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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雄:十年過後談黃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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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禍》的"預言錯誤"

《黃禍》已經出版十年了,十年變化是非常多的。《黃禍》剛出版時,人們認為它是對中國前途的預言,當時很多人認為中國社會正在走向一個不確定的未來,《黃禍》描寫的災難不是沒有可能發生。然而不久,鄧小平的南巡把中國重新推上經濟自由化之路,"六四"後的沉悶和沮喪被勃興的商業大潮一掃而空,政治上的敵對也被紙醉金迷消融,中國的走向似乎就與《黃禍》的描寫分道揚鑣了。

今天,中國的現實似乎離《黃禍》差得更遠。《黃禍》的故事在現實中幾乎都沒有發生。《黃禍》寫到中共內部會有人打"六四"牌,以翻案爭取民意,現實卻是中共要員對"六四"保持一致的強硬態度。《黃禍》寫到軍隊奪取了國家權力,把中共領導人當作傀儡,目前情況卻是軍隊完全被江澤民控制,原來人們預料江是過渡人物已被證明是個錯誤。他不但在鄧後繼續留位,而且穩定地控制局面。

《黃禍》寫到軍事政權引發沿海省份的地方勢力與北京決裂,事實是各地諸侯在重大問題上唯北京命令是從,除了搞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小動作,完全沒有膽量與中央政權對抗。

《黃禍》另一個脈絡是台灣對大陸的介入,實際情況卻是台灣朝野對大陸唯恐避之不及,沒有任何捲入大陸事務的動力。《黃禍》還寫了美國和蘇聯之間的戰爭。那時蘇聯尚未解體,現在來看那種冷戰時期的思路十分過時。蘇聯從原來的第二號強國變成了一堆三等國家。危機四伏,國力虛弱,完全沒有能力再與美國對抗。

因此,以占卜的命中率來論《黃禍》,打分應該是"0"。

◎我不想當算命先生

一九九四年我對《黃禍》做了一些修訂,改動了很少細節,主要是把蘇聯改為俄羅斯,做了相應地名和情節的改動,其他方面都與原來完全一樣。

照我的本意,把蘇聯改成俄羅斯都不是很有必要,因為我從來沒有把《黃禍》當成"預言小說",我也不想成為一個預言家。如果現實真按照我的描寫兌現,倒會使我毛骨悚然──我成了一個什麼?當年蘇曉康作的序言把《黃禍》稱為"寓言小說",我覺得更為合適。我要講的是故事之下的東西,不是故事本身。我與蘇曉康至今未曾謀面,也未有過聯繫,但僅從"寓言小說"之稱,我已經感到他是一個知音。

◎《黃禍》的主線是什麼

《黃禍》故事裏那些黨派鬥爭、諸侯分裂或美蘇大戰等都是筆上生花,在稿紙上過主宰世界命運的癮而已,真正推動着我寫下去的動力──也是貫穿小說的脈絡──是我對中國社會深層危機的憂慮,中國的現實一是人口最多,二是人均資源最少,三是欲望最高,四是道德水平最低,這四項中的每一項單獨論都算得上夠嚴重的危機,四項湊在一起,又是"四最",可想而知會造成多麼巨大的失衡。正是這種失衡,是我眼裏中國最嚴重的危機所在!即使《黃禍》表面描述的那些危機全都沒有發生、都是錯的,這一深層危機卻一直是嚴峻而現實的存在。

《黃禍》出版至今的十年,四個"最"的走向如何?首先中國人口又增加了上億,人均資源因此更少,生態也遭受更多的破壞,中國人的欲望有增無減,社會道德卻繼續江河日下,因此四個"最"更加"最",它們之間的關係也就更加失衡。這說明《黃禍》描寫的深層危機沒有消失,而且仍然在發展,那麼《黃禍》描寫的災難就仍然有可能發生,不同的只是災難由什麼引發和表現為什麼形式而已。沒有《黃禍》那些故事,也會有別的事使那深層危機浮出水面。

◎故事還可能繼續

其實《黃禍》故事中使用的元素這幾年已經有不同面目的出現。《黃禍》開篇寫的是大水,98年長江不是發了大水嗎?波及兩億人口,造成兩千多億的損失。那災難的背後原因就是人口過多,砍伐森林、圍墾湖泊、堵塞河道等,造成了生態的失衡。

《黃禍》中發水的是黃河,98年的黃河卻是一大半時間無水入海,那當然也是一種生態災難。黃河斷流的天數91年是16天,95年122天,97年226天,斷流長度也從131公里增加到704公里。危機加深的速度是驚人的。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斷流的意象比發水還令人沮喪。黃河近年沒發水跟北方持續乾旱有關。其實黃河自身的泄洪能力早已驚人下降。98年花園口1號洪峰的流量僅為58年的21%,水位卻超過58年0.56米。下游黃河有幾百里高懸空中(高出河南新鄉20米,高出開封13米),一旦遇到洪水決堤,破壞將難以估量,成為推動危機爆發的引信完全可能。

