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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李洪林:我的「理論工作者」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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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很欣賞這篇調查報告,因為那上面寫的都是他也親自看到的。我們回到北京以後,田把調查材料交上去了。我很高興,能讓毛直接看到這些第一手材料。誰知我又錯了。毛澤東看了調查報告以後大怒。田家英把毛的責備獨自承擔了,從而使我躲過一劫。但我的思想卻開始彷徨了,說實話倒是「犯錯誤」,究竟怎樣才算政治正確呢?換句話說,黨的政治究竟是什麼?要怎樣才能跟得上,怎樣才能不犯錯誤呢?

不敢忘記受難者的囑託

打從一九七八年起,我就不斷收到報刊編輯部轉給我的讀者來信。因為我的文章在報刊上發表的頻率較高,又都是批判「左毒」的,所以不少來信的內容都是「左毒」受害者希望我幫他們伸冤的。我對這千里之外伸過來的求救之手,不敢有絲毫怠慢,因為每一封信都寄來一顆受難者期待的心,他們的遭遇使我感同身受。所以我把每一封信都附上我的信,一起寄到所在省委去了。我印象特別深的是黑龍江一個人,他一九五九年因為給彭德懷鳴不平而被判重刑,至今仍在獄中,家中只有老母一人,因思念他而病倒,他害怕今生再也見不到她了,所以請我搭救。

我一邊看他的信一邊掉眼淚,因為我母親此刻也正在病床上呻吟,等待我下班回去看她。我立刻寫了一封信和他的信一起寄給黑龍江省委。一兩個月後,奇蹟出現了!他來信告訴我,他已出獄回家,和老母團聚了。獄方告訴他,是我的信使省委給他平反的。這使我得到極大的安慰。

另一次使我得到更大喜悅的是我一封信促成二百多個冤案受害人重見天日。

人民日報》在一九八○年把我在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發言《領袖和人民》正式發表了。這篇文章一下子傳遍全國,結果許多因為所謂「惡毒攻擊罪」而被判重刑入獄的「左毒」受害者紛紛通過各種途徑給我寫信,要求我幫助他們伸冤。從這些信上可以看出,其實他們直接反對的不過是林彪和四人幫。這些信都是寄到《人民日報》轉給我的。他們在監獄裏或勞改場,沒有通信自由,都是通過千辛萬苦偷偷寫下,又通過千辛萬苦輾轉帶到監外投遞到郵局的。那些由於躲避搜查而時時藏匿的破舊信封,被揉得亂七八糟的信紙,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寄託着他們多麼殷切的希望!我沒有想到,自己寫的文章和會議發言竟引起這樣大的反響。過去我雖然也常接到讀者求助的信件,都是零星寄到的,我也就零星轉寄,如今這一大堆信件,都是已經定案並在服刑的「反革命罪犯」,顯然不是我這種普通幹部轉一轉申訴信就能解決問題的。最後我有了主意;把信件集中起來,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簡要地介紹一下信中所反映的問題,即現在有不少人因反對林彪四人幫而仍在服刑。然後把那些申訴信附上,一起送去了。

這封信果真起了作用。鄧小平閱後批了幾個字:「請胡耀邦同志處理。」胡耀邦雷厲風行,馬上指示公安部在全國範圍內普查一次,凡因反對林彪四人幫而入獄者,一律平反,並限期報告處理結果。幾個月後,結果出來了,全國有二百多樁這類冤案都平反了。其實這事的處理過程,我一點都不知道。當時我在中央宣傳部工作,胡耀邦有一次到宣傳部來,才告訴了我,並且說:「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救了好幾百人啊!」我才知道那封信起了那麼大的作用,真覺得不虛此生。當然,這也幸虧是鄧小平親眼看到這封信並且批給胡耀邦處理,胡耀邦又明確指示平反並且限期報告結果,所以才如此順利地把那樣多的人解救出來了。否則,憑我一介書生,怎能有回天之力呢?

《讀書無禁區》的故事

在《理論風雲》中餘音裊裊久而未衰的當推《讀書無禁區》。直到去年《讀書》雜誌撤換主編,人們還在談論這篇文章。

一九七九年春天,三聯書店創辦《讀書》雜誌,找我約稿。我寫了一篇《打破讀書禁區》。這篇文章引起《讀書》編委們的興趣,決定把它當作《讀書》雜誌創刊號的開篇文章。他們還嫌題目不夠有力,雜誌創辦人范用就把它改成擲地有聲的響亮口號:《讀書無禁區》。果然一炮打響,在知識界引起強烈共鳴。這五個字一直都是《讀書》雜誌的旗幟,成為這本雜誌的驕傲。其實這個著名的口號並非我的原創,他們改題目時也沒有告訴我。我起初曾有恢復原題之意,因為這個新題容易被好事者糾纏不休,不如原題之無隙可擊。但後來又決定認可這個新題,不往回改了,這是因為:

第一,改題目的編委陳翰伯范用等出版界元老,與我雖非至交,卻屬知己。他們改題,與文章主旨完全一致,而且更加鏗鏘有力,讀起來也容易上口。我應當尊重和歡迎這種修改,並引以為榮。

第二,更重要的是,此文一發,立刻引起強烈反響。這裏有兩個「烈」:一是熱烈歡迎,一是猛烈反對。知識界是熱烈歡迎,因為它說出了大家的心裏話。而道學家和主管思想控制的官員則猛烈反對:讀書無禁區,這還了得!「小學生能看《金瓶梅》嗎?」這是義正詞嚴的神聖討伐令。《讀書》雜誌專門為此展開討論。在這篇文章激起如此軒然大波的情況下,我必須義無反顧地獨自承擔《讀書無禁區》從內文到標題的全部責任,所以更加堅定地捍衛「讀書無禁區」這個口號了。

其實那篇文章本身的邏輯是沒有漏洞的。文章的主旨是反對把禁書作為政策,決無鼓勵文化垃圾之意,更不曾提倡小學生去讀《金瓶梅》。白紙黑字俱在,那些一看題目就興師問罪的十字軍,不久也就偃旗息鼓了。

正因為《讀書》雜誌經過《讀書無禁區》這場風浪,名氣更大了,讀者更喜愛了,所以這個口號已經成為《讀書》雜誌的標幟。一回顧《讀書》,就要談到這篇文章,所以有一次這個雜誌多少周年紀念時(我已忘記年份,好像是二十周年》,中央電視台決定拍一個專題節目,我作為這篇文章的作者,也被編入這個節目,中央台到我家來見過面,準備拍一些電視訪談。我倒是有自知之明:我這個著名的「自由化分子」,「六四」後蹲過鐵窗的人物,能在偉大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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