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真實的他的確能經世濟民，但不是以你想像的那種方式。
在中國文明史上，南北宋堪稱群星璀璨，但若說在老百姓中的影響力，南宋首推岳飛，北宋則首推包拯。
前者能讓千年以後的導演依然拍一部《滿江紅》賺足票房，後者則能讓千年後的百姓遇上不平事依然跑去哭拜。這倆文化IP遍數古今真的也是沒誰可匹敵了。
可有趣的是，岳飛和包拯的民間形象，與他們的歷史形象的差距，恰恰又是極大的。岳飛的故事我在《岳飛的真正死因：不被允許的Plan B》一文中曾經解析過了。
今天我們聊聊包拯。
提到包青天，人們第一時間想到的應該都是小說里的那些案子，什麼鍘美案、烏盆案、狸貓換太子等等，在這些案子當中，包青天的形象不僅是鐵面無私、不畏權貴，更重要的是英明睿智、明辨是非，宛如後世西方偵探小說中名偵探們一樣，把案情抽絲剝繭的還原清楚，給當事人一個清白。
可有趣的是，明辨是非、「名偵探包龍圖」這個形象，恰恰與戲劇里的黑臉一樣，是跟史料中的包拯離得最遠的。
《宋史·包拯傳》當中倒是確實記載過一樁包拯「明辨是非」的案子。說他在地方上當知縣時，有一天有人告狀說自家的牛舌頭被割走了。
這種類似今天你自行車被人放了氣的案子，當然是很難破的。可是包拯說，你回去把牛殺了賣肉就行。
這命令可謂驚世駭俗，因為按照宋朝法律，老百姓無故私殺自家的牛馬是犯法的。
於是不久之後，就有人跑來告發，說某某殺了自家的牛。
包知縣一拍驚堂木：老實交代！當初割了牛舌頭的，是不是你這小子！
包拯的邏輯是這樣的：北宋子民又不是仙台人，割牛舌這種事損人不利己，什麼人會幹呢？肯定是他家鄰里中與他有私怨的人，靠這種陰惻惻、難以追責的事情發泄怨氣。既然有私怨，又偷割了他家的牛舌，肯定會盯着他怎麼處置這頭牛，一看這家人居然乾脆把牛殺了，當然要落井下石，出首告發。
所以舉報這家人私自宰牛的人，一定就是當初割了牛舌的人，此題得證。
這似乎很符合後世附加給包拯的「青天」形象。只不過有兩個問題：
第一是這套推理雖然精妙，但按照現代司法標準卻是證據缺失的，如果犯人像《名偵探柯南》裏一樣抗辯一句「你的推理很精彩，但最關鍵的證據呢？」包拯估計就得跟毛利小五郎一樣抓瞎了。
所以這個推理故事還不如《柯南》……
當然，這個問題在我國古代不存在，所謂「五木之下，何供不得？」，古代中國司法可不講究什麼「證據鏈」，進了衙門口，一通好打，看你招是不招？
像包拯這樣能夠先通過推理大體確定犯人是誰，已經算是當時的業內良心了。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雖然進了正史，但這個故事本身很可能是假的。
根據史學家的考證，「割牛舌案」這個段子在當時相似腳本實在太多了，僅在北宋一朝，就在不同的清官身上發生過六次，其中還包括曾鞏這樣也比較有名的名臣。也就是說，假如我們不假設北宋有那麼一個和「開膛手傑克」一樣的慣犯「割牛舌張三」的話。我們基本可以斷定這個案子是偶然發生過一次之後，以訛傳訛，逐漸被老百姓用在所有他們想讚譽的清官身上的套路——道理就跟你小時候寫好人好事，實在沒的可寫，就寫扶老奶奶過馬路一樣。
於是正史記載的包拯唯一一次「名偵探」，也成了真實性存疑的懸案。
那麼包拯為什麼出名呢？難道真就因為他清廉，鐵面無私麼？
如果僅僅因此，他就得後世如此附加讚譽，那豈不是說明古代中國秉公執法的清官實在是太少了，有這麼一個也成了瀕危動物一樣的極稀罕物什？
如果讀正史的話，你會發現包拯的為官生涯居然是比較「佛系」的。
他28歲的時候得中進士，以「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而論，確實是青年才俊，可是當朝廷授官讓他「知建昌府事」的時候，他卻來了個「辭不授」——工作地點太遠，父母健在，我不願去。
於是朝廷又耐着性子，改授這位「少年包青天」到距離老家不足300里的和州上任——按說這已經是打破了秦制下官員必須異地為官的慣例了。
結果包拯依然不干。朝廷這下徹底抓狂了，你這是壓根就不想做官啊！見過辭官的，沒見過一考上進士的就辭官的啊？不想當官，那你考進士幹嘛啊？
