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央商務區大樓，攝於2021年11月23日。在經濟增長放緩、安全法收緊的背景下，隨着國際競爭對手紛紛從中國大陸和香港撤退，被稱為「紅圈」的中國大陸八家頂級律師事務所，正加緊出海。這可能是中共發動的法律戰一部分。專家表示，中共可能開始覺察到法律服務業，也必須要由中國律所來牢牢掌握，中國律所可能不得不面臨向當局提供信息的法律困境。
中國頂尖的「紅圈」律所出海
《金融時報》近日報導，總部設在北京的京師律師事務所已宣佈計劃今年在韓國和日本設立辦事處；漢坤律師事務所在設立新加坡辦事處幾個月後，於12月在紐約開設了分部；德恆律師事務所去年在老撾設立了首個東南亞辦事處，提供與「一帶一路」相關的法律服務；盈科律師事務所在南非開設了辦事處。
中共司法部的數據顯示，中國律師事務所的海外分支數量已從2018年的122個增加到2022年的180個。截至2023年11月，如2018年相比，中國涉外律師也增長了4800多人，增幅達67.8%。
日本的高律師告訴大紀元，國內的投資者往海外擴張，他們需要法律服務，又不懂當地語言，肯定希望找中國律師懂海外法的那種。從去年開始中國律師出海增加，上海律師說上海鼓勵他們開海外分所。
高律師表示，這些年律所海外擴張確實很瘋狂，應該是服務（中共）政府的海外擴張戰略。「我聽一個做海外業務的同行說，這幾年（中共）國家鼓勵投資海外，比如東南亞製造業，民企涉及的新能源、新材料、電動車、太陽能面板等。所以就需要相應的法律服務。」
「比如國內的公司來日本投資，可能通過我找到日本律所會比較放心，也就產生了國內的律所在海外擴張的動力。」高律師說。
中國律師的出海潮固然與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有關，更重要的也許是，伴隨着美中地緣政治緊張，外國律所紛紛離開中國，這也讓中國企業更傾向於找中國律師。
路透社去年11月發現，在華最大的73家美國律師事務所中，有32家在過去十年中縮減了在中國的業務。自2018年以來，美國48家最大律師事務所中的26家減少了在北京的業務。
中共司法部的數據顯示，自2017年以來，外國律師事務所在華註冊開展業務的辦事處數量已連續五年下降。2018年至2022年，有17家美國律師事務所在華代表機構被取消登記。
《日經亞洲》去年11月報導，業內人士透露，在中國一些私營和國有企業已經從國際律師事務所轉向國內律師事務所。一些小客戶是因為財務限制，中國律所費用明顯低於國際同行。其他人表示，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也使中國客戶更傾向於與具有「相似心態」的本土律師事務所合作。
美國學者虞平。（受訪者提供）
美國法律學者、獨立時評人虞平對大紀元表示，中國律師相對便宜，這也是為什麼外國律所不太願意介入一帶一路。當然中共國企更希望用中國律所，他們在海外投資的信息不會泄露給外國律所，儘管國際律所也會保密，但是不管怎麼樣，國企總有擔憂。除非到一些發達的國家他得用當地的律所，否則他一般用國內律所。
另外，中國企業投資也轉向了東南亞、中東、非洲、拉美等與「一帶一路」相關的市場，這也能解釋為什麼很多律所設在「一帶一路」沿線。
據中共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2022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同比減少8.8%，但面向亞洲（香港除外）的投資額達到與上年持平的267億美元。
《日經亞洲》報導，2023年中國約50%的區域投資流向東南亞，同比增長27%。建築施工以國有企業為主，大多數新的私人投資者都涉及能源轉型和電池材料領域。印度尼西亞是最大的單一接收國，接收金額約為73億美元。
虞平表示，在對華「友好」的市場去投資，這是正常的，因為他通過投資能夠影響國家政治，也沒有那麼多複雜的法律要求，這些國家往往也會給他開綠燈。當然做起來比較方便，這也是共產黨做事的一貫做法。
中共的法律戰
