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9年，我母親在南京的一家醫院裏拿出一塊創可貼。護士們圍着看，驚訝不已。
她們說：」西方什麼都有」。
當時我們全家來中國探親，我在上海的親戚們同樣對我們的一口好牙和豐滿的體態驚嘆不已，更不用說我們對美國洗碗機、冰箱和空調的描述了。伴隨着這種隨處可見的敬畏，我們也受到了貴賓待遇。
主人拿出一瓶瓶昂貴的橙色蘇打水，隨意地與昂貴的溫啤酒混合在一起。我們不能不喝，就像我們不能不接受政府指派的「嚮導「一樣，他們的工作就是嚴格監控像我們這樣的遊客。
不管是不是親戚，我們都是外國人。
1981年，我回到山東礦業學院教英語，學生都是煤礦工程師，他們準備出國留學，以便帶回更安全的採礦技術。我是他們的「外國專家」。因此，我的公寓裏不僅有坐式馬桶，還有自來水，這是聞所未聞的奢侈品。
我的管家會在屋頂的大水桶下生火，等火燒好了，就轉動浴缸里的水龍頭把手。
下課後，我的學生們會把凳子搬到籃球場上，各自面向不同的方向，一坐就是幾個小時。他們熱愛祖國，希望國家強大，對我這樣的西方人心存感激。雖然我們是外國人，但我們幫了大忙。
幾十年後，中國蓬勃發展。多年來，我曾以教師、訪問藝術家和遊客的身份多次造訪中國，上海酒店的工作人員總是雙手、低頭和微笑着，將信用卡還給我。
但在中國經濟越來越繁榮的時期，據說世界上四分之一的建築塔吊都在上海，從原來的稻田裏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樓，讓人們的態度發生了變化。我的信用卡開始被單手奉還，接待員幾乎沒有抬頭。
我的親戚們也不再要求我給他們帶美國貨了。他們說：」中國什麼都有。」
正如許多人自豪地宣稱的那樣，20世紀是美國的，21世紀是中國的。
今天，很少還能聽到這種勝利者的口吻。相反，人們談論的是對中國政府失去信心和信任。人們仍然為自己的城市感到自豪，因為上海現在擁有一流的國際化美食和一塵不染的街道。這裏有大型的新體育中心，提供網球和槳板運動，還有粉色沙灘的人工海灘。
城市也比過去綠化得多。玉蘭樹和櫻花樹隨處可見，就連高速公路下的隔離帶也進行了綠化。得益於無處不在的監控攝像頭，上海的治安非常好。
然而，在表面之下卻潛藏着一種頹廢感。在這座聞名遐邇的國際大都市裏，與以前相比，外國人少得奇怪，許多人因為大流行期間的窒息政策、國際公司裁員或其他原因而離開。
服裝店空空蕩蕩，許多其他商店也已關門。南京西路商業區過去人山人海，現在卻奇怪地人跡罕至。
對2022年春天為阻止Covid-19病例的激增，在幾乎沒有時間做準備的情況下被封鎖了兩個月，上海人仍然而感到憤怒。由於生活必需品短缺，泰諾都是按粒出售。即使是封鎖後的政策也是如此嚴厲，以至於居民走上街頭抗議。
但對許多人來說，從李克強總理2014年敦促年輕人自主創業開始，大流行的災難只是政府一系列失誤的開端。這一失誤和其他失誤，讓一批又一批人失去了畢生積蓄，許多中國人現在將經濟陷入停滯歸咎於政府的無能和反覆無常。
正如一位上海朋友所說的那樣，政府把中國轉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像旋轉的汽車一樣，引擎停轉，車輪鎖死。
結果是房地產價格急劇下降且跌勢不減，以至於像我朋友的父母這樣的老年人，無法賣掉公寓來支付護理或輔助生活費用。他們肯定不是唯一受到經濟衰退影響的人。醫生們發現自己受到了擠壓，許多病人沒錢做手術，而商人們則束手無策，不願在如此不可預測的環境中進行投資。
許多大學畢業生面對嚴峻的就業市場，基本上都輟學了，或者說是「躺平「了。似乎就連在校學生也未能倖免於這種普遍的絕望情緒。正如我採訪過的一位老師所說，當社會生病時，孩子們就會付出代價。很多家長都知道自己的孩子因為抑鬱而不得不輟學。
當然，所有這一切，西方都是替罪羊。人們說，西方反對中國的崛起，中國最喜歡的另一個敵人日本也是替罪羊，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的野蠻侵略和隨後對中國的佔領至今仍令人憤憤不平。
無論是誰的責任，移民出去的人數都在上升。根據聯合國的數據，在過去兩年中，每年都有超過31萬中國人離開中國，與之前到2019年的十年間平均每年約19.1萬人相比，增長了62%。那些有能力出國的上海人喋喋不休地談論着「出走」，甚至是去像美國這樣被官方唾棄的國家。
這並不總是一個好的方案。我的一位朋友在波士頓讀了六年研究生後，回到中國定居，她說自己懷念中國家庭生活的溫暖。沒有人會對在另一個國家立足的困難抱有幻想。在中國，人們都在談論一個全新的移民階層，這些女性放棄了高薪職業，陪着她們的孩子來到美國，讓他們儘早融入美國社會，最好是在初中或高中階段。
至於她們犧牲能換來什麼成果，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孩子們真的能成為西方人嗎？他們會像幾十年前的我一樣成為外國人嗎？
中國的情況可能會發生變化。那些「躺平「的人並沒有睡着。他們在觀察，總有一天會站起來。
但與此同時，上海的人們，用他們的話說，只是心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