包拯打在牌面上的理由是要奉養父母，但我覺得這不是真正原因，真正原因其實關乎包拯這一生為官風格的真相。
包拯的父親名叫包令儀，也是少年得中進士，最高曾經做到了南京留守（大約相當於直轄市市長）這樣的高官。所以包拯用今天的話說，其實是個妥妥的「官二代」，他個人和他家從來不缺錢花、更不缺地位（所以京劇里什麼嫂娘含辛茹苦把他帶大的故事純屬演義）。
這樣一個人參加科舉，拿到官場的通行證，主要其實不是求官，而是證明自己——我有能力，我也可以姓趙！同時進士出身也相當於給了他一張護身符，對本地官吏構成了一種「潛在威懾」讓他們不敢隨意欺負自己。
以這個角度去解讀，你就能更容易的理解包拯為官之後很多行為——與明代的海瑞苦行僧一般要求自己恪守清廉不同，包拯的清廉與剛正，更多體現了宋代名臣那種富有和自足之後的不需要。
比如他在知端州的時候一改前任們胡亂攤牌、從民間無度攤派、索求「端硯」的惡習，除了每年進貢給皇帝的十方硯台，一方硯也不取。為什麼？除了包拯確實道德高尚之外，三個重要的輔助原因，一是人家家境好，對這些好東西都吃過見過了；二是他後台硬，沒有那麼多迎來送往的需求；三就是包拯這人官當的「佛系」，以贍養父母之名，他能從28歲的小青年「請假」到快奔四才出仕，你能想想他對當大官有多麼沒有野心。
所以與歐陽修、范沖淹等等同時代想要「大有為」、也在仕途大起大落的「慶曆名臣」不同，「佛系」的包拯這輩子的為官履歷其實非常波瀾不驚，就是那麼一路做上去的。而連帶着，他的為政觀點也非常平和。
包拯所經歷的宋仁宗時代是中國歷史上難得的「不折騰」歲月，但這段時期內依然發生了慶曆新政。
所謂「慶曆新政」其實是後來更為著名的「王安石變法」的序曲，歐陽修、范仲淹等人認識到宋朝的種種積弊問題，決心厲行改革，而他們改革方式則是進行官員考評，慶曆名臣們的改革主張非常理想主義：他們只要朝廷精選出二十來個按察使，對地方官進行巡視、考核，只消半年時間，就「足以澄清天下」。
而在這場改革運動即將發軔時，站在慶曆新政對立面的「反動派」是誰呢？恰恰就是包拯。
慶曆四年，包拯上了《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的奏書，光看這個奏摺名字，你就可以大體猜到他是對着歐陽修等人「騎臉輸出」，而在奏摺的具體行文當中，包拯以他自己和他家族的為官經驗，指出了過於這套看上去很美的新政的諸多問題：
第一，現在朝廷搞官員考核，可是監察官們也是人。那些地方上真正有背景的官員，監察官員是不敢管的，所以考核一頓的最終結果，無非是抓一些毫無背景的官員來湊數，進一步導致官場的權貴化。
所謂「孤弱無援者則按以深文，權勢豪滑者則縱而不顧」。
第二，真正道德高尚、認真辦事、剛正不阿的官員，他們在官場上是很容易得罪人的，因為你為官清正、造福百姓，就難免得罪同僚的利益，所以所謂派出按察使去「考問風俗」，一波「民意測驗」下來，風評往往最差的往往也是他們。考核越嚴格，越是逆淘汰。
所謂「遂使守節之士或負終身之玷」。
第三，加強考核帶來的效果是什麼呢？是官員為了朝廷樹立KPI，會不擇手段刷績效，而百姓在這些苛官酷吏面前是毫無還手之力的，負擔只會更重。
所謂「方今民力凋殘，國用窘迫，若乃專用刻薄好進之吏，則民不聊生，竊恐非國家之福也。」
由於王安石變法被現代史學界所肯定，慶曆新政作為其「前傳」的形象也是相對正面的。那麼如此看來，包拯上書反對慶曆新政的這些言語，簡直是標準的「反動言論」。
可是如果我們以歷史的後見之明看來，包拯的這些擔心，確實精準預言了慶曆新政所帶來的弊端，而這些弊端，在之後間接導致北宋黨爭乃至亡國的王安石變法中，呈現了更劇烈的發作。
那你問歷史上真實的包拯，他的為官原則和為政理想是什麼呢？
我想四個字就可以概括——與民休息。
比如包拯曾經上書說，漳河流域現在被朝廷劃定為官方馬場，但這個地方土壤肥沃，用來養馬太可惜了，如果能解禁，放任老百姓在那裏開墾種田，多打出來的糧食能「活人無數」。