自2001年加入WTO，中國大陸曾有一段時間掀起與世界接軌的浪潮，表現出接受歐美法治概念的姿態。中國律所有更多機會接觸國際業務，但當時有數百年經驗的外資律所才是企業首選。
但之後中共逐漸在法律的各個方面重新開始管控，從2012年開始，律師在宣誓時必須宣誓效忠中共。2017年1月，中共最高法院院長宣稱，司法獨立是「西方國家鍾愛的錯誤觀念」。
自從美中貿易戰開始以來，法律戰成為中共與西方對峙的另一條隱秘戰線，從那時開始，中共制定了多部反制裁、加強國安方面的法律。
2019年2月中共黨魁習近平在《求是》發文說，「在對外鬥爭中，我們要拿起法律武器，佔領法治制高點，敢於向破壞者、攪局者說不。」
中共外交部長王毅2023年6月發文，「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包括善用法治武器，不斷豐富和完善對外鬥爭法律『工具箱』」、「明確反制外國對我國干涉、制裁、破壞的限制性法律規定。」
許多在華經營的跨國公司在決定是否遵守美國法律或中共法律時，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比如，2021年1月中共商務部發佈新規定，阻止中國企業和公民遵守「不合理」的外國法律和措施，勸阻外國公司遵守美國禁止與中國個人和華為等公司進行商業交易的限制。
滴滴出行宣佈將從美國退市。本圖為滴滴出行北京總部。(Jade GAO/AFP)
如此同時，對於中國企業來說，在海外開展業務時遵守本國政府法律的重要性也在增加。2022年中國最大的網約車平台滴滴出行因數據安全而從紐約證券交易所下市。中共證監會官員去年警告律師們，必須「嚴格執行」2023年2月份發佈的境外上市新規，他們特別引用了第12條，該條禁止有關中國的負面信息。
「涉外法治」逐漸也成為一個高頻詞，並在2022年首次出現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2023年11月習近平在「加強涉外法治建設」的集體學習會上稱，要培育一流的中國仲裁機構、中國律師事務所，培養出一批「政治立場堅定、專業素質過硬、通曉國際規則、精通涉外法律實務」的涉外法治人才。並要主動參與國際規則制定。
中共官媒《解放日報》2023年9月報導，上海正在着力打造「面向全球的亞太仲裁中心」「上海國際法律服務中心」。上海律協還制定了長期涉外律師培訓計劃——「領航計劃」，目前已經累計培養了302名精通涉外業務、國際規則和跨語言、跨文化運用能力的涉外律師。上海從事涉外法律服務的執業律師已經近3500人，佔全市律師總數10%。
在美中相互脫鈎、相互制裁、陷入法律戰的情況下，中國律師出海的背景並不簡單。
匯理國際政策顧問集團董事長譚耀南。（陳柏州／大紀元）
匯理國際政策顧問集團董事長譚耀南對大紀元表示，在過去中國有限度的開放過程中，西方的大所一開始是透過香港，後來到北京、上海，但它們在中國的運營，基本上還是西方那一套，對客戶的最大利益、能夠不受政府的約束等等。顯然中國（中共）政府就發現這個跟它整個戰略會有衝突。
譚耀南表示，以前不是這樣子，以前中國對外發展的時候，包括技術設備、法律、會計師、投資銀行、金融體系等專業的服務，都由西方提供服務，一直到前幾年都是這樣。中國企業到海外基本上都是透過這些英美的大型律所。
「但是疫情過後，北京開始覺察到紅色供應鏈裏面最重要、最後端的法律服務業，也必須要由中國的律所來牢牢掌握，都要由以中方為核心的法律服務業的律所來提供。你沒有很精細的、很複雜、很深入的法律服務提供架構、提供合約，提供可能征訟的預防或者征訟的時候，怎麼處理？」
他認為，以後西方律所基本上不太可能做中國的生意了，接下來投行也是如此，現在其實已經如此了，會計、審計服務是不是也是如此？估計也是。
譚耀南表示，外國律所的遭遇與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在中國的遭遇一樣，很多重要的業務、重要的機密、重要的核心思維，重要的一些戰略思維。現在北京開始理解說，這個不能夠跟以西方尤其是英美的大型律師事務所來合作，必須要把這些東西放在中國律所裏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