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經常說：「Shinzo（晉三），雖然你這麼說，但真會像你說的那樣嗎？」話語間透著對日本的不信任感。日本曾經承諾，要將美軍在沖繩縣的普天間空軍基地遷到「縣外」。我猜想當時民主黨政權曾向美國拍胸脯保證，可到頭來，還是搬到名護市邊野古。1這似乎讓奧巴馬產生了疑慮。聽說奧巴馬原本也對拍胸脯說「相信我」的鳩山由紀夫首相寄予厚望。畢竟他們都是自由派。所以，他可能強烈感受到日本辜負了美方的信任。
──川普總統一直強調「美國優先」，情緒化的言談風格引人注目。單就消極面對國際協調這一點，他也是位極為特別的總統，您過去見過這種類型的政治領導人嗎？
完全沒有。川普是企業家出身，完全沒有碰過政治和行政。所以，他的思維方式與傳統政治家不同。川普試圖將在商界取得成功的經驗手法帶到國際政治。那就是美國優先、美國第一主義。
但是，政治和商業畢竟不同。企業追求利潤，但國家倘若只關心利潤，民主社會就不可能存在。政治人物的職責就是權衡協調各種利害以解決問題。
我在第一次執政期間，以及過去所接觸的美國領導人，都懷有強烈的責任感，他們很清楚「自己是西方世界的領袖」。無論是克林頓、小布希，還有我第二次組閣時打交道的奧巴馬，都強烈意識到自己的立場。
但川普和他們不一樣。他認為，「憑什麼要美國替西方各國承擔義務？」包括美國該如何在西方自由民主陣營，以及以中俄為核心的威權、霸權主義國家相互對峙的結構中，聯合西方各國，採取改變中俄的行動，這些問題川普基本上並未深入思考過。在他看來，美中間就是貿易平衡問題、美俄間就是安保問題，以此類推。他只是從兩國間的關係來思考問題。
回顧歷史，世界發生戰火衝突時，比如波斯灣戰爭或中東內戰，即便歐洲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但最終還是得仰賴美國充當「世界警察」。川普雖然對同盟國喊話：「什麼都要靠我們，真是夠了！」但在某種意義上，他說的其實也沒錯。包括日本在內的同盟國，都必須承擔自己的那份責任。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對川普說，包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 A T O）在內，日本也願意出力，希望說服他扮演自由世界領袖的角色。
在通商和貿易領域，主張以自己國家的利益優先這一點尚可接受。但若在安保政策上，美國仍只顧自己的利益，就形同放棄了身為國際社會領袖的地位，如此一來，世界必定動盪四起，引發更多紛爭。我曾多次提醒川普，「國際社會的安全，需要靠美國的存在來維護。」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 S C）官員和我擁有一致的觀點，該會議的事務官們還一度想透過我來改變川普的想法。
──您與川普總統經常進行首腦會談和電話會談，您和他之間是否曾約定要定期會晤？
沒有約定。但川普經常跟我說，我們只要出席同一個場合，無論如何都要見個面。這一點非常重要。
當年，中曾根康弘首相也是透過與雷根總統多次會面，努力傳達「日美關係穩如泰山」的訊息。我相信那是支持中曾根政府的原動力。我的父親（外相安倍晉太郎）也一樣。他很重視與雷根政府時期國務卿舒茲（George Shultz）的關係，每次出席同一場國際會議時，都會進行外長會談。當時我身為父親的秘書，從旁觀察，也深深感受到舉行會談的重要性。
儘管川普致力於「美國優先」，但有時他也會對所推動的政策是否可行感到不安。那時，他會打電話來詢問我的意見。他之所以對我推心置腹，視我為諮詢對象，我認為有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在二○一六年秋天贏得美國總統大選後，我是第一個致電祝賀、並立即飛去見他的外國領導人。
與美國總統的電話會談也一樣。和奧巴馬的電話會談通常很短，一般只講十五到三十分鐘。那時我以為，美國總統因為公務繁忙，擠不出太多時間通電話。
但是川普不一樣。他會花很多時間講電話。川普隨便就可以講一個小時，興致一來還會說上一個半小時。有時才通話到一半我就累了。至於我們都在電話里說些什麼呢？一般來說，正題在前十五分鐘就結束了，後半七、八成時間都在聊高爾夫球，或是批評其他國家的領導人。
