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農張大爺，身上有塊疤。大爺告訴我，這是仇恨疤。」這是七十年代末我在萬壽上小學時一篇課文中的幾句。全班同學一齊背誦，場面很壯觀。下午放學後，我和幾個夥伴還饒有興趣地邊往家走邊齊聲背誦，惹得路人頻頻側目，有的忍不住誇我們幾句，說我們聰明伶俐，我們背得更起勁了。
回到家時，母親正在灶門前拉風箱燒火，爺爺坐在靠近門口的一個粗糙木板凳上，邊抽長煙袋邊和我母親說着什麼。也許背興未盡，也許是想在他們面前顯擺一下，我站在門口搖頭晃腦地大聲背起來。模糊聽見爺爺嚴厲地說了句什麼，站起身氣憤地走了，媽媽立即大聲呵斥我停下。
我從沒見爺爺這麼嚴厲地對待過我，更沒想到會招來媽媽的呵斥，我傷心地閉着眼仰頭大哭起來。媽媽咬緊牙小跑過來，揚起手給我一耳光。我哭得更大聲了。媽媽咬緊牙厲聲說：「你還好意思哭？你剛才都背了些什麼？你不知道你爺爺就是地主嗎？」我突然猶如五雷轟頂，止住哭聲，嚇得呆站在那裏。
「地主」這個令所有好人都仇恨的壞蛋的代名詞，怎麼會和我爺爺掛上鈎呢？全世界公認的好人雷鋒，小時候上山砍柴，被狠毒的地主婆奪下柴刀砍傷。小學生劉文學放學回家路過辣椒地，看見地主偷辣椒，劉文學大喊地主偷辣椒，那地主把劉文學掐死。地主太狠毒了，我和夥伴們看小人書，看電影，每看到窮人鬥地主、殺地主，無不拍手稱快。
可是現在，媽媽卻說我爺爺就是個地主，我幼小的心裏怎能不翻江倒海呢？我一直認為我們全家都是好人，爺爺在生產隊餵牲口，每次看到我，也像別人的爺爺那樣，有時摸摸我的頭，有時抱抱我，有時還從懷裏掏出一塊糖給我，那糖常常都化得和糖紙粘在一起，上面沾着草屑塵土。難道爺爺曾經是壞人？曾經像其他地主那樣欺壓百姓？只是現在迫於壓力裝好人？如果爺爺是地主，那麼我呢？難道是地主羔子？我不敢往下想了，我的階級路線開始混亂了。從那以後，再看見爺爺，我就遠遠地躲着，看着爺爺那張瘦長、嚴肅的臉，越發覺得他神秘，可怕。在學校里，同學們再說鬥地主的故事，我都嚇得不敢作聲，害怕同學們知道我家的底細。
後來媽媽告訴我，當年爺爺跟着他的父親開染坊，攢下點錢，置了幾十畝地，蓋起了東西兩個跨院，一個大門樓。平時地里的活都是自己打理，農忙時才僱傭幾個短工。這些短工中有一個後來當了村裏的支書，我家就倒霉了。本來我家地不多，也沒雇長工，是沒資格定為地主的，就是因為這個短工支書，讓我家享受到了地主待遇。
每當村里開憶苦思甜大會，我爺爺、奶奶、父親就會被揪到台上，像罪人那樣彎腰站着，接受全村貧下中農的控訴。他們控訴爺爺的最大罪行有兩個。一個是爺爺讓短工干很多活，給的工錢卻很少。母親說，其實那時僱人幹活都是按行市來的。另一個罪行就是爺爺曾經先後娶回了四房太太，而很多窮人卻打光棍兒。爺爺雖然娶了四個太太，但並不是同時存在的。那時醫療條件差，不用什麼大病就會死人。爺爺同時存在的只有東西兩個跨院的兩房太太，而且除了大家閨秀四奶奶，其他幾位太太都下地幹活。我小時候見到的就是四奶奶，總是幹頭淨臉的，收拾得很清爽，衣服平平整整一絲褶皺也沒有，真的沒見她下過地，具有閨秀的風範。
最可憐的是三奶奶，她第一次被拉去批鬥的時候，正在坐月子，小寶寶才下生三四天。被批鬥一天，晚上也沒放回來，關在大隊的一間空房裏。快天明的時候，三奶奶心急如焚，偷偷跑回家，看到心愛的小寶寶已氣絕身亡。三奶奶又急又怕又傷心，受不了站在台上接受批判的屈辱，懸樑自盡。
我家成分不好，三個哥哥不好娶媳婦，我從小就常常聽媽媽和父親嘮叨：你大哥只要有姑娘願意跟，不管花多少彩禮錢咱都願意。你二哥和三哥就不用發愁了，就用你和你妹妹換媳婦。我那時候還小，不大懂事，但是我知道那不是什麼好事，每聽見媽媽如此嘮叨，心裏就灰灰的，覺得自己的未來很暗淡。父母本來是不打算讓我上學讀書的，那時候女孩兒上學的本來就不多，但是，考慮到我未來換親的悲慘命運，他們心懷愧疚，為了表示補償，就讓我去讀幾年書，少下幾年地。
多虧父母的愧疚之情，否則，我怎麼會敲出今天的文字來呢？就在我讀書的那幾年，一切運動都結束了，全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的哥哥們都那麼勤快能幹，很快就娶上了媳婦。謝天謝地，我和妹妹不用為他們換媳婦了。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十二期，2011-0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