着「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這時我才在驚恐之餘感到疲憊不堪，根本無心佇足久看，於是拖着發麻的兩腿一步一步走向汽車站，準備回學校。我知道朋友們肯定還在那裏急切地等待着我的歸來，希望得知除「雞肋」二字之外的更多消息。
從此之後，心裏有了底，想想「扒車」也無非就這麼兩手，此後插隊的分配地點一蟹不如一蟹，居然還有每次上工要交幾分錢放在地頭的笸籮里買救濟糧的地方，相比之下，覺得阿榮旗到底還是不錯，又有輕車熟路的經驗，於是此後在京城與阿榮旗之間常來常往，大約大半年之內，竟有七八次之多。認識的內線人物漸漸多起來，辦法也就融匯貫通了。有次我們竟有十四個人一同「扒車」的經歷。只是我們的戶口一直都沒有動，因為還不死心，總想再找找更好的地方去落草。尤其是漸漸感到，今後要靠自己掙日子，這回大概是一輩子最後的選擇了，不能對不住自己。
又是半年過去，看看就到了六九年的年尾上。我們終於決定金盆洗手，投奔雲南農場。原因之一是貪圖富貴，聽說那裏一個月可以實發二十八元的工資，這比阿榮旗的年終分成又保險了許多；二是一樁偶發的事件終於促成我們下了決心。
那是朋友立凡兄捲入一樁「反革命」案件，他在我們兩人那次從阿榮旗回京之後很快被捕了。我是因為父親剛剛死在勞改隊，正在交涉後事的處理，實在無暇分身；二來這種事湊趣不得，否則就像白扇面上畫梅花、美人和張飛，最後什麼都畫不成只好塗個黑扇面一樣。
原本那次我是受朋友之託，將立凡順便帶去阿榮旗，還有一封代交的信件。事情過去了，也就都放到了腦後，聽說立凡被抓，也不以為意。因為那個時候抓個人是太稀鬆平常的事，幾個帶紅袖章的，或者幾個警察到院子裏來，指着你的鼻子說，就是你，跟我們走一趟，你就非去不可。有的時候回得來，有的時候回不來。有的時候三天兩天，有的時候一年半載。見得多了也就慣了。
大約是立凡被抓起來一兩個月之後的光景，我們去雲南的打算也多少有了眉目，這天我又轉到阿城家，想商量一下細節。可我前腳還沒有進院子，就看見門口擠了一大群人在看熱鬧。我分開眾人一看，正見幾個警察和一個年歲比我小一些的傢伙在撕扯，阿城的弟弟大陸在中間勸架。這位看來顯然是大陸的朋友，還真是不軟，竟敢大聲對警察呵斥：你要敢動個試試，我跟你沒完！接着就是看熱鬧人群里迸發出來的幾聲喝彩。警察看來還真有點彈壓不住，正在叫跟來的街道積極份子幫忙轟散人群。
站在當院裏的阿城看見我冒出人群，就用眼神示意我趕緊離開。我當時一急，卻沒有生智，脫口對他說：阿城，你們這裏正忙，我先走了。
正要轉身，就聽見身後的警察一聲喝止：呃，我說這位，先別走，你叫什麼？
我只好回過頭去報出姓名。
這時只見正在拉扯的警察都放下了手，眼光全撲到我的身上。為首的一位如釋重負地說，好了，不用再說什麼了，這些人都跟我們走，說着手指了指屋門口的這些人，又點了我一下。我正想分辨：這裏頭沒有我什麼事。可是不由分說，警察簇擁着我們一行七八個人離開了院子，其中除了我和阿城，就是大陸和他的「哥兒們」。剛才那個和警察撕扯的傢伙甩着肩膀，嘴裏還不依不饒地嘟囔：這理走到哪兒我都講得出去！
到了派出所，我們一人分進一間審訊室。我和問話的警察你來我往地交了幾十個回合才鬧明白，敢情他們是到阿城家找他，我因為已經家破人亡，暫時借住在舅舅家，沒有找到，這下真是踏破鐵鞋，一起「捉拿歸案」了。警察去阿城家的時候，大陸和他的朋友正在聽唱機，放的是蘇聯民歌。那時候聽外國歌曲雖不一定犯法，但也都是需要規勸：年輕人麼，總歸要學好。警察上前一教訓，卻和他們糾纏上了。
到了晚上，一天沒有吃飯。警察叫大陸過來問我吃什麼，叫他去街上給我去買。少頃，大陸回來，手裏托着幾個包子，很不過意地說，真不好意思，我的幾個朋友聽歌，卻讓你和我哥在這裏蹲着。後來才知道，我們進了派出所，沒過一個鐘頭就把那幾個刺兒頭給放了，一直把我和阿城扣了一夜。大陸之所以沒放，是讓他管給我們買吃的。我到底沒有研究過公安條例，象我們那晚沒有逮捕，也沒有收監的人，飯費到底是應該自理，還是應該由派出所提供。不過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晚飯和夜宵確實都是大陸自己出錢買回來的。
