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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學良:中國真正的問題是「官富民窮」!

—(附專訪丁學良:徘徊於毛鄧路徑之間,今日中國向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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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研究發現,1990年代初之後,中國的社會流動變得越來越困難。特別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紀初,就更難發現大面積的、來自中國社會底層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機會——那些既無權也無錢的家庭出身的子女,他們翻身的機會太稀少了。

我們過去20年的發展伴生了某種特權資本主義,其它形態的本土經濟活動都是在它們的夾縫中討飯吃。在說明這樣的發展模式必須轉型時,我得先列舉幾個他人常年研究的發現。

清華大學研究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組發現,中國的社會流動在近20年來,發生了顯著變化。他們關注的主要是,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什麼樣的人能夠有更多機會達到經濟和社會地位的上升,什麼樣的人缺乏這些機會?

據他們的經驗研究,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間,中國很多社會基層家庭的子女,能夠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階層的機會,遠高於1990年代初之後。

因為在這之前,中國的教育機會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資源,在社會裏分佈的較廣泛,家庭所承擔的教育支出較少,主要由國家買單。這樣,很多貧寒子弟可以通過高等教育,在社會裏獲得上升的通道。

但是,他們的研究發現,1990年代初之後,中國的社會流動變得越來越困難。特別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紀初,就更難發現大面積的、來自中國社會底層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機會——那些既無權也無錢的家庭出身的子女,他們翻身的機會太稀少了。

第二方面的研究,是麻省理工學院黃亞生教授等人做的。他們研究的是中國金融體系和各級政府對非國有的中小企業、民營經濟在財政金融上的支持。

他們的研究也發現了一個過去30年中重要的變化: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國的金融系統和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對非國有、中小企業的支持力度相當大。

然而,這種趨勢從1990年代初以後急劇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中國中央政府的經濟金融政策,越來越大量照顧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的壟斷性國有企業。

他們強烈建議,反思中國改革的經驗教訓,不能把30年當作一個整體。因為其間有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也在1990年代初。

第三種研究是耶魯大學商學院教授陳志武等作的,他們分析中國每年GDP的增長,到底由哪些人分享成果?

結果發現,這塊巨大蛋糕被分成的三大塊,第一是最大的一塊,被政府拿走了,即財政稅收;第二塊較小的,被城鎮居民拿走了;第三也是最小的一塊,則是被農村居民拿走了。

在1978年,中國的財政稅收相當於當年3.3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後來的十多年裏,即從1978年到1990年代前期,隨着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發展,特別是非國有經濟增長迅速,使得中國政府從全部財富中拿走的部分所佔的比例,相對處於下降趨勢——儘管總量在上升。

這說明當時的中國是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轉變。到了1994-1995年,中國政府的財稅規模相對最小。

然而,一切在1990年代中期的財稅體制改革後,發生了巨變。到了2007年,中國政府的財稅已經相當於3.7億城鎮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29年前增加了四千萬人口的規模。

這個數字還不顯眼,更顯眼的,則是全國資產性的財富總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四分之一在民間。特別是,從1995年稅收政策改變,到2007年的12年間,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5.7倍之多。而同時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農民的人均收入只長了1.2倍——差別實在是太大了。

上述三個例子,儘管研究領域不同,但相互印證並大致吻合。

所以,中國的國富民窮,是從1990年代初開始的。它所反映的模式,則是中國過去的GDP增長,主要是兩個輪子拉動——政府投資和出口佔了大頭,國內居民消費的拉動作用,愈益弱化。

回到原來的話題。過去30年裏,中國早期推動的資本主義,也就是在鄧式的——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的鼓勵之下,一些無權勢的人開始發財。

但1990年後,先富起來的人越來越屬於權力階層及其親友。以權力來交換市場機會、以特權獲取財富等等——特權資本主義的趨勢越來越突出。

正如我說明的,特權資本主義是官僚資本主義的退化形式,國家資本主義則是它的高級形式。過去20年裏,中國的特權資本主義趨勢增強,與國家資本主義趨勢增強,是同一過程的兩面。

