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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應該的

作者:

俞平伯

1951年,俞平伯受文懷沙約稿,將舊作《紅樓夢辨》三卷,有的全刪,有的略改,合併為上、中兩卷;再加上近年來發表在《文匯報》《光明日報》等報刊上的紅學新篇,作為該書的下卷,起了一個新書名《紅樓夢研究》,交付文懷沙編輯出版。

1953年初,《紅樓夢研究》一書由上海長風書店發行,受到《文藝報》好評,並向讀者作了推薦。此書出版後,銷路很好,到11月,已經再版了6次,印數高達25000冊。

也是這一年,香港大公報》看到俞平伯新書暢銷的態勢,決定約他寫一些紅學隨筆的文章。正好俞平伯在校勘整理《紅樓夢》八十回本,時常會有一些研究心得,於是欣然應約,從1954年1月至4月,在香港《大公報》「新野」副刊,以《讀〈紅樓夢〉隨筆》為總篇名,連續發表了37篇文章共計10餘萬字。其中絕大部分被上海的《新民晚報》轉載發表。

這一年,俞平伯還在北京的《新建設》雜誌3月號上發表了一篇《〈紅樓夢〉簡論》的文章。

此文發表後,被23歲的藍翎看到了,在見到老同學李希凡時,李也說他看過此文,但不同意其中的論點。於是兩人決定合寫一篇批評俞平伯紅學觀點的文章《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

兩人的初衷,只是為了表明和俞平伯先生不同的學術見解,並無別的意圖。不料文章發表後,受到毛澤東的稱讚,兩人也因此大出其名,改變了自身命運,調入人民日報社擔任編輯。

與此相反,俞平伯卻開始不斷受到批判。

1954年10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鍾洛的文章《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的批判》,將原本屬於學術範圍的問題,定性為「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在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嚴重的鬥爭」。

鍾洛是《人民日報》文藝組副組長袁鷹的筆名。文章發表前,先是由文藝部主任林淡秋細心修改,再交總編輯鄧拓審定通過,決定在10月23日見報,作為《人民日報》對這場批判運動的第一篇「表態性」文章。

文章見報前,為了擬個合適的題目,鄧拓、林淡秋和值夜班的總編室主任李莊商量了很長時間,想了好幾個題目,袁鷹坐在一旁看三人反覆推敲。直到深夜,才決定仿照三年前批判電影《武訓傳》時用的社論題目《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用《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的批判》作為標題。

隨即,又在10月24日,發表了藍翎和李希凡二人寫的《走什麼樣的路——再評俞平伯先生關於〈紅樓夢〉研究的錯誤觀點》一文。

也是在這一天,中國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召開了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討論會。周揚以主管文藝工作的領導身份出席會議。俞平伯所在單位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所長鄭振鐸主持會議。應邀前來出席的有茅盾、馮雪峰、劉白羽、林默涵、何其芳、老舍、袁鷹等學者、作家和報社編輯、記者共69人。三個當事人俞平伯和李希凡、藍翎,也被邀請到會。

會前,周揚領着27歲的李希凡和23歲的藍翎走到俞平伯面前,分別作了介紹。據藍翎回憶,當時「氣氛並不緊張,不少人說起《紅樓夢》,談笑風生。唯有俞平伯先生穩坐沙發,顯得有些不自然。」

會議開始後,由俞平伯率先自我檢討,他承認自己研究《紅樓夢》是「從興趣出發的,沒有針對紅樓夢的政治性、思想性,用歷史唯物論觀點來研究,只注意些零碎的問題」。但他在發言中,竭力迴避批判胡適,只談自己「思想上有很多毛病」,歡迎大家批評。

這次會議開了一整天,除去中午吃飯休息兩個小時外,一共開了7個多小時。

在會上發言的,有馮至、舒蕪、王崑崙、老舍、黃藥眠、聶紺弩、啟功、何其芳、藍翎等20多人,其中不少是俞平伯的熟人和同事。因為不清楚俞平伯為什麼受批判,所以大家態度相對溫和,火藥味也不濃,不少人在發言中仍稱「平伯先生」,但會議的基調卻是朝批判俞平伯和胡適方向一邊倒的。

