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前中國的排版技術還很落後，用的是鉛字。因此不少老工人的牙齦發黑——鉛中毒。我經常看着那些已經懷孕的女工仍然一天站立八小時揀字時，就會頓覺一陣悲涼更是絕望，我的青春啊。
就在我以為自己會在這樣的環境中干到老死的時候，命運終於有了轉機。那天下班後車間召開緊急動員大會，車間黨支部書記傳達上級指示：「我們中華印刷廠接到了一項非常光榮而又艱巨的政治任務：為偉大領袖毛主席排印大字本，所有的書籍都停止排字，全力以赴趕排大字本。」——因為領袖年事已高，普通書籍的字號即使用放大鏡也很難看清，於是就要用排標題的大號字排正文。
大腮幫仰着頭慷慨激昂地接着宣佈：「毛主席要看《一千零一夜》，我們就要給他老人家排大字本。明天開始老師傅上字架撮字，你們青工還字，三班倒！」
我忽然發現了問題，問大腮幫：「《一千零一夜》不是大毒草嗎？怎麼毛主席自己倒要看大毒草呢？」因為我記得當年抄家時看到過像《一千零一夜》之類的書籍都被丟到火堆里焚燒的。
這下大腮幫愣住了，她想不出該怎麼回答我，也許她從來就沒有聽說過什麼《一千零一夜》吧。大腮幫決定不理我，開始宣佈人員安排。謝天謝地，我這個最需要「改造資產階級思想」的青工，居然不用三班倒地參加這項光榮而艱巨的「政治任務」。
第三天上班，只見車間裏可謂「熱火朝天」。兩排字架站滿六位年齡在三四十歲的排字老手，她們飛快地從字架上拿字，整個人就像趴在字架上一樣緊張而投入。而那些還字的青工們則像螞蟻搬家一樣，在鑄字車間到字架的走廊上往返穿梭運送鉛字。她們在走廊上相互碰撞着，在字架間和撮字的師傅們互相避讓着，整個車間就像被灌進了開水的螞蟻窩那樣顯得熱氣騰騰、忙碌而無序。
顯然，這樣低效的勞作無法趕得及毛澤東的閱讀速度。忙亂了不到兩個星期，忽然車間裏傳出一個好消息：為了進度，上面決定用地圖值字的照相排字機代替古老的活字排版。於是車間裏增添了七台照相排字設備，先挑選兩名撮字快、表現好的青工參與製作大字本的字模板，然後最先學習照相排字技術。
我每天只保證完成產量指標從不願意超產，寧可到二樓的報欄前看報也不肯多排一個字，這不僅屬於「表現不好」，而且也顯不出我的撮字速度，所以我想我是肯定不在領導考慮的人選中。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和另一位女青工被選上了。
當時不明白僅有的兩個名額怎麼會選上我？後來才知道，在我們這批幾十名青年女工當中，我排字的差錯率最低。這對於照相排字的工藝而言，差錯率直接關係到後面幾道工序的簡繁和質量。我真慶幸自己平時喜歡看各種各樣的書，我的閱讀量和知識儲備幫助了我能藉助上下文的意思辨認作者潦草的字跡而準確讀稿。這就是我這個在青工中思想覺悟最不高但文化程度最高的人會被選上的唯一理由。這樣，我終於從繁重的勞役中解脫出來了！
顯然，這個選擇也大大出乎大腮幫的意料。從此，每次和她對面相向走過時，她看我的眼神從最初的不屑，變成了用力掩飾的憤怒。這時，我就抬起頭目不旁視地從她身邊經過，其實我更不屑與她較勁，我只要讓車間領導認為沒有選錯人即可，也可以告訴那些踩過我的青工們：現在你們知道你們就是不如我了吧，哈。
不久，照相排字車間發展了好幾台照排機，學照排技術的女工也增加到了十幾個。那天車間主任來照排車間宣佈：「現在要進行技術考核，每個人打一篇文章，32開本兩頁。大家裝好照相紙，我說開始就一起開始。」
