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撒母耳
（圖：4月，支持民主的示威者在格魯吉亞抗議政府的舉措，他們稱這些舉措受到了威權國家俄羅斯的啟發。）
全球的專制國家在與民主社會的競爭中變得越來越相互支持，普立茲獎獲獎記者和歷史學家安妮·阿普爾鮑姆在接受「Current Time」採訪時表示。
「俄羅斯、中國、伊朗、朝鮮、委內瑞拉、津巴布韋、阿塞拜疆和安哥拉並沒有共同的意識形態，」阿普爾鮑姆說，「但他們有可以合作的地方和共同的利益。其中一些利益是經濟上的。」
「中國在全球各地投資於獨裁政權，並幫助維持它們，」她補充道，「俄羅斯也在做同樣的事……他們為陷入困境的非洲獨裁者提供僱傭軍。他們尋找共同點和互相幫助的領域。」
「他們不需要共同的意識形態來做到這一點。」阿普爾鮑姆說。
圖：記者兼作家安妮·阿普爾鮑姆（資料照片）
據作者網站介紹，在她的新書《專制聯盟：想要統治世界的獨裁者們》（Autocracy, Inc.: The Dictators Who Want To Rule The World）中，阿普爾鮑姆寫道，這些政府受到「由盜賊統治的金融結構、監控技術和專業宣傳人員組成的複雜網絡的支撐，所有這些網絡都在多個政權之間進行合作」。
阿普爾鮑姆告訴「Current Time」，這與20世紀的地緣政治形勢有根本不同，「當時有一個叫共產主義陣營的東西，他們都使用相同的語言……甚至他們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也非常相似。」
儘管缺乏集中的意識形態，世界上的專制國家卻有一個「共同敵人」，她指出。
「這個共同敵人是……任何生活在民主世界的人，以及任何使用民主、人權、透明度、問責制、法治、正義語言的人，」阿普爾鮑姆說，「這種語言對他們構成威脅，當然，當這種語言來自他們自己的反對運動、內部批評者和持不同政見者時，威脅更大。」
此外，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現代的威權政權有更大的空間影響開放社會的政治和社會發展。
「威權宣傳現在可以以一種共產主義宣傳無法做到的方式接觸到美國人，」阿普爾鮑姆說，「專制國家擁有的金錢賦予了他們一種蘇聯從未擁有的權力，無論是作為投資者進行投資，還是在政治家或商界中購買影響力，甚至是以黑錢（dark money）的形式資助政治競選活動。」
（圖：2018年，俄羅斯國家電視台RT的一輛車在克里姆林宮附近進行廣播）
「所有這些都為他們提供了比以往更多的工具，以影響民主國家的內部辯論和政治對話，以及它們的經濟。」她補充道。
像克里姆林宮的「今日俄羅斯」（RT）這樣的媒體，阿普爾鮑姆補充道，「善於……塑造一種威權敘事，將專制國家描述為安全、穩定和有保障的，而將民主國家描述為分裂、混亂和墮落的。」
「這種敘事的某些版本，在互聯網上可以看到數以百萬計的形式，」她說，「這……引起了美國政治光譜中的一部分人共鳴，這些人對過去幾十年的社會變革、人口變化、經濟變化和政治變化感到不滿，並尋求逆轉這些變化。」
威權政權並沒有在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引發「對民主的反對」，但它們給這種反對提供了說辭，」她說，「這使現有的分歧更加深刻。」
儘管如此，這些政權明白，民主價值觀和語言仍然有市場。例如，在委內瑞拉，人們走上街頭，呼籲透明度、正義和法治，儘管該國是「一個非常醜陋的獨裁政權。」
「人們希望生活在一個有法治的社會中，法官是真正的法官，」阿普爾鮑姆告訴「Current Time」，一個由「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運營的俄語電視和數字網絡。「我認為你可以在很多地方看到這一點。生活在一個更公平的社會中，公民有一定的影響力，這種想法具有內在的吸引力。」
「我認為，這就是為什麼專制世界重新武裝起來，或者說以比20年前更激烈的方式對抗民主世界的原因之一。」阿普爾鮑姆說。
（本文由「自由歐洲電台/自由電台」的羅伯特·科爾森（Robert Coalson）根據「Current Time」記者克謝尼婭·索科利安斯卡婭（Ksenia Sokolyanskaya）的報道撰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