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會開幕式在國際上引發巨大爭議，相反，在國內倒並不顯得突出，其中原因並不難理解，因為中國是純世俗國家，對於涉及宗教和多性別的話題，不會像歐美人那麼敏感。
這裏面分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很多中國人對於宗教和多性別話題，基本處於無知的狀態，他們對於西方的宗教史和文化也基本不了解，所以看到相關的隱射和嘲諷，「雖然看不懂，但大為震撼」，只是感覺好奇，甚至覺得挺好玩，他們不明白，巴黎奧運開幕式引發爭議的點真正在哪裏？
第二種情況是，不少中國文青從小就對法國文化和藝術有一種好感，他們對於思想史的了解不多，所以觀察法國的現象，總自帶一層濾鏡，覺得法國的藝術，那必然是先鋒的、是前沿的，是引領世界的風尚標，你們這些土包子看不懂，是你們不懂藝術，是你們不夠寬容，而不是這個表演有什麼問題。
我今天之所以要來科普，說針對的，就是這兩類人。
我想對這兩類人說，巴黎奧運會開幕式之所以在國際上引發巨大爭議，背後其實隱藏着現代文明的深刻危機。
你覺得沒什麼太大問題，不是別人想多了，而是你對西方思想史的無知，讓你想少了。
以自由的名義殺死自由，盧梭做到了。
以寬容的名義消滅寬容，法國人經常做。
這是思想史的基本常識，但凡對思想史有着基本了解的人，都不會對此一無所知。
我驚訝於在我的「深度閱讀」讀者群體裏，居然還有如此多的人，常識欠缺。
在我吐槽奧運開幕式的文章後面，指責我「不夠寬容」，說我在「藝術審查」的人，不少，我看有些還是關注了幾年的老讀者。
這真是讓我一聲嘆息。
這個可悲的事實告訴我，即便像我這樣天天在文章里忽悠「自由」和「寬容」的人，居然也有一天會被人倒反天罡，真是滿滿的黑色幽默。
還記得我獨創的概念——「法國病」嗎？
看來又有必要再給大家做個科普，讓大家明白，法國人是如何舉着自由的旗幟殺死自由，舉着寬容的旗幟消滅寬容的了。
不了解這些歷史事實和「法國病」的思想根源，你就不會明白，什麼才是真正的寬容？
你就不會明白，「政治正確」正是濫觴於「法國病」，這種思維方式，恰恰是不寬容的思想根源。
但是，正是因為它舉着寬容的旗幟，喊着漂亮的口號，實際上做的是消滅寬容之事，這種隱蔽的惡很難被思想膚淺之人洞察。
而思想淺薄之人恰恰又是任何社會的人口多數，這才導致偽善之人總能忽悠矇騙大多數人。而你要反其道而行之，註定障礙重重、吃力不討好。
今天我再一次吃力不討好，迎難而上，誰讓我的人設就是「深度思考者」呢，那些淺薄的東西不正是我不屑於評論的話題嗎？沒點難度，我還不想說。
好了，進入正題。
作為「白左大本營」，法國一直是全世界左翼人士的旗幟和聖地。
激進、反抗、前衛一直都是白左給人最為醒目的標識，白左也總以拯救世界為己任，以「進步主義者」、「覺醒主義者」自居，試圖打爛舊世界、創造新世界。
而法國大革命，就是這種白左思潮之下的登峰造極之作。
經此一戰，法國從此成為了全世界白左當之無愧的祖國。
考察此戰，我們就能清晰明確地了解什麼是「法國病」，以及其之所以會最終消滅自由和寬容的根本原因所在。
01
人類的心智模式比較容易犯的錯誤在於，總是把歷史事件自動演繹成「大人物+事件+時間」的敘事結構。
比如法國大革命，無非就是幾個啟蒙思想家教化人民，幾個革命領袖帶領人民起來革命的歷史事件。
而大量的背景被忽略掉了。
實際上，與英國、美國、日本、德國相比較，法國大革命的一個顯著特徵是：革命者的素質極為低劣。
這些掌握生殺大權的政治人物，相當多來自於社會邊緣階層，這些原本被排斥在政治體系外的邊緣人物在革命進程中越來越多地湧入權力的中心。
如同英國思想家柏克所說，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是是由「下等的、無知無識的、機器般的、純屬各個行業的馴服工具的那些成員們」所組成，再加上毫無政治經驗的巴黎的下層文人。
這些人對於傳統的社會秩序，更多的只有仇視。
當一群缺乏基本人文思考、政治經驗的社會底層人物，掌握了巨大的權力，人性中無底線的惡展現的淋漓盡致。
暴力、恐怖和屠殺席捲整個法國，從國王、王后、教士、貴族，到雅各賓黨人，紛紛被押上斷頭台。
在雅各賓派專政期間，雅各賓派鼓動法國人民開始大規模的糾察「反革命」運動，大量被認為有反革命情節的人遭到了迫害。
雅各賓派頒佈的「嫌疑人法令」規定任何有反革命嫌疑，但沒有實際證據的被告，可以根據「意識里有罪」而判刑，最高時期法國嫌疑犯總數達到了30萬人，不少人一覺醒來，就變成了「人民公敵」。
同時，在審判環節只保留「無罪」和「死刑」兩種判決，嫌疑人無處申訴，非死即活。
據統計，在雅各賓派專政的四年裏，至少有7萬人被砍去了腦袋。然而，極具諷刺的是，在所有死亡的人里，只有5%屬於封建舊貴族，真正受難的還是普通法國百姓。
這種大規模的屠殺行為不但讓法國人人自危，甚至讓當時整個歐洲都感到顫慄和恐怖。
是什麼讓一群聲稱要通過反抗來獲得光明與理想的革命者，轉瞬之間就變得如此無情和殘忍？
法國得了一種什麼病？
02