會議最後是周揚作的總結,中心意思是傳達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的精神。

11月5日,時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的林默涵,在一個內部會上明確闡述了為什麼要發動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資產階級唯心論」觀點的動機。概括起來就是:

胡適是最有影響的資產階級學者,現在我們批判俞平伯,實際上是對他的老根胡適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如果不找一個具體的對象,只是尖銳地提出問題,說有這種傾向、那種傾向,這樣排列起來不會引起大家的注意。現在具體對準《紅樓夢》研究,鬥爭就可以展開了,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是很有意義的……

基於這樣的目的,對俞平伯紅樓夢的研究以及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很快就形成浪潮席捲全國。

從1954年10月24日到當年底,全國上下相繼召開的關於《紅樓夢》問題的各種座談會、討論會就達到了130多次。文章更是連篇累牘,合計462篇。

當時的場面,可謂聲勢浩大了。但因為毛澤東在《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寫了一句批語:「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採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所以,俞平伯在遭受猛烈批判的同時,他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以及工作、薪水、待遇都還保留着,沒有減少。

這使得生活得到了基本保障,否則不堪設想。

當時,俞平伯一家6口人,全靠他一人的收入維持。除了年近八旬的母親和59歲的夫人許寶馴外,還有長女俞成、外孫韋柰、外孫女韋梅。

俞成從西南聯大英語系畢業後,就在昆明來華報道抗戰的英國新聞處擔任翻譯。1943年她在一次舞會上結識了葡萄牙籍青年記者約瑟夫,隨即結婚,先後生下兒子韋柰和女兒韋梅,但好景不長,抗戰勝利後兩人離婚,孩子由俞成撫養。1948年,俞成帶着2歲的韋柰和1歲的韋梅回到北平投奔父母。不久,即患上了一種怪異的腰椎病,長期臥床,不能外出工作。

放眼一看,俞平伯就成了這個家庭的頂樑柱,唯一賺錢養家的人,他的安危就是一家老小的安危。

沒受批判前,俞平伯還能有稿費收入,自從1954年10月到1956年5月一年多時間裏,俞平伯除了一篇《西城門外天齊廟》,在《文化生活》副刊刊出外,就再沒有發表過任何文章。為了保證自己不出意外,他對大批判不辯解、不發聲,甚至對信口雌黃、肆意抹黑的文章,也不寫一字予以澄清和反擊。

他把應付批判之外的全部精力,用於校勘整理《紅樓夢》八十回本。這是早兩年文化部交給他的任務,並未因他遭受批判而剝奪他的這項工作。

更難得的是,就在1954年年底,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還將俞平伯輯錄的《脂硯齋紅樓夢輯評》一書,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之一出版了。

這個出版社真是了不得,敢於逆流而上。反而是俞平伯有點提心弔膽,在送老朋友自己出的這本新書時,都不敢像往常一樣題上名字蓋上印章,怕給別人引來災禍。

俞平伯夫人許寶馴更是驚恐不安,聽不得別人說起《紅樓夢》,一聽說就會害怕。

俞夫人是浙江杭州人,1895年生於北京,是俞平伯舅舅許引之的長女,大俞平伯5歲,兩人是姑表親。許寶馴的父親許引之是清朝光緒年間駐高麗國仁川領事館領事。他讓女兒上過私塾,因之俞夫人許寶馴頗通詩詞文學,還學過古琴、書畫和崑曲,能寫一手漂亮典雅的楷書。俞平伯1922年出版第一部新詩集《冬夜》,就是她用小楷抄正後,交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

兩人成婚後,就住在老君堂胡同79號一座四合院內。整棟私宅迴廊四繞。院子裏,一棵大榆樹亭亭如蓋,丁香、梨花、榕樹花次第開放。每到秋季,柿子、鴨梨掛滿枝頭,俞平伯夫婦就會摘下來分給小孩子吃。

