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時候開始奧斯卡變得索然無味呢？或者說，什麼時候電影開始變得索然無味呢？比如《周處除三害》在中國大陸走紅之後，不少人跳出來分析它以台灣電影身份而成功的密碼。這某種程度上回答了第二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可能是當你發現「誰值得贏」的理由到底誰說了算的時候。或者用廣東話來講，它不僅是話事權問題，它還被「搬龍門」。
什麼時候開始奧斯卡變得索然無味呢？或者說，什麼時候電影開始變得索然無味呢？比如《周處除三害》在中國大陸走紅之後，不少人跳出來分析它以台灣電影身份而成功的密碼。這某種程度上回答了第二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可能是當你發現「誰值得贏」的理由到底誰說了算的時候。或者用廣東話來講，它不僅是話事權問題，它還被「搬龍門」。
奧斯卡早期公佈結果的時候，嘉賓會說「the winner is…」，後來不知道誰建議，絕大部分人都改成為「the oscar goes to…」，以此彰顯大家並非爭個輸贏，這個形容大有「命運使然」的意思，因為輸贏就要有計分和扣分方法，可是運氣不需要如此。The Oscar Goes to…像是在描述一個客觀中立的事實。由得我們這些看客去爭吧，誰好，誰不好。
另一點是，當我們談起奧斯卡「想要怎麼樣」時，聽起來像是把整個學院形容成了一個蜂巢，實際上它是由數量龐大的各自為營的會員們組成。奧斯卡想怎麼樣？它不想怎麼樣，它最終是一個統計結果，它本身沒有意識。這些不是2024年的奧斯卡，它其實是每一年的奧斯卡。
只不過，我們每年都在努力迎合這一場秀。奧斯卡沒有意識，但卻有階層。能夠讓發行商反覆行銷到讓學院會員們記住，本身已經是一種特權，學院才是the zone of interest。於是才有人為《芭比》叫屈，為《奧本海默》叫好，串詞說得好，這兩部電影是monster hit（特指《芭比》），當Kimmel用笑話形容《芭比》的成功時，他說電影重啟了這個玩具的命運，他的太太曾經根本不會想要買。這是一個殘酷的事實，這一部被廣大女性渴望能夠發揮作用，賦予收穫的電影，終極效應是提升了玩具的銷量。同時，學院非常擅長控制奧斯卡舞台的大小，一旦拉開帷幕，所有人就只會去看去討論鎂光燈下的那幾部戲。
這像是一場巨大的障眼法，當然，什麼才是好電影沒有可以參考的客觀可量化的標準，但是當好電影的名額只剩五部或者十部，最後只有一個單位可以勝出時，它確實就在粗暴地下定義。比如今年，奧斯卡定義的「最佳」就是調動排山倒海的資源來滿足白人男性的救世主心態，《奧本海默》是普羅米修斯，同時它也是《沙丘》（並非今年入圍作），只是導演重新修飾了什麼叫做「貴族」，在《奧本海默》導演Nolan的規則里，掌握物理科學就是貴族的條件，最好再悲天憫人，心懷天下。電影想要打動誰，最終成功了沒有，這些都是殘忍的。
媒體煞有介事地介紹說，這是事隔多年之後才有票房大片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獎。但這確定不是一次諷刺嗎？最終市場上電影票投票的結果，和奧斯卡評審的投票結果一致，討論度最高的影片也是唯二最大賣的影片，在這個維度上，留給我們討論的角度非常有限。電影到底還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商品呀，奧斯卡有不可反抗的框架，不可質問的規則，不容質疑的標準。比如給出了極佳表演的海外演員，以陪跑的姿態陪坐，看客們不會覺得有問題，反而都可以分析一萬條理由，為什麼這些海外的好演員（尤其非英語母語）不會拿獎，說完一萬條再看，沒有一條是跟電影和表演藝術有關的。而大家覺得這天經地義，這位演得很好沒錯，但是不會贏。無形之中，奧斯卡塑造了我們的價值觀，且可以是完全拋離電影標準的塑形。
是好電影，好的電影人就必須贏嗎？或者只有贏，才值得討論嗎？在這個基礎上，也難怪奧斯卡提名影片的水平一直只能在某個區間徘徊，因為稍微真的有所冒犯的電影，就上不了這個舞台，無法冒犯的藝術形式，終究將會枯萎。這整件事都像被《American Fiction》說中了，在奧斯卡這個體系里，符合這個社群「好電影」的框架才有可能突圍。甚至人們對所謂「好電影」有了某種刻板印象，那些特地寫出來的黑人題材小說只有迎合才可以成功，因為滿足了白人庸俗的想像，而變得叫好叫座。奧斯卡同樣以某些固定的公式接納着不同投資等級的電影，今年奧斯卡的公式和電影市場的公式重合了，它點出了那個我們忽略的事實，奧斯卡才是真正的「American fiction」。某程度也說明，這個遊戲更困難了。否則以奧斯卡過去的傲慢，萬萬不會青睞這個體量的商業作品，即便有類似的人格書寫和價值確認，《奧本海默》和《芭比》這樣的大片本來應該很難被大獎認可，不過電影都被AI打到門口了，藍光都被串流帝國打到希望全無了，有這樣的「格局擔當」「票房擔當」，學院臉上會好過一些。《可憐的東西》當仁不讓是「品味擔當」，我有時真的懷疑那些談吐迷人的電影創作者在學院裏到底是怎樣的存在啊？他們也走錯了同溫層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