目前中共黨內雖然看似偃旗息鼓,然而黨內鬥爭說穿了就是爭奪權力,只要權力結構是專制的,得到權力就只能通過鬥爭,平衡必定就是暫時,發生鬥爭才是必然。而社會的基本矛盾從底層向上傳遞,最終也會引發高層鬥爭,不同的利益集團都會在高層尋找自己的代表,由此形成向上的凝聚和富集。只要有一天社會的深層危機浮上表面,眼前平靜就會立刻打破。台灣現在採取對大陸不介入的對策,但是台灣的當權者和百姓不會不明白,近在咫尺的大陸是躲不過去的。只要大陸仍然由中共統治,台灣頭上就時刻懸着利刃。面對這樣的威脅,我不太相信一旦有一天只需要台灣助一把力就能在大陸推翻中共,台灣仍然會不介入,那不是幫助大陸,是在救台灣自己,現在只是還沒出現那個時機而已。

設想未來,如果中國發生動亂,導致生產萎縮,這塊土地無法再養活如此多的人,被求生欲驅使的中國人就一定會走出國界,走向世界。現在只是為了掙多一點錢,他們都不惜冒死偷渡,將來面對的是生死之交,難道能指望他們坐以待斃?當年幾十萬越南人漂洋出海震動了全球,如果百萬、千萬、上億中國人走向世界,將導致怎樣的反應鏈條?最終造成什麼結局?現在雖然無法預料,但可以確信那必定是致命的。

人們認為《黃禍》中與今天最不貼邊的是美蘇核戰。不錯,俄羅斯現在淪落了,但它仍然掌握着一個足夠把世界摧毀幾次的核武庫。一個掌握着致命武器並且充滿挫折感的巨大窮國,有可能比原來還可怕。說它窮,已經不得不賣家底,但你看它賣的都是些什麼──蘇凱戰機、宇航設備、航空母艦……這樣一個國家,誰能斷言它將來會毫無作為?

99年4月上萬法輪功信徒包圍中南海,震動了中共,也震動了世界。隨後的《亞洲周刊》說《黃禍》預見了氣功團體的強大能量,並稱"文學的洞見往往出奇的準確"。事實上,這種模擬多次出現,流民、生態、人蛇等方面一出現問題,就會有人提到《黃禍》。甚至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中國掀起反美運動,也被聯想到《黃禍》中的一些情節。

我則在祈禱,《黃禍》中那些元素的再現到此為止,後面那些可怕的故事千萬不要再繼續成為現實。

◎穩定之下的危機

十年來,我的內心沒有隨時間的過去而放鬆,反而越來越強烈地感到劫難正在逼近。無疑會有人認為我把問題極端化了。我說中國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但類似的說法歷史上從未斷過,中國國歌的歌詞也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刻"。哪個年代的憂國之士不曾擔心中國要亡?鴉片戰爭面臨的列強、民國初年的軍閥混戰、日本佔領大半個中國、還有文革和六四,不都好像馬上就要沒有明天?可是中國都一樣過來了。今天談論的中國危機,是不是還會像過去一樣,不過是一種當事者迷的過度解釋,中國還是會安然過去。畢竟幾千年的歷史航船都走下來了,怎麼會偏偏就在今天觸礁沉沒?

對此,首先應該談的不是危機,而是中國目前為什麼會這樣穩定?如果真存在那麼嚴重的危機,為什麼現在看到的現象是相反?而我恰恰在這種穩定之下,感到着最大的危機。

今日中國除了政權以外,沒有任何因素可以在整體上對社會進行整合。政治反對派、意識形態、國家化軍隊、宗教、公民社會那些任何完善社會所不可缺少的整體性整合機制,不是已經死亡就是被剷除,或是在壓制下無法生長。唯一的整體整合力量只剩下政權。中國社會在這種情況下前所未有的穩定一點也不奇怪的,因為在這個社會當中,除了政權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凝聚社會,引導人民,對政權形成挑戰,一切都只能在政權的指揮棒下運行。

