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慣例本應在2023年秋季舉行的中共中央二十屆三中全會延遲大半年後，於本月15日在北京閉門召開。從中國各方媒體的輿論宣傳來看，這次會議的主題是「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而此時，曾經多年被看作是世界經濟火車頭的中國經濟在內面對新冠疫情後的復甦乏力，在外又因複雜的大國角力國際形勢而面對重重困難。在房地產業危機、青年就業困難、國內消費低迷、地方政府財政捉襟見肘、出口不暢等多重挑戰的背景下，不少人對這次按慣例主打經濟議題，卻姍姍來遲的三中全會出台新的振興經濟方案多有期待。但澳大利亞蒙納士大學商學院教授史鶴凌教授接受本台電話採訪時，對這次各界矚目的三中全會能否拿出有效的振興經濟藥方不抱太大希望，因為在他看來，中國經濟的振興需要走市場經濟的道路，而中國政府當前一再、反覆、日日強調的是要加強黨的領導。
2024年7月15日，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閉門召開。中南海周邊保安嚴密。 AP- Ng Han Guan
三中全會為何姍姍來遲?
法廣：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按照慣例其實應該是在去年秋季召開，但一直拖到現在，延遲了將近一年的時間。三中全會一向也被認為是主攻經濟議題的會議。而中國從新冠疫情解封之後，復甦就不太順利。您覺得三中全會延遲召開的原因是什麼？各界當然有不少猜測。您的觀點是什麼？
史鶴凌：我們作為一個外面的人，實際上真的不知道到底是為什麼延遲了將近一年的時間，我們只能從中國現在的經濟形勢和政治形勢做一個猜想。我認為，第一個原因是，因為近幾年，特別是2022-2023年以後，中國經濟形勢一直非常不好，而且在不斷走下坡路，特別是房地產市場受到很大的衝擊。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開三中全會就會比較困難。因為三中全會實際上是要對前一段的經濟形勢做一個總結。但是中國的經濟形勢這麼差，有什麼可說呢？！所以我想這是（延遲）的一個原因。因為在習近平的治理下，基本的格調是要唱響中國經濟的光明面。如果沒什麼可唱的，他就推遲那個會議。這是可能的一個原因吧。
第二個可能的原因是，中國經濟現在碰到了很多的麻煩。到底怎麼來幫助中國經濟解套呢？大家都知道，一個經濟的發展主要是消費、投資、和出口。中國過去四十年的良好發展主要是靠出口，但中國現在在出口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不僅僅出口美國遇到了困難，而且出口歐盟以及其他國家，現在也都遇到了關稅挑戰。怎麼解決這麼複雜的經濟形勢？要開三中全會，總得做一個大的方向上的政策變化吧？！但是，我相信中國共產黨以及政府沒有想出一個更好的辦法來應付全球這麼複雜的一個經濟環境。那麼想不出什麼好辦法的話，不如就把三中全會推遲。這是第二個原因。
我覺得第三個原因，可能涉及到一些人事調整，因為二中全會以後，中國的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實際上都換人了。但這應該不是一個永久的人事安排，因為當時決定得比較倉促，是臨時替換，特別是外交部長。所以，是不是應該在三中全會的時候做一個比較長久的換人計劃？那麼這就涉及到很多人事安排。我相信，在人事安排塵埃落定之前，（習近平）也不大好向大家交代：為什麼原來的外交部長、國防部長的落馬？儘管已經說了很多很多，但是理由都不太令人信服，都是一些非常表面的（說辭）。到底是出了什麼事?要換成什麼樣的人?也是還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我覺得這也是三中全會推遲的一個主要原因。
中國政府現在宏觀經濟管理能力非常差
法廣：事實上，自2022年底中國解除新冠封城措施之後，經濟復甦一直不如預期。政府不斷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但成效不大。這是因為這些措施不到位，或者說這些措施並沒有對症下藥，還是說有其他的原因呢？三中全會現在召開，還能再推出什麼樣的措施呢？
史鶴麟:你說得很對。從2023年開始，實際上中國政府出台了好多好多的政策，但這些政策，大部分都涉及到投資這一面，也就是生產這一面，而沒有涉及到消費這一面。我在很多場合實際上都講過，就是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消費不足。為什麼會消費不足呢？很大原因就是因為老百姓對未來缺乏一定的信心。在沒有信心的狀況之下，怎麼可能去消費？再加上中國的養老金制度和中國的醫療保險制度現在都面臨很大的困難。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我相信沒有一個消費者會提升他的消費。所以現在國內都是一種躺平，或者消費降級等諸如此類的狀況。
原來中國政府是想靠出口來帶動整個生產，因為生產出來以後在中國沒有人消費的話，就希望通過出口，把這些產品是賣到國外去。但中國在出口方面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難。消費上不去，出口又不足以消化中國生產的那部分（產品），所以就形成了多餘生產能力,叫excess capacity（產能過剩）。怎麼來消化這個多餘的生產能力呢？靠金融方法實際上是沒有辦法做到的。這也是我剛剛提到，就是說實際上中國政府現在面臨着一個政策缺乏的狀況，就是出台的這些政策激勵力度太小，又沒有針對性。我一直認為，中國政府現在的整個宏觀經濟管理的能力是非常差，非常差，根本沒有對中國經濟做一個很好的理解，和根據中國經濟情況，採取一些相應的措施。所以好多人會對這次三中全會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三中全會能出台一些更針對中國經濟現狀的一些比較好的、強有力的措施。但是，從昨天（15日）開幕的三中全會的情況來看，我個人認為這一次三中全會是不可能出台針對中國的現在經濟情況的、而且是有效的、有利的政策，因為第一天開會，包括在這之前的一系列輿論，都在強調黨的領導、黨的領導，一切（聽從）黨的領導……實際上根本就沒有把經濟放在這次三中全會的主旋律上，基本上還是強調黨的領導。我們大家都知道，中國的經濟發展實際上是要靠市場經濟，黨的領導與市場經濟完全是背道而馳的。所以，我相信三中全會的（結論）跟很多人的期望會完全不一樣，或者是會讓很多人非常失望。根本不可能讓中國經濟在市場化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只會往後退而不會朝前走。所以我個人對這次三中全會不抱任何的希望。