我們每人都拿到一份相同的手寫稿子，然後大家都去暗房裏裝好了照相紙，再把裝照相紙的滾筒裝進照排機的暗箱裏。車間主任看着手錶，舉起右手，等了幾秒鐘說：「開始！」
只聽立即響起了咔嚓咔嚓的打字聲，車間主任和機修工就坐在照排間的另一頭，一個看着手錶計算每個人完成的時間，一個準備着誰的機器出故障就能及時檢修。
稿件的字跡比較清晰容易辨認，而我取勝的關鍵在於我向來喜歡自己瞎琢磨加鼓搗，一方面早已把字模板的排列順序按我認為更合理更方便找字的順序重新安排過了，另一方面我用全曝光的膠片剪成各種弧度彎曲的遮擋片，遇到冷僻字就可以選取適合的偏旁部首拼接而成，所以我打得非常快。
打完兩頁32開本的文字，我起身卸下裝照相紙的暗箱滾筒去暗房，經過其他人的照排機時我偷偷瞟了一眼她們稿件版上的讀稿棒——只見她們大多數剛剛打到第二頁，有一個甚至仍然還在打第一頁。
車間主任看着我，一臉的笑意，我給他爭氣了，說明他沒有選錯我。等最後一個女工打完，車間主任大聲宣佈我是第一名，僅用了41分鐘完成。最後一名用了1小時42分鐘。哈，我所用的時間比最後一名的零頭都短。
然後，將所有的照片洗出來送到校對組去校對，計算我們的差錯率。仍然，我的差錯率最低，千分之1.5，而合格的差錯率是允許千分之3。除了我和另一名女工的差錯率在允許的範圍內，其他人的差錯率都超過了千分之3。最離譜的超過了千分之10。我贏得很漂亮。
接着，常有外賓被引來參觀中國的「先進印刷技術」，常有市委「重要人物」來視察我們的排版進度，也常有攝影記者來為我們照相排版攝影，我們也就成了新聞稿的拍攝對象。記者選擇我為主角，拍了一張我在打字的照片，陳列在長寧路近長壽路口的宣傳畫廊里，以宣傳我國印刷技術革命的「科研成果」，以及青年工人的精神面貌。
不過，毛澤東等不及我們排印出所有他想看的大字本名著就去世了。那些已經排版並沖洗成膠片的底版就變成了一摞一摞的廢料，最終都拿去充當字模版的充填物了。而我的花季歲月，也隨着文革的結束而結束了。
物理學中有這樣一個現象：當物體在高速運動時，一個小小的外力就會改變它的運行方向甚至將它毀滅。若不是領袖要看大字本，照相排字機也許永遠只能用作地圖植字，或者它的每一個小小的進步都只是在什麼節日裏作為什麼「獻禮」。而我，就像宇宙間正在運動的一粒塵埃，由於某一特殊事件的發生而改變了我原來的軌跡、改變了我差點持續一生的命運。
那個年代終於永遠地過去了，但是那個年代在我們花季歲月中留給我們的思索卻永遠揮之不去。以致時隔幾十年以後的偶爾噩夢，還會是那家印刷廠。不過，在印刷廠當排字工的唯一收穫就是，我在那個知識匱乏的年代，因為排字而比同齡人「閱讀」過不少文史哲的文章。這種積澱讓我在高考時獲得了全市語文的最高分：84分。但我也常常會在噩夢中驚問自己：咦，我不是已經逃離了麼，為什麼又回來了？
電視裏曾播放《二十世紀重大懸案》的前言說：「在歷史的長河中，往往會有這樣一個奇特的現象：一個人的生存或死亡，會影響着歷史的進程、決定着整個時代的命運。」中國六、七十年代是一個非常特殊和不可思議的年代。那個時代的「偉人」也改變了整整一代人甚至他們後幾代人的素質和命運。
完成於2021.10.8.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