自由主義大師阿克頓勳爵把法國大革命生動描繪為「壯麗的事業和恐怖的記憶」。
在阿克頓勳爵看來，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不是因為人民的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而奮起反抗，而是由一些新奇的觀念所孕育，再被1787年美國（獨立）革命的成功榜樣所催生。
讓人民看到有改善其處境的希望卻又未能滿足他們這種期望時，民眾情感最易激發，革命運動最易形成。
在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和盧梭奠定的「自由、平等、博愛」等一系列抽象原則的激勵下，革命者們打破一切舊制度的激情高漲，但是讓人遺憾的是，他們卻並沒有建設新秩序的藍圖。
宗教、政治、司法、軍隊......所有舊制度被打破後，卻沒有民眾習慣和具備操作性的新制度及時補上。
革命給人民帶來重大生活不便的同時，也釋放了人性之惡。而這種人性之惡隨着舊制度的不復存在而失去了所有阻擋。
托克維爾在在反思法國國運時，痛心疾首到，才華橫溢如伏爾泰和盧梭之輩，在法蘭西近代民族國家熔鑄成型之時，沒有足夠的審慎清醒，反而開啟了「知識變權力」的文人政治的先河，其結果必然是情緒戕害政治。
列奧·施特勞斯認為哲學思想是需要癲狂的，而公共言說卻需要溫良。是因為哲學只是能來認識世界，而不能用來改造世界的。
政治真正要面對的是一個現實的世界，而不是一個癲狂的世界。
審慎而節制的原則才能防止政治因為哲學的癲狂而走火入魔。因為大多數人所欲求的並非是哲學家所謂的「自由王國」，不過是穩定的生活狀態和可以預期的秩序。
如果人類用哲學來改造世界，把人當成了神來膜拜，結果卻是把人降到了動物的地位。
法國大革命即是如此。
法國革命者推倒了所謂束縛人理性的舊宗教，關閉了一切教堂後，卻創建了「理性宗教」，擁立了一位女演員為自由女神，視其為理性女神，被革命議員們和革命群眾們頂禮膜拜。
這不啻為歷史上最為滑稽的一部鬧劇。
革命者本來試圖搭建「理性的天堂」，把人的理性推崇到了極端，結果卻直接摧毀了文明，墮落成了血流成河的叢林社會、人間地獄。
「自由、平等、博愛」學說創造出的各種神聖詞彙為政治鬥爭中的派閥所利用，營造為新的偶像並以之煽動人心，最終走向了民粹主義的泥沼。
認為人的理性能夠無所不能，人的理性能夠建構出完美的世界，人無所不能，這就是「法國病」。
03
施特勞斯說，所謂現代性就是「青年造反運動」。
而對於法國人來說，把一切舊的、老的經驗和制度摧毀掉，換上一套新的，這是進步的，這是理性的，也是現代的。
然而，事實證明，這不過是人類自以為是的傲慢。
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人的立憲努力完全失敗，從政治體制的幾個最重要的方面看，革命者始終沒有在舊制度的廢墟上建立起可以自我維續、並能保障啟蒙哲學所嚮往之個人自由的新制度。
法國的政體在君主獨裁政體、共和政體、大眾民主政體之間不斷游移，在革命後的86年間，法國制訂了14部憲法，平均每六七年就有一個根本性的變化。
對比美國和英國數百年穩定的政治框架，法國人應該感到汗顏。
法國人的「反抗意識」沒有建起新世界。相反，在激情退卻後，人性的脆弱和邪惡卻因為新舊秩序的長期無法順利交替，而釋放出了無窮的破壞力。
法國人在政治科學上的無能，可見一斑。
04
法國這個國家在中國是個符號，是浪漫的代名詞，至少在剛剛打開眼界的近代中國人和現代中國人眼中，這是確鑿無疑的。
老一代的知識分子也老愛拿法國說事，這符合我對我們這個民族的一貫認知：我們骨子裏也是浪漫的。
浪漫的人有個特點，那就是特別愛抒情，愛喊出一些讓人激情澎湃的口號。
比如法國大革命中，懷着浪漫革命情懷的法國人就提了很多口號，比如「自由、平等、博愛」，而在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浪漫的中國文人也提出了「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的口號。
法國大革命中，法國人拜理性為神，卻帶來了狂暴的非理性。
他們高舉自由的旗幟，卻帶來了全社會的不自由。
他們喊着平等的口號，卻帶來了獨斷專行。
他們聲稱要博愛，結果卻是瘋狂的殺戮。
他們宣稱要給世界帶來進步，卻導致了文明的倒退。
如今，他們宣稱要寬容，實際上，是要扼殺我們選擇的權利，讓我們對那些不寬容我們的人，也要表達寬容，這恰恰是一種不寬容。
讓我們反覆誦讀卡爾·波普爾的名言：
「如果我們將無限的寬容擴展到那些不寬容的人，如果我們不準備為捍衛一個寬容的社會而去反對不寬容的人的攻擊，那麼寬容的人將會被毀滅，寬容的社會也隨之被摧毀。」
只有對等的寬容，才是真正的寬容。
請記住，當你正在消滅我的自由的時候，我並沒有寬容你的義務。
與之相反，我為保護我的自由，保護寬容的社會原則，揭露並反擊那些不寬容的人，才是真正的寬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