這座四合院是俞平伯父親俞陛雲1919年年底出資購買的。1914年,俞陛雲應聘出任清史館提調,來北京專門編寫清史。次年,兒子俞平伯考上北京大學文科國文門,俞陛雲便把一家人從蘇州遷到北京,在東華門箭杆胡同租房居住。1919年,俞平伯從北大畢業,俞陛云為了讓一家子在京城安居,便買下了老君堂79號的四合院。從此,俞家四代人棲居於此,直到文革發生,凡48年。

直到1966年初,俞平伯一家才被攆出79號院,從此,這座私宅便與俞家永遠脫離了關係。

這處宅院雖然不能與王府相比,但卻是坐南朝北附有跨院的二進四合院,房舍很多。

由於住房寬敞,房主熱情好客,那些年俞宅一直是京城學界「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聚會之處,經常是人來人往,高朋滿座。這一切,在1954年的深秋之後突然變得門庭冷落了。

然而偏有一人,卻在此時,放下手中的研究,不怕惹火上身,從小雅寶胡同專程前來拜訪他。

此人叫王伯祥,長俞平伯9歲,是20年代在上海結交的朋友。50年代初,兩人又同在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任研究員。

這天,兩人先在俞平伯書房促膝交談,然後相約外出散步,去北海公園賞菊。兩人一個年過花甲,一個年過半百,在秋末冬初的北海邊慢慢遊逛。一路上,邊走邊看邊聊。平常時節,兩人都是工作狂,王伯祥忙於《史記》選注,俞平伯埋頭校勘紅樓。今日得寬閒,遍賞秋色無限。要游就游個痛快,出了北海,又去什剎海邊賞景,漫步在落葉繽紛的岸邊。王伯祥如此做法,就是要幫俞平伯散盡胸中鬱結的悶氣。

步行至銀錠橋畔時,王伯祥見北京老字號飯鋪「烤肉季」里人不多,便領着俞平伯進去找了個靠窗的桌子坐下。一盤烤肉,幾杯黃酒,一番小酌,愁緒便已漸漸遠去。

俞平伯望着眼前的王伯祥,這位年長10歲的兄長,在舉國上下對自己無情批判的情勢下,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他卻不因同在一個單位懼怕受到牽連,而公然邀請俞平伯外出散步,喝酒散心。如此人間至情,天下有幾?

當年,同樣不懼牽連登門探望俞平伯的,還有他的老朋友葉聖陶和顧頡剛。

而遠在廣東中山大學歷史系的教授陳寅恪,面對這場聲勢浩大的批判俞平伯唯心主義思想的運動,則公開表示了他的不同意見:「人人都罵俞平伯,我不同意。過去你們都看過他的文章,並沒有發言,今天你們都變成了應聲蟲,正所謂『一犬吠影,百犬吠聲』。」

1956年1月,北大文學研究所併入新成立的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56歲的俞平伯被分配在文學研究所擔任研究員。

這年5月,俞平伯校勘整理的《紅樓夢》書稿正式交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俞平伯為這部「俞校本《紅樓夢》」撰寫了一萬多字的序言。序言最初屈從於批判高壓,字裏行間表現出一副戰戰兢兢的模樣。俞平伯寫好後,拿給自己1930年代執教清華大學時的學生、現在是他頂頭上司的文學所副所長何其芳審查。何其芳看了後勸他:「你不必這樣,還是按你的風格去寫。」就因為有了這句話,才有了今天大家看到的頗能彰顯俞平伯本性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序言》。

這年年底,俞平伯被文學研究所評定為一級研究員。有了一級職稱,就可以到好醫院看病,看電影能坐前排,進出城有車。這件事擱在其他單位,不一定敢給俞平伯這樣的人評為一級。

當支部書記王平凡告訴俞平伯這個消息時,俞平伯沒有表示感謝,而是平靜地說:「我想,這是我應該的。」

參考資料:

周文毅《俞平伯1954年以後的歲月》

《李希凡和藍翎批判俞平伯顯露紅學爭論不在學術》

百度百科《李希凡》《藍翎》

2024年07月28日

責任編輯: 吳量  來源:漢嘉女1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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