再比如，他又建議，說現在朝廷囤重兵於河北，每年的軍餉和糧草消耗轉運費用就是一筆驚人的花費。將領們天天喊着要收復幽雲十六州，可也沒見行動啊？朝廷給遼人的歲幣也沒見少發啊……如果朝廷決定不打仗，那不如就乾脆少囤一點精兵，能擋住遼人的突襲就行，把省下的糧餉用來恩養百姓，搞寓兵於民，在河南多組織一些民兵、鄉勇，萬一遼人真的要入寇。咱能迅速集結起來，讓他們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不就可以了麼……
是的，如果把真實歷史上的包拯形象還原出來，你會發現他是一個很不討如今網上「大棋黨」們喜歡的人——他不僅沒有名偵探一樣的大腦，殺伐果決的性格，而且有點佛系，甚至有點婆婆媽媽，他反對慶曆新政（如果活到神宗朝的話，肯定更反對王安石變法），反對朝廷以「備戰」「收復燕雲」為口號用沃野良田來養馬、囤重兵於河北……
甚至他還隱隱反對收復燕雲十六州，這個在北宋時代絕對政治正確的旗號。
更要命的是，宋仁宗朝，明明是後世史家眼中中國古代史上屈指可數的太平盛世。可在包青天給皇上的奏摺當中，卻成了「方今民力凋殘，國用窘迫，若乃專用刻薄好進之吏，則民不聊生」的兇險歲月。
包拯簡直就是騎在仁宗皇帝的臉上輸出，說如今日子剛好過沒幾年，老百姓剛吃飽了一口飯，經不起折騰啊，一折騰就又民不聊生了，所以您一定悠着點。
說到底，包拯這種官員，對古代帝制王朝最不可忍耐之處在哪裏？
壓根不在於民間傳說想像的那樣、鍘了幾個皇帝的女婿陳世美、或者找了多少次太后或者國舅的麻煩，那算個屁啊？哪個皇帝真有心cosplay一下李世民，還能容不下個魏徵？
歷史上真實的包拯，對皇帝來說最不可忍耐的地方，在於他的立場是真的站在老百姓那邊的——他在不斷告誡皇帝，你少折騰兩下吧，少養幾匹馬，少囤一些兵，讓苦哈哈的老百姓多喘一口氣。
而同時代和之後的其他名臣，從歐陽修、范沖淹到王安石、呂惠卿，他們的改革方法無論怎樣變化，他們的立場其實都是站在皇帝那邊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打造一個更高效的汲取系統，從民間汲取更多的物力、財力，以支持皇帝的「大有為」。
這些人本質上是「專為君謀」的商鞅的繼承人，其所抱的覺悟充其量也就是《大明王朝1566》裏的那句看似自我犧牲、悲壯無比的名台詞——
「再苦一苦百姓，罵名我來擔！」
而包拯的這種真正站在小民立場上想問題的人，是皇上難忍，同僚難忍，甚至很多吃觀音土的命、操政事堂的心的草民百姓自己也難忍的。
所以我常想，可能也就只有宋仁宗這種中國古代歷史上打着燈籠都難找的好皇帝，這種半夜想吃口羊肉、都因為害怕折騰百姓而強忍住的仁君，才能夠忍得下包拯的這樣臣子，讓他權知開封府事，讓他做到龍圖閣大學士，還讓他留下一個「開封有個包青天」的傳說。
所以《宋史》最後的論贊說的精準：「拯為開封，其政嚴明，人到於今稱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
寫宋史的脫脫這個人，生性確實穎達，只不過元朝那個時代，給他的才學和時間實在是不足，所以宋史修的不好，他能說准了一些東西，但卻不能完全說透。
在中國古代史上，為官清廉、執法嚴明、鐵面無私的官員雖然不多，但也絕非那麼少，不過這些人身上往往有另一個標籤「酷吏」——他們在為官清廉、鐵面斷案的同時，對小民百姓也是無情的，他們會同樣嚴厲的執行朝廷下達的那些盤剝百姓、竭盡民力的指令。這些人的「清廉」「嚴明」跟他們的苛刻嚴酷本質上二位一體，都是為了成為皇帝執行其指令的工具而存在的。
所以中國古代史上兩類官員其實都有，一種是庸官，他們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寬和但循私。另一種是酷吏，他們站在皇帝的立場上清廉卻苛酷。大多數官員都在這兩個極端的光譜上來回搖擺。
而包拯此人之所以特殊，就在於他一方面「其政嚴明」，不徇私枉法，另一方面卻「不尚苛刻，推本忠厚」。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他為官即不為富裕自己、也不為效忠皇帝，他是一個真的想「與民休息」的人。
這樣的官，確實太難得了。