審訊的中心是立凡，問我代交信件的內容，我只能說，信口是封上的，當然不知道。到了夜裏，或許他們原本就知道我們與立凡的案子不相干，不過是想摟草打兔子，有棗沒棗打一杆子，漸漸說得無趣，就說些「如果不老實，罪加一等」的空話，放人了事。當然，事過兩年之後，又有兩個北京的警察沿着我們當初插隊來的路線，走了幾千里的路程，到西雙版納找到我們，重新詢問有關立凡的案子，臨走的時候再次說起「如果不老實，罪加一等」的老話。當然那都是廢話。
事後我想：這事如果放在文革前，我會嚇死；可放在如今，半夜從派出所出來，走在西單大街空曠的行人路上，我卻能若無其事。原先看見身邊的一些朋友遇事能夠處變不驚，大為佩服，現在終於多少有些明白其中的道理。
不過想想也是灰心，這些日子以來，左突右沖，無非是在半斤與八兩之間抉擇，與我們原先的盤算實在也是大異其趣。加上京城這塊是非之地，風聲一日緊似一日，舊日的朋友一個接着一個地離去，根本沒有什麼值得留戀之處，便不免生出不如就此出走他鄉的念頭。雲南一來招人，其中還有朋友的斡旋，我們決定不再虛與委蛇，立刻準備動身。有此曾經滄海的心結，動身那天自然也就沒有旁人那份悲悲戚戚的感覺，反倒是添了幾分豪氣。多少年後，阿城大約也是想起當年，把它用到《棋王》的開頭裏面。我讀過，便想起往事，覺得確是絲絲入扣。
這回去雲南，我們用不上過去的法子。因為是正式插隊，戶口轉了，檔案調了，一人一張火車票，大大方方地上車，火車行走四天五夜到達昆明。記得當晚我開玩笑似地和同行的學長兆京兄說起，還有幾日便是我的二十歲生日。他聽了，認真請我到南門外吃了一碗當地有名的「四喜湯圓」，算是暖了壽。二天我們就此別過，他要回緬甸，匯報死在那裏的朋友育海在北京的後事是個如何處置，而我再坐帶布篷的卡車，晝行夜伏，走五天山路到西雙版納的農場，開始了正式的插隊生活。
七二年初，我趁探親假回到京城便沒有回到西雙版納去。雖然戶口是很久以後才轉回北京，但插隊經歷卻從此結束，開始了我長達五年在京城閉門讀書的生活，直到七七年走進研究所，「扒車」的本事再也沒有機會施展。很久以後，言路多少開放了一些，關於插隊生活的種種細節在民間談論中稍見端倪，這時候我陸續聽說，許多插隊知識青年當年都用過類似的法子，用很少的錢，走很長的路，與遠方的家人團聚。這真是英雄所見略同，於是惺惺相惜的念頭油然而生。可惜緣分未到，至今還沒有遇上個中之人，我想這些高人大士可能早已小隱於野了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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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過去，這時已經是一九八三年，我從研究所畢業，留在所里上班。不久，碰上個機會到德國去繼續讀書，臨走的時候單位上還發了「置裝費」。用這筆錢，我到王府井街上路東，上海遷京的「藍天」服裝店做了一套象模象樣的正經毛料西服。雖說這回是人家德國人給的獎學金，可還是屬於公派留學生。我也想好了，從今往後要象個正人君子似的，學點兒真本事，然後「毅然回國」，不論場合大小，只要是時機恰到好處，就漫不經心地拋出一句：「兄弟在德國的時候」。
說來湊巧，還真是「兄弟在德國的時候」，這回我和歲數小我一大截的朋友小林一同坐市郊火車到科隆城裏去上學。德國的公共交通進站並不查票，偶然有交通公司的人上車驗票，一般全憑自覺。這時候我當然早已做了正人君子，也當然照章買了票。居然正巧遇見驗票的，我心裏十分坦然，彬彬有禮地遞上車票，人家驗過之後，把票還給我，順便道聲謝，我也還了一聲謝。可驗票的人剛一走，不知是怎麼鬼使神差的，我心裏有一股不吐不快的感覺，忍不住繪聲繪色地將我十多年前「扒車」的經歷說給身邊的小林聽。小林沒有經過文革，高中畢業就趕上改革開放，大學一錄取，轉身又送到德國來了，不但沒有受過那份罪，而且學業一點兒也沒耽誤。可小林人聰明，又愛看書，什麼事一點就透，他理解我們這代人年輕的時候被逼無奈乾的那些荒唐事。小林心存幽默，聽了之後狡黠地對我一笑說：不想把你當年的全套功夫在德國這兒再練上一回麼？
他這話直插我的心頭，讓我有些許英雄末路的感覺。這時，一股中氣從丹田兀自升起，逼上喉嚨。我一隻手牢牢地抓住車廂扶手，騰出另外一隻手重重地拍在小林肩上，然後長吁了一口氣，真是有些動了感情，對他說道：「小林，你聽着：這可是時勢造英雄，半點不由人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