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執政時期,為了鞏固專權統治,搞了一個職務名冊制度,其核心就是幹部任命制。獲得任命的幹部,根據職務高低享有各種特權。
比如住宅別墅、專用汽車、休假旅費、醫療補助、在特供商店購買緊缺商品等等。另外,每月還發一個裝錢的大信封作為補貼紅包,從幾百盧布到幾千盧布不等。這部分人有着特定的生活方式,特權風氣逐漸興起。
斯大林死了之後,赫魯曉夫意在培養自己的力量,便向舊的特權體系發起攻擊。實行幹部任期制和輪換制,並取消了很多特權。這遭到特權階層的強烈反對,最終發動政變,把赫魯曉夫趕下台。
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吸取教訓,立即恢復了幹部特權,並把特權種類擴大化。
同時為了幹部的穩定,實行職務終身任命制。之前一個官員在某個職位上一般干三四年,現在一干就是20年。蘇共23大中央委員連任率高達91%,除了短命去世的,其他全部原職不動。人人都想吃皇糧,公務員隊伍擴大了5倍,一個工業部就有1個正部長,18個副部長。到1980年時,2.2億人口的蘇聯擁有1800萬公務員。
正是在這個時期,蘇聯黨政幹部與勞動人民的收入差距達到了40倍,蘇聯特權統治階級迅速地成長起來。
這無疑大大加深了與勞動人民的隔閡,激化了矛盾。他們表面上標榜社會平等,實際上卻在無所顧忌地濫用權力,享受各種特殊待遇,甚至於腐化墮落。
這個龐大而森嚴的官僚體系,內部的利益階層已經凝固了,不再是順暢流動的。依靠權力牟取利益,到了這個時候已經被制度化了。
當各種腐敗現象被大量揭露後,蘇聯人民的社會主義理想精神和道德標準迅速崩潰,從而對蘇共產生嚴重的信任危機,並對其執政的合法性提出質疑。
1990年蘇聯《真理報》公佈一組調查數據:認為蘇共領導階層代表勞動人民利益的只有7%,而代表特權官僚利益的高達85%。這說明蘇共在勞動人民心目中已經不是他們的代表了。
儘管蘇聯解體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其關鍵原因還是出在蘇共內部。這種結果也是蘇聯特權階層主動選擇的。
蘇聯的特權階層壟斷着國家的一切執政資源,包括政治經濟資源、輿論宣傳工具,掌握着蘇聯黨政軍以及企業和社會團體等幹部的任命權,他們借戈爾巴喬夫改革大肆侵吞國有資產,化公為私,據為己有,個人財產急劇膨脹。為了使自己擁有的財產合法化,他們成了私有化最實際的推動者。
可以這樣說:蘇聯解體是特權階層的自我政變,也是他們主動選擇的結果。蘇聯劇變後的進程也確實證明了這一點。那些特權階層在蘇聯解體後,搖身一變,成了俄羅斯的新官僚權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