有時，在首相辦公室陪同我進行電話會談的官員們會露出，「不知道川普還要聊多久高爾夫球？」的困惑表情。要是閒聊實在沒完沒了，我就會想辦法拉回正題，然後為對談做個總結。
領導人之間要建立信賴關係，重要的是彼此能敞開心扉。我總是誠實地向川普表達我的想法，我認為川普也真誠地與我分享了他對許多議題的看法。
川普最後也對我表達了讚許、或者說更接近半恭維的話。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在我宣佈辭職後的電話會談中，川普說：「在貿易談判中，我們可能對安倍先生讓利太多了。」總的來說，我認為我們在日本和美國之間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牽着秋田犬「小夢」歡迎首相的俄羅斯總統普丁
──在第一次內閣和第二次內閣期間，您與俄羅斯總統普丁（二○○○年五月至二○○八年五月、二○一二年五月在任至今）總共會談過二十七次。在您看來，普丁總統是外界眼中硬漢形象那樣的人物嗎？
普丁總統表面上給人一種冷漠不易親近的感覺，卻出乎意料是個爽快的人。實際見面時，硬漢形象並沒有那麼強烈，而且他很愛說黑色笑話。
普丁於二○○○年五月正式就任總統。森喜朗則是在二○○○年四月就任首相。由於森喜朗首相對於解決北方領土問題有着濃厚的興趣，再加上當時雙方都是初上任的領導人，所以他極力鼓動普丁進行和平條約談判。可惜，一年後森喜朗就辭職了。繼任的小泉純一郎首相，很遺憾地在對俄關係上的熱情大大不如森喜朗，日俄關係也就隨之冷淡。
我就任首相後不久，於二○○六年十一月在越南河內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上第一次見到普丁。當時，我希望仿效森喜朗內閣的做法，讓日俄關係有些進展，並打算安排隔年出訪俄羅斯。但後來我的健康狀況惡化，就未能成行。
直到二○一三年四月，第二次執政之後才實現訪俄的計劃。不過在那之前，我先請森喜朗擔任首相特使，與普丁會面，進行事前準備工作。然後我才前往莫斯科，和普丁舉行會談。並且針對北方領土問題發表日俄聯合聲明，在聲明中確立了「將尋求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的方針。此次出訪莫斯科，是我展開領土談判的起點。
──一般認為，兩國領導人互相訪問對方的國家，是外交上的禮節。相對於您曾多次訪問俄羅斯，普丁僅在二○一六年十二月訪問了您的家鄉山口縣，以及二○一九年六月參加在日本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G20），僅兩度來訪日本。可以理解為，您並不拘泥於互訪的外交禮節嗎？
我不太在乎這種事。當我眼前有個極力想解決的問題時，自然要不斷去訪問、頑強地去談判，好設法解決問題。
二○一四年二月，冬季奧運在俄羅斯索契舉辦。但就在前一年，俄羅斯政府收緊了對性少數群體的監管，並對宣傳同性戀者處以罰款，導致歐美各國以此舉「侵犯人權」為由，群起反彈。美國奧巴馬總統、法國歐蘭德總統等人皆缺席開幕式。在各國對俄羅斯發起抵制之際，我認為這（對日本來說）是個機會，所以我參加了索契冬運的開幕式，並舉行日俄首腦會談。
俄羅斯在二○一三年國際奧委會總會上，支持東京舉辦奧運。當時也有些國家在俄羅斯的遊說下，將手中的一票投給了東京。那次訪問索契，我們也為此表達感謝之意。
普丁牽着秋田縣知事贈送的秋田犬「小夢」，在索契的總統官邸迎接我的到來。當我拍拍「小夢」的頭時，普丁以半威嚇的口吻對我說：「不小心，它就會咬人喔！」但隨後又於會談中說了好幾次「斯帕希巴」（俄語的謝謝），反覆感謝我的來訪。
二○一六年五月，我和普丁再次於索契會晤，同意透過「新的方式」解決北方領土問題。所謂新的方式，就是以包括促進遠東地區產業振興、能源、先進技術等八項經濟合作計劃為支柱。我們從那時起所啟動的策略就是：向俄羅斯傳達出「解決北方領土問題，並與日本締結和平條約，都是符合俄羅斯利益的外交行動」的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