中國政府理解的改革與以市場化為主體的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
法廣：您提到中國經濟的一個關鍵要素，其實是要走市場經濟這條道路。但是中國近幾年政策給人感覺是，相對於四十多年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它在朝反方向走。而圍繞這次三中全會官方輿論造勢時，講的是要聚焦深度（深化）改革。您覺得這裏的所謂深度改革會是什麼呢？它會體現到哪些方面呢？還是說這次三中全會實際上聚焦的還是政治問題，對經濟其實不會有什麼具體的、有效的措施出台？
史鶴凌：因為三中全會剛剛開始，現在還沒有結束，所以我也不能非常100%的肯定說：這一次三中全會不會提出任何新的經濟政策。但是，從三中全會之前所透露的信息來看，所謂的深度改革或者深化改革，根本就沒有朝市場化的方向發展。如果是朝市場化方向發展的話，就根本不需要講什麼「深度「改革，只要說會引領中國朝市場化的方向發展，不就行了嗎？！現在的中國情況是，任何什麼樣的改變都稱為改革。我覺得很多人對中國現在的整個政治環境，可能還沒有理解透，於是，一聽改革就比較興奮，就覺得中國會沿着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那種市場化的方向進行改革。不是！因為這一屆的中央委員會或者政府，基本上把什麼東西改變，都稱為改革。但很明顯的，現在做任何改變的時候，第一條就是要加強黨的領導，都是以這個為起點的。我剛剛講過，就是加強黨的領導跟市場化的方向是背道而馳的。所以不要聽到說要深度改革，加強改革就覺得非常的興奮，或者有所期待。我相信，中國政府理解的改革和我們之前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以市場化為主體的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
新質生產力？集中投資高科技可能造成嚴重浪費
法廣：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後，提出「中國式現代化「，還有」新質生產力「。這個新質生產力和他以前提出產業升級不是同一個意思嗎？現在的新質生產力是不是有可能給中國經濟帶來一個新的振奮呢？而且現在的國際形勢，現在尤其在高科技領域，（中國）已經面對一個圍堵的局面……
史鶴凌：所謂的新質生產力，實際上跟產業升級是一回事兒，只不過是又新創了一個詞而已，而且，新質生產力，就是你剛剛講的，特別強調高科技在整個經濟發展當中的作用。但是，說實在的，這種對經濟的理解是非常膚淺的。因為高科技是會引領生產力的發展，但是高科技在整體經濟當中所佔的份額實際上是很小的。真正促進一個國家發展的，實際上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柴米油鹽醬醋，也就是人們的消費。說到底，這才是真正的經濟發展動力。光是一味的強調所謂的高科技，實際上會使中國的經濟走入歧途。而且，你也剛剛提到，在高科技方面，實際上中國受到了很多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圍堵。那麼如果光是要把大量的投資投在高科技領域的話，你會發現，會有很大的浪費現象出現。因為高科技需要靠人員的交流，靠思想的碰撞。但中國現在是關起門來搞自己所謂的高科技。我相信這裏面涉及到的浪費會是非常非常嚴重的，會使得中國的高科技領域投入很多，而產出很小，對整個中國經濟的提升所起的作用會非常少。所以我對所謂新質生產力，並不看好。
法廣：在這個之前呢，輿論也一直關注，預期中國可能會把延遲多時的稅制改革提上日程。稅制改革對現在的經濟形勢有可能帶來什麼樣的效果呢？
史鶴凌：很多外國媒體，比方說英國的《金融時報》，提到中國可能用消費稅來替代一部分的增值稅(value added tax)。如果學經濟學的話，你就知道,消費稅來替代增值稅實際上對整個經濟的作用很小，並沒有從本質上來解決稅收一些問題。
實際上，中國的稅收問題主要是中央政府收了太多稅，但是地方政府承擔了太多的公共服務責任。這就造成了很多地方政府現在負債纍纍。所以，地方政府債務一直成為中國的一個很大問題。所以實際上，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怎麼把中央收的稅，以更多的份額，合理地分配到地方，這是一個要解決的分稅問題，而不是對稅制進行改革。以消費稅來替代增值稅增值稅，這只是對微觀經濟進行很小程度的微調，根本不會解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稅收分配問題。所以我個人覺得，對此也不要有太大的希望，你會發現最後會不了了之。
史鶴凌先生認為，中共高層及政府在中國經濟發展道路議題上認知高度一致，那就是要加強黨的領導。在這個前提下，他看不出政府的任何具體政策是在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路線。他認為，只有走市場經濟道路，才可能扭轉中國經濟現在非常被動的局面，但他目前並沒有看到有這樣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