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共產黨將其重要性和「遵義會議」相比擬。這個在文化大革命結束、毛澤東病逝兩年後召開的會議，把階級鬥爭轉換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動從僵化到半僵化的改革、讓社會從封閉、半封閉到改革開放。隨後1984年、1993年兩屆三中全會，共產黨都在危機中主動或被迫推動經濟改革措施，因此海內外對三中全會的召開總是抱着將出現「改革開放」信號的期待。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經濟學家巴里·諾頓（Barry Naughton）在2013年對習近平和李克強上任後的改革措施感到期待，但是他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一年後就準確預期，該會議的結論將難以推動。那麼諾頓對即將在7月15日-20日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又有什麼期待呢？他日前接受自由亞洲電台專訪時指出，習近平對「改革」的定義和外界的期待不同，他想打造的是「以新質生產力來提高全生產要素的『去美化』經濟體」，經濟增長並非他的主要考量。
記者：三中全會在中國的改革開放歷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您是否可以從經濟學角度來談論這個會議受到這麼關注的原因？
諾頓：中共中央第三次全體工作會議在（黨的領導）結構上非常重要，因為這會議在新一屆黨領導層選出後的一年召開。在過去的40年中，經濟政策一直是共產黨政策中最重要的部分，這會議的舉行基本上意味着，「我們已經組成了新的領導班子，這（三中全會）是（宣誓）我們接下來打算在經濟領域推動的政策」。在這邏輯下，這次有些不同，畢竟習近平已經在位很長時間。不過，這還是一個新政府，我們看得出李強在推動政策上是完全服從習近平的意願，但是我們也能看出他和習近平在經濟議題上有些不同觀點。
從歷史上看三中全會的特殊重要性，源於1978年華國鋒試圖推動的一些政策，也就是我描述的，為他認為將是他執政期間的經濟政策設立議程，他知道自己會是一個弱勢領導者，但他仍然為經濟政策設定了議程，但沒想到卻完全崩潰了，在三中全會之前的工作會議上就已經崩潰了。關於這第一次歷史上（重要）的三中全會，有件有趣的事情是，實際上它並沒有說太多，除了宣佈了一個極其重大的變革：即共產黨的目標將不再是毛澤東追求的階級鬥爭，而是轉向經濟建設。
所以，這確實是共產黨一次根本性轉變，從那時起，我們至少經歷了三次非常重要的三中全會。1984年有一次，這實際上向世界發出了一個信號，表明在一段暫停之後，中國真的認真對待市場或經濟改革，並將繼續前進。1993年又有一次，它做了類似的事情，鄧小平進行了他的南巡，這次三中全會中國承諾要建立一個市場經濟，這不只是表示要改革，而是（進一步）表示要建立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三中全會制定了一個50項的改革方案，而且讓人吃驚的是，幾乎所有這些項目都實際上被執行完成了。
接着改革的步伐就放緩了，當習近平2013年上台時，部分原因是因為他真正希望有一個更具活力和更有紀律的中心；另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幾乎痴迷於重複過去的里程碑。他在2013年設立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第三次全會，制定了一系列經濟改革方案，其中大多數都未成功，大多數都未實施。這也是為什麼，（這次）大家帶着好奇和疑惑的態度，想看看接下來幾周這個新的第三次全會會帶來什麼。
記者：您在習近平上台前曾對他推動進一步改革相當樂觀，包括他先去深圳而不是像胡錦濤一樣去西柏坡，但是您到2014年改變看法，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結論最後難以推動。這一年之中您看到什麼讓您改變看法？
諾頓：我們不知道習近平的心思，所以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完全了解，但我們可以說幾點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的事情。首先，某種程度上，像任何政治家一樣，習近平要上台時向很多人承諾了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進一步推動經濟改革，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開放某些領域。對於其中一些承諾，我們可以清楚地說，「哦，他從來沒有打算這樣做」。第二件事是，改革這個詞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定義，我可以給它一個更具市場導向的改革的定義，包括降低進入市場壁壘，為競爭者制定更清晰、更客觀的規則，增加市場競爭和範圍。但是習近平對改革的定義並非如此。對他來說，一系列事情都應該被改革，尤其是讓政府更具權威和更高效，更高效意味着更能夠執行他的意志，對他來說這些就是改革。我認為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我們猜測這是接下來兩周會發生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