所以,當今中國的基本狀態是這樣的:一方面是社會自由度擴大,出現了很多新的空間,原來那種社會分子之間被強加的剛性連接逐漸解除,但是並沒有新的組織化形式取而代之,隨之而來的是社會越來越散漫,雖然人人都在鑽營,但都是一盤散沙的個體行為,或局限在很小範圍的整合。另一方面,政權控制和管理整個社會。形象地形容這種狀態,就是一隻政權的桶裝着十三億人的散沙。散沙內部進行着活躍而無序的分子運動,而桶因為失去信仰的凝聚也已經"脆化",從毛澤東時代的鐵桶變成了今天的玻璃桶。然而散沙無論如何不會挑戰桶,哪怕桶是玻璃桶,這就是今日中國在外人眼裏顯得穩定和繁榮的原因所在。

但是,這穩定並不是吉兆,卻應該說蘊含着極大的危險。危險在於,萬一一次意外的震動使那玻璃桶破碎了呢?──唯一的整合就會喪失,社會就會失控,那時的中國將會怎樣,能夠怎樣呢?所有的危機將一同爆發,桶里的散沙也就會漫天飛揚,無法收十。

不願意看到這種前景,問題就成了中共政權到底會不會垮?如果它能夠永遠屹立,也就沒有什麼可愁。即使過得不太好,至少不會有大災難。然而回答顯然應該是否定的。不談具體,僅從共產黨自己尊奉的"歷史唯物主義",世上就沒有永恆的事物,中共自身當然也不例外。何況它的高度腐敗、意識形態缺失、喪失民心等,都已經構成它可能垮台的因素。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它以自覺的死亡挽救中國,然而現實沒有讓我們看到那種前景的絲毫希望。

◎我們能否逃出劫難

有人也許會說,中共政權垮了難道天就會塌?車到山前自有路。歷史有過多次大起大落,政權崩潰也層出不窮,不都過來了。不錯,歷史有多種可能,但今天中國與過去的不同是,以往即使其他整合因素都失去作用,至少還有一個"框架"在支撐,一個"底座"在承托──那"框架"就是文化,"底座"就是生態。

一個社會發生政權崩潰,只要文化結構保持完整,傳統的倫理、道德、調整人際關係原則和價值系統還在,人們就可以在沒有法律和警察的情況下自行維繫,社會就仍然是凝聚而不是發散的,即使社會失去了政權的整合,也仍然可以維持基本穩定,獲得一個緩衝時間以重建政權、法律等上層建築,繼而重新整合社會。

如果這種文化結構沒有了,那就危險了。人們只要沒有警察看管就相互損害,那麼政權垮台,控制消失,人與人的關係就將以爭鬥為主,社會因此會進入發散狀態,動亂將迅速放大,社會重新創建統一政權和有效法律的過程,將需要漫長時間。

如果那時人口不多,有一個好的生態,事情也不會到最糟程度。人們雖然不能同舟共濟,共渡難關,至少可以分散到自然中去,各自找一塊地耕種,找一片水捕魚,或是找一片樹林狩獵,總之能活下去,直到社會重新穩定,創建新的整合。而且在好的生態環境下有重新創建整合的物質基礎,人們也有為更大利益而聯合的可能,因此那種整合會從局部逐步向整體擴展,最終實現新的統一。在那種過程中,即使社會政治發生大變化,卻不妨礙民族和文明的延續。歷史上很多民族都有過這樣的經歷。

然而不幸的是,我們今天面臨的狀況可能比過去任何時期都要絕望,今天的中國既失去了能夠支撐社會的文化結構,又沒有了能在最後關頭承托社會的生態底座,一旦唯一能夠進行整體整合的政權垮掉,就可能落入一個碎片化乃至粉末化的墜落過程。最終災難非常可能是毀滅性的。人類歷史曾數度發生過大文明的毀滅,我們沒有理由盲目相信中華民族一定不會滅亡。

嘲笑這種擔憂是容易的,但遠不如正視這種擔憂對中國更有益。"杞人憂天"頂多是白費了憂慮,而"不見棺材不落淚"卻會在看見棺材時悔之莫及。前者的代價微不足道,後者的代價卻是承受不起。生活常識經常告誡"以防萬一",那麼哪怕未來發生危機的可能只有萬分之一(何止),我們也只用萬分之一的力量應對,十三億中國人中就至少應該有十三萬人投入為危機做準備。而事實上有幾個人?且都被視為"有病"。

悲觀論者不一定全是在扮演糟糕角色。古人教導"臨事而懼,三思而行,好謀而成"的慎行原則,就是要多考慮不好的可能。從這種意義上,悲觀有其獨特的價值。然而悲觀論者面臨一種悖論,人們如果聽信他們的預言,做出了努力去防止,他們的預言就會落空,也就會因此被譏笑為杞人憂天。

所以萬能的上帝為了避免這種尷尬,做預言時總要附加一個條件──就是人們全都不信。

二OO一年

責任編輯: 李安達  來源:happytime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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