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爛在地里沒人收，還叫農民「放開肚皮吃飯」：這種「革命浪漫主義」已經斫喪了國家元氣，弄得人困馬乏並且開始挨餓。在這種困境下，一九五九年中共中央又訂出個一千八百萬噸的鋼指標，這在當時是絕對不能實現的空想。然而胡喬木還叫我寫出那樣一篇「鼓勁」的《紅旗》社論。我在五八年「大躍進」高潮中從未到下面走走，哪裏知道生產第一線的艱辛！所以接到這個任務，絲毫也未感到有什麼不對，而是興致勃勃地在稿紙上把那「十分」、「十二分」和「二十四分」的「辯證關係」演繹得頭頭是道。雖然這篇文稿又經胡喬木修改之後才作為中共中央權威刊物的社論發表出去為害全國，但我畢竟是它的起草者，至今想起來都心中有愧。
反映真實情況，卻犯了錯誤
作為理論工作者，為政治服務還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調查研究。我當時工作單位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它實際上是直接為毛澤東服務的一個小小的秀才班子，主任是陳伯達，副主任是胡繩和田家英，他們都是毛的大秘書。這個單位雖然「級別」很高，但並不是中共中央的職能部門，沒有行政性的任務，也沒有下級對口單位，只接辦毛所交代的社會調查和理論研究方面的任務。當時它編印一個只向毛和中央反映情況的半月刊，叫做《思想界動態》，由我負責編輯。有一次中央辦公廳轉來一個材料，是武漢華中工學院一個學生張治水寫給毛澤東的一封長信。此信全面批評了「三面紅旗」（即「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反映了民不聊生的情況，並對毛略有微詞。信寫的很懇切，希望中央能夠糾正這些錯誤。
我因脫離實際，對外面的情況並不了解，而這封信所陳述的嚴重情況，和公開報道的「大好形勢」截然相反，所以引起我高度重視。我覺得必須讓毛和中央看到這封信。尤其毛一貫重視調查研究，這個材料他不會置之不理。於是我把它登在《思想界動態》一九五九年第十四期（七月下半月）上。誰知那時中央正在廬山開會。《思想界動態》送到廬山，正是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寫信批評「大躍進」，而毛藉機發起「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的時候。真是無巧不成書，這一期《動態》來到廬山，正好撞到槍口上。
我因刊登張治水這封信，被指控為「配合」彭德懷反對三面紅旗，「向党進攻」。所以我經歷了參加革命以來第一次狂風暴雨般的批判。批判完就被「下放」到農村去「勞動鍜煉」了。
現實使我更加右傾
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我分別在北京和河北的農村中度過。黨把我「下放」，是為了改造我的右傾，不料我卻被可怕的現實教育得更加右傾了。我親眼看到了農民怎樣在人民公社的囚籠里痛苦地煎熬。這還不說，一九六二年春天我參加田家英領導的湖南調查，使我和黨的政治路線離得越發遙遠了。
田家英是奉毛澤東和劉少奇之命，到他們兩人在湖南的老家做農村調查的。我被分在寧鄉調查組，去一個炭子沖大隊，這是劉少奇的老家，其特點是餓死的人最多。尚未餓死的人也不過是苟延殘喘，在死亡線艱難地掙扎着。所有的農民，可以說都是家徒四壁。我們在一家農民的鍋里看到的「飯」是「米糠」煮青杏，所謂「米糠」乃是粉碎了的稻穀殼，並不是碾米時的副產品米糠。他的小孩們圍着桌子，仔細找尋稻殼中偶然遺留下的穀粒，剝出一顆生米粒，連忙放在嘴裏，像含一粒糖果一樣慢慢咀嚼。看了這些可憐的孩子，真叫人心酸。
炭子沖大隊的調查報告是我執筆的。對我右傾的批判言猶在耳，但我已顧不上這些指控，而是如實地把這種人間地獄的慘狀都寫出來了。我認為，這是真正為政治服務，只有讓黨了解這種可怕的情況，才能改變政策，得到人民的諒解。
田家英很欣賞這篇調查報告，因為那上面寫的都是他也親自看到的。我們回到北京以後，田把調查材料交上去了。我很高興，能讓毛直接看到這些第一手材料。
誰知我又錯了。毛澤東看了調查報告以後大怒。田家英把毛的責備獨自承擔了，從而使我躲過一劫。但我的思想卻開始彷徨了，說實話倒是「犯錯誤」，究竟怎樣才算政治正確呢？換句話說，黨的政治究竟是什麼？要怎樣才能跟得上，怎樣才能不犯錯誤呢？
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猛烈批判「三風」（「黑暗風」，認為形勢不好；「單幹風」，認為人民公社搞糟了；「翻案風」，認為反右傾反錯了），號召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這就讓我明白了：黨的政治是左比右好。
理論和政治的蜜月結束了
事實上自從中共建國以來，一直是左比右好。八屆十中全會不過是「三面紅旗」失敗之後，拒不認錯，反而重申左的方針，決心更加堅定沿着這條絕路走下去罷了。
我作為這個黨的「理論工作者」，在下鄉以前，從未接觸實際，只在辦公室里，緊跟黨的步伐，按照黨的要求寫這寫那，因此「理論」和「政治」完全一致，配合默契。可是一旦接觸實際，「理論」和「政治」的蜜月就結束了，從此就陷入彷徨的痛苦之中。