這種發展模式的跛腿病,就是中國經濟的兩個前輪——政府支出和出口——越來越大,而居民消費的後輪越來越小。

在我看來,"內需不足"是個模糊說法,常被官員拿來誤導公眾。今天中國應該強調的,不應該是一般性的"拉動內需",必須從更深層次去解構這個神話。

準確地說,中國的要害是"民需"不足;抑制"官需"、提升"民需"才是結構調整的關鍵。

每次談到刺激經濟的時候,很多官員總是說,好,我們加大內需。只要看看那些"加大內需"的細節,絕大多數是政府投資,拉動的還是"官需",而非"民需"。

所以,海內外眾多分析家反覆說一個基本道理:在全球經濟體中,GDP中居民消費所佔的比例,中國是最低的,只有35-37%,並且持續下滑。即使如印度這樣比中國還窮的國家,居民消費所佔比例也達到60%左右,更不用提發達國家了。

所以,中國的內需不足,嚴格地說是"民需"不足。

本次經濟危機衝擊之下,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一大車輪——出口,越來越弱化,於是就加大另一個輪子。

根據FT上中國國家發改委官員的文章,北京的4萬億投入中,真正加強社會福利的部分,只有3千多億,不到10%。就是再加上7千億的農村投入,也只有25%。

所以,這一次中國的大規模刺激方案,依舊是拉動"官需"。難怪網上有笑話說,4萬億又是拿來建"萬里長城"和"阿房宮"。

中國要真正從這次金融危機的衝擊下,從帶有慢性病症狀的增長模式走出來,就必須讓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重大轉型,從"少數人先富起來",轉向大眾資本主義——讓越來越多的普通人有發財的機會、從而有遞增的民間消費能力,這才是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最重要的輪子。

走向大眾資本主義,我們應該回顧中國改革初期,在胡、趙主政時,在萬里、xizhongxun等人的協助下,那時首要的考慮,是廣大民眾脫貧進而致富的政策。當時那麼做雖然受條件的制約,但基本目標是明確的。

可是從1990年後,中國的"民富"目標越來越邊緣化。目前的衝擊,只不過是把中國1990年以後三點一面的"國富民窮"、"官富民窮"、"城富鄉窮"的模式,即國家資本主義及其伴生的特權資本主義的風險,暴露出來。

中國走向大眾資本主義,必須增加資源和機會的公平分佈,包括創業的、職場裏升遷的、在全國各地流動和發財的等等。

在各行各業里創業和發展的資源及條件,應該大量開放給普通的公民,而不是壟斷在政府手裏、然後大量暗中輸送到權勢者親友的手裏。

中國要轉向大眾資本主義,就得在金融體制和政策上做根本改變,不能將普通民眾存在國有壟斷銀行里的錢,沒完沒了的注入大型國有壟斷企業,而對私營企業又壓又打。

現在已有讓中國沿海的地下金融浮出水面的做法,應儘早讓它們完全合法化,與國有銀行平等競爭。此外,中國還必須在反壟斷上多做實事,不能讓壟斷性的國有企業從民間吸血太多。

同時,中國政府應在人力資本方面扶持弱勢群體。很多國家在作經濟調整時,政府都要大量投入,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從夕陽產業轉向朝陽產業的人,進行財政稅收上的支持,以降低職業(再)訓練和正規教育的個人成本。

中國的服務業太小,已是喊了多年的老問題。中國服務業中,民間經營的大多是低端的,如餐館、洗腳店等。涉及科技、文化、高級服務行業的部分,政府控制太嚴。

這一塊不放開,中國就很難出現大量高附加值的、創新的、提供高學歷者就業機會的新型第三產業。中國應降低法律、教育、文化、藝術、傳媒、衛生等行業的私營企業准入門檻。

只有通過綜合性的對內開放,中國才能轉變到大眾資本主義,讓更多中國的普通公民,無論是來自鄉村還是城市的,獲得更多的創業機會,找到更多提升自己人力資本的機會,推出更多新型企業的機會。這對全球金融危機衝擊下的中國,是走出困境的明智之途。

如果把拉動內需仍然集中在拉動官需,中國的增長模式將難以持續。要實現從拉動官需向拉動民需的轉變,就必須讓中國普通公民能有更多的創業和發財、控制財富的機會,從"國富民窮"、"官富民窮"、"城富鄉窮"的不平衡走出來,邁向"民富國強"的公平和可持續的發展。

(來源:秀水湖)

附:

專訪丁學良:徘徊於毛鄧路徑之間,今日中國向何處去?

責任編輯: 李安達  來源:文明的細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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