最近在讀郭建龍老師的《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他說中國古代史上有個規律，王朝建立之初，往往民生凋敝、國家困窘，所以皇權會被迫執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放鬆政策，導致經濟的復甦與繁榮。然而這種繁榮一旦達成之後，朝廷又會發現，繁榮社會所產生的經濟利益是多半無法被權力所調用，甚至有的時候反而腐蝕甚至解構權力的。那麼這個時候，王朝就會它的自保機制，應激性的讓皇帝仍用一批嚴明但苛酷的酷吏來為政。
他們在清廉為政的同時，更主要的目標就是用苛酷的手段重新馴服社會這頭養回精神來的野馬，讓它重新馴服於王朝的韁索。於是王朝就會進入「第一酷吏時期」，漢朝的景帝、武帝時代先後重用郅都、桑公羊，唐代的武則天時期，都是這種規律的經典呈現。
一個幽靈，商鞅的幽靈，在中國古代史上反覆的借屍還魂。
而我們看到宋代，本來這個「第一酷吏時期」應該在仁宗朝的慶曆年間就已經開始呈現，但卻沒有。
老百姓又過了十幾年「清平樂」的好日子，直到神宗時代的王安石變法才讓這個規律重現。
我想，這應該感謝有宋仁宗和包拯這樣的君臣，他們「不尚苛刻，推本忠厚」的性格，他們真正去為每個小民一餐飯、一身衣着想的立場與仁心，的確是古代王朝少有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講，包拯和他的皇帝、以及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確實值得人們的永久紀念。
只可惜，包拯身上真正的閃光之處，是很難被多數人所欣賞的。
因為在我們的文化審美中，一個人，哪怕他自己也不過是一介草民，但如果他長期被殺伐果決、金戈鐵馬、伏屍百萬、開疆萬里的「大格局史觀」所洗腦，他也很容易忘記自己的身份，把包拯這樣真正為民着想的人，看成是懦弱、守舊、甚至「聖母婊」。
而更不幸的是，在後世歷史上，這種人在中國民眾中所佔的比例其實相當高。他們忘記了寬仁，而只歡呼和期待一視同仁的苛酷。
所以民間宣傳、紀念包拯的傳說，為了符合民眾的心理預期，也漸漸走了樣。
在故事中的包拯變成了一個能鍘駙馬、審皇親、甚至通鬼神的神人。
甚至你今天去開封包拯廟，看到與那塑像同樣顯眼的，是那傳說中的三口鍘刀——龍頭鍘皇親、虎頭鍘官宦、狗頭鍘劣紳，還是皇帝欽賜，可以先斬後奏……
這還不算，包大人還必須跟江湖好漢（民間黑社會組織）深相勾結，弄個王朝馬漢、展昭展侍衛「在身邊」。
也就是說，民間把包拯想像成了一個擁有幾乎無限權力、黑白通吃、還動不動喜歡開鍘砍人，用「死刑起步」搞「鍘刀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家邏輯甚至張獻忠模式來「匡正世道」的「青天大老爺」。
包拯和仁宗皇帝如果泉下有知，估計要一起暈菜了——你不知道我們北宋殺個人有多慎重麼？「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那是宋太祖親訓啊！哪來那麼多「殺殺殺殺殺殺殺」？
但「殺殺殺殺殺殺殺」，不知不覺中這已經成了很多普通人眼中「敦清世道」有效的方式。
甚至，很多人與其說是在拜包青天，不如說是去崇拜他塑像前的那三口鍘刀，並嚮往那一聲無比解恨的「開~鍘~」！
只能說，思想和時代都已經相差太遠了，民間已經把包拯想像成了一個與真實的他截然不同、甚至性格和主張都完全相反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裏寫過一個段子，說即便耶穌真的復活，他的信徒們也不會認。
因為他們崇拜他，而崇拜是距離理解最遠的情感。
我想，這個邏輯放在包拯上也一樣。一個真實的包拯如果真的站在你面前，今天的大多數中國人就多半不會崇拜他，甚至可能特別討厭他——因為他們的三觀和治世理想，已經離他太遠了。
只是我在想一件事，廟宇里受人跪拜、黑臉似閻王、鍘人如割韭菜的青天大老爺，和那個歷史上真實的包拯，哪一個想法，才能給